室町幕府的官位受领

与前代镰仓幕府不同，室町幕府非常强调身份地位的高下，因而特别重视标示等级地位的格式礼仪，以维持俨然有序的封建秩序。室町时代所谓的武家仪礼，正是萌生于义满时代，经过义持、义教两代的经营，在义政在位的长禄、宽正年间确立。其中，大名、武士的官位也是体现序列秩序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
以上，是室町幕府时代武家获得官位的通制。但是，凡有通制，就必然有变体。室町幕府在日本三个幕府中，无论是统治基础和幕府本身的力量，都是最为薄弱的。因此，与镰仓幕府和江户幕府不同，室町幕府对于天皇·朝廷传统权威也就尤为借重。通过对于室町幕府三个不同时期的武家官位受领实例的列举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幕府方与朝廷方在彼此实力相消长的情况下，两者的关系以及权威大小的变化。这也就是我写作此文的目的。
（开头处有将军义政的花押）
上卿中御门中纳言
文明十一年十二月卅日
修理进藤原武久
宜任陆奥守
藏人左少辩藤原元长 奉
由此可知，口宣案实际上是一种太政官文书，由负责具体事务的职事直接向受任者传达朝廷的旨意。具体来说，由具体负责的藏人将由太政官（如前文中的中纳言正好是太政系统的官）下传的旨意书写成文，再向受任者传达。其格式为：“上卿某某”－宣旨时间－受任者－叙任官职－传旨人。
此阶段的官位推举，推举者并不只限于将军尊氏本身，当时还不是将军的义诠也有推举的实例，甚至有在北朝应安四年（1371，南朝建徳二年）二月管领细川赖之推举田原氏能为下野权守，北朝永和元年（1375，南朝天授元年）十二月推举小早川弹正左卫门为名国司的例子。这就体现了室町幕府尚处于草创阶段，诸般制度并没有完全形成、固定，本来应该成为将军特权的官位推举，并没有完全集中在将军手中。但是室町幕府也在注意改变这种状态，北朝贞和五年（1549），石桥和义派出使者前往洞院公贤处，就其希望得到检非违使官衔一事询问，以审查其是否有资格叙任，而石桥和义的身份就是“武家的官途奉行”。由此可见室町幕府的官位推举也逐渐在制度化，最终成为了将军本人的特权。这在南北朝动乱结束之后，对于稳固室町幕府的统治无疑是重要的措施。
（二） 阶层秩序的形成与官位推举
从应永到延德年间，是室町幕府的政权相对稳固的阶段。随着幕府支配体制的形成和完备，因南北朝动乱而大大上升的武家的地位，也随之进一步巩固。尤其是在三代将军义满时期，他本人的官位达到了从一位太政大臣的极位，并且模拟院政，甚至有进而取天皇而代之的图谋。可以说，当时的将军不惟是全日本武士之栋梁，亦是君临公武之上的实际统治者。——这是该时期政治生活的大背景。另外，从幕府自身的角度来说，出于维系上下等级、封建秩序和彰显统治威仪的考虑，幕府在此时期开始规范武家仪礼，强调“格式”与地位身份相符合。作为身份地位重要标志的官位，作为一种巩固幕府政治的手段，也被纳入仪礼格式的体系中。由于以上的背景，在这一阶段中，武家在官位的受领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所谓的口宣案，并不是口头宣旨而没有成文的文件。现抄录相良定赖的的口宣案如下（出自《相良家文书》）：
上卿万里小路中纳言
延文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宣旨
藤原定赖
宜任远江守
藏人头左中辩藤原时光 奉
此外，再抄录一份文明年间的口宣案（出自《岛津家文书》）：
总体来说，对于武家的官位授予，在武家时代的通例是要通过武家政权（幕府）向朝廷奏请，并且获得朝廷的敕许。源赖朝规定御家人申请官位，必须经过赖朝本人奏上，否则就将予以惩罚。此后，这就作为镰仓幕府的规定一直保留了下来。室町幕府也基本延续了镰仓时代的惯例，大名以及幕府御家人的官位，要通过幕府向朝廷申请。大名的家臣中的一部分重臣要经过幕府的推举，才能获得官位。其他的家臣，则是由其主君，也就是各大名，向幕府上呈推举状（官途状），朝廷认可其将受领的官位名称作为其通称。——这与正式的位阶职授予相比，显然是不正式的。
其次，律令官职代表着朝廷的认可，显示受领者的地位及其所拥有权力的合法性。日本的武家社会是一种奇怪的社会形态，从封建法统来说，天皇为君，将军为臣；从实际统治权来看，朝廷为虚，幕府为实；从公武关系而言，武家表面臣属朝廷，实则控制了绝大多数的世俗权力；朝廷看上去虚弱，但是又往往利用残存的传统权力和国民的权威崇拜，试图重建平安时代的旧体制。由于存在着二元的上位者，就造成了某些封建法统难以解释的悖论。代官、守护等役职，是基于幕府权威的世俗权力符号；律令官职，则是天皇君权的荣誉和象征。而从法统上来说，各地武家所效忠的对象——幕府又臣属于天皇，就连最大的役职——征夷大将军本身也需要天皇的敕许，那么是否可以说幕府本身也是基于天皇权威而存在的呢？各地武家臣属于将军，而将军又是天皇的臣子，那么是否说各武家不仅是幕府的家臣，而更是朝廷的臣子呢？获得役职与得到律令官位并不矛盾，反而是得到了世俗权力和传统权威的双重认可，是证明自身权力合法性的标志。因此，武家对于律令官职的渴求并不亚于役职，甚至在不少情况下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幕府本身权威下降的情况下。而地方有力豪强，不仅需要律令官位显示自身的权势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在某些情况下，获得高阶的官位更显示了相对于幕府的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朝廷为了体现自身的权威（尽管只是形式上的），收取高额的奏请费用，也非常愿意发放官位。
应永元年（1394），义满的嗣子，九岁的义持元服，叙正五位下，任左近卫中将，准许禁色升殿（即着禁色服升殿。禁色，非得敕许不能穿着的服色。），—— 这已经与摄关家的男子并驾齐驱了，——此外获准补任征夷大将军。这甚至超过了义满本来所希望的，让义持叙任左马头从五位下。
