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省市初三学生学业成就研究报告

五省市初三学生学业成就研究报告任友群柯政杨向东裴新宁王美等（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摘要】本研究运用了PISA 2003试题，对上海、广州、长春、兰州以及昆明等五个省会城市60所学校120个班级共计5066名初三学生（15岁）进行数学素养测试，并通过问卷等方式收集了大量有关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背景数据。

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多重分析，本研究获得了6项具有一定政策意义的研究发现，并据此提出了5项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介绍上海在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的出色表现，激发了人们认识和重新认识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热情。

但与此同时，人们也纷纷在讨论和怀疑上海的情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本着“人文社科基地的研究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则，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学习与课程之关系研究”决定参照PISA的设计和实施标准，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初三学生进行学业成就测试，获得我国义务教育成就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更为全面的数据，为改进和提升我国基础教育提供更多基于坚实证据的政策建议。

在综合考虑了区域代表性、学校地理（郊区——市区）、学校层次类型（大家公认的“重点学校”——普通学校）等多方面因素后，本研究最终抽取了上海、广州、长春、兰州以及昆明等五个省会城市60所学校120个班级共计5066名初三学生（15岁）进行数学素养测试。

测试的时间是在2011年末（极个别学校由于多方面原因，放到了2012年初进行），测试的题目全部来自PISA 2003。

除了数学成绩之外，我们还通过问卷等方法收集了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实践、学生背景等几百个相关变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为我们了解和分析影响学生数学成绩的各种因素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在抽样、问卷设计、实施过程、评分规则等方面全部参照了PISA的质量标准。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借用了“倾向值分析”“多层线性模型（HLM）”等前沿数据分析技术，以保证推断的可靠性。

本研究的设计和分析方法也得到了“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所组织的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这些都保证了本研究数据的质量以及结论的可靠性。

二、主要研究发现1、总体上来说，不仅是上海，我国其他4个城市学生的数学学业成就也都相当不错，反映出我国数学基础教育总体上质量比较高。

但上海学生的成绩确实要显著地高出其他地区。

虽然我们是在2011年对五个城市学生进行测试，但由于我们采用的是PISA 2003的试题，而且也完全是根据PISA 2003的评分规则进行计分，所以，我们每个学生的成绩都是PISA 2003评分尺度中的真实成绩。

这样，我们在技术上就可以做到把我们现在五个城市的学生成绩与其他当时参与过2003年考试的国家、地区进行比较。

经过多重测算，我们获得了如下表所示的5个城市的平均分。

为了方便比较，我们也呈现了香港（在2003年考试中获得了全球第一的成绩）以及美国这两个国家（地区）当年在同一份考卷（PISA 2003）中所取得的成绩（根据OECD 2004年公布的数据获得）。

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不仅上海的成绩远远领先于当时第一名——香港的成绩，即使是昆明、兰州等西部城市，他们也已经也略高于香港。

虽然这中间存在着年度差异的问题，但由于在理论上说PISA 的评分尺度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所以我们认为，在2011年我国五个城市在PISA 2003中能够取得这个成绩还是能够说明，我国基础教育总体质量确实较高。

但我们不能从如上数据得出我们五个地区的教育质量都达到了世界第一水平的结论，因为，第一，虽然是同一份考试，但我们五个城市的学生是在2011年参加考试的，而香港、美国的学生是在2003年参加这个考试的。

第二，本研究的抽样虽然考虑到了