不仅是足利氏的一门，幕府的重臣也开始获授高阶官位。管领斯波义将叙任正四位下、右卫门督时，就有“武臣右卫门督未闻事也”的传言（《荒历》应永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条）。《足利治乱记》记载，应永十五年后小松天皇行幸北山第时，“大名的高家細川、田山、斯波、六角、一色、土岐、大内，与公卿之内大纳言同席”，作者因此感叹实在是至于末世了。可见，在之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武家受领高位，在应永年间成为时人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武家不仅在世俗权力上通过“幕府——守护大名——地头”这样的支配体制实现了对国内的统治，而且在体现传统权威的官位上也开始与公家比肩。
（一） 南北朝·室町初期
授予和剥夺官位，至少从形式上来说，是朝廷特有的权力。在室町幕府的初创时期，日本正处于南北两朝对立的分裂局面，但向武家授予官位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停止。相反，均自认正统的两朝都利用授予官位來满足武士的荣誉欲求，将其作为维系和稳固本方力量，拉拢对方阵营中的动摇者的有效手段。在流传下来的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无论是北朝方的足利尊氏、足利直义、足利义诠，还是南朝的北田亲房，都有向各自的朝廷提请向属下的武士授官，或者提交期望任官者的名单、书状（官途推举状）的大量记录。
在官位推举（古文中多称之官途推举）上，在应永期间，也有新的变化：即在口宣案上加印将军袖判。历来，口宣案，至少在形式上来说，是朝廷下发的命令。其权威源自于天皇。而在口宣案上添加象征将军认可的袖判，清楚地说明了武家政治影响力的扩张，甚至在形式上也已经完全打入了公家的传统权威范围内。很显然，将军的袖判是证明该文件可靠性和效力的主要依据。这也就说明了在幕府强势阶段，朝廷受到幕府的严格控制，其权威下滑到了相当低的程度。
在北朝，武家申领官位是有明确手续的。尊氏、义诠补任征夷大将军，直义、基氏任左兵卫督，在仪式上与公家的任免高官大致相同。而其他武士获得官位的途径，则大致与镰仓幕府相同，经过幕府的推举，朝廷以敕许或者口宣案的方式予以确认。成功获得官位者，则向朝廷奉上献金。
下面列举实例如下：
伊达景宗希望获得右近将监的官衔，于观应二年（1351，南朝正平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了足利尊氏的推举。文和二年（1353）九月十六日，朝廷以宣旨的形式使其叙任。
岛津师久希望获得“廷尉”的官位，观应二年（1351，南朝正平六年）十一月五日得到足利义诠的推举。北朝延文二年（1357）正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达了任命的口宣案。师久叙任从五位下，左卫门少尉。
相良定赖希望迁任远江守，于北朝延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得到了足利义诠的推举。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口宣案下达。
关于在口宣案上加印将军袖判，现在所知最早的实例是存于《美吉文书》中的应永十五年十一月三日摄津满亲任左马助的口宣案，上面加有将军义持的袖判。之后可以确认加有将军袖判的实例有：应永十六年七月二日，从五位下丹治宗繁任美浓守的口宣案，加有义持的袖判。文明五年（1473）十二月二十八日，小早川元平任扫部助的口宣案，以及文明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岛津武久任陆奥守的口宣案，均有义政的袖判。之后至永禄年间，加有历代将军袖判的口宣案实物有不少保留了下来。早期的实例很少，这大概是由于文书散落损毁的缘故，相信实际上口宣案加有将军袖判，是极为普遍的。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追究武家对于律令官位的渴求，我们发现主要有以下兩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武士阶层对于荣誉和地位的追求。虽然律令官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但是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使得武士阶层将朝廷授予（至少名义上是出于朝廷的）的官位看做相当高贵的荣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都希望获得更高的官位。众所周知，在明治五年（1872）五月七日，禁止同时使用通称与实名的太政令颁布之前，武士在元服之际都会获得通称和实名（名乘·讳）。在一般的交往中，出于对对方的尊重，一般称呼其通称，而非实名。——这就如同中国人，一般称人表字，而忌讳直呼其名。而武士的通称，随着其年龄、身份、地位的变化而更改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元服時获得诸如“太郎”、“平八郎”之类的通称，而等到获得官位之后，出于尊重，就应改称其官位，这也就使得官位成为一种事实上的通称。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高位阶的官位多为人数极少的公家所把持，而作为统治阶级主体的武家，其官位却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一般守护大名的位阶为五位（如织田信长，永禄十一年上洛后，才被授予从五位下，弹正忠），三管领和有力大名可以达到四位（如武田信虎，叙四位陆奥守、左京大夫）；至于陪臣层和国人领主，其官位就更低，甚至无法正式获得官位。相比之下，公家出身者，刚刚诞生不久就会叙任五位（这样也就有了殿上人身份），两者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越是难以获得的东西，越容易激起人的欲望，这是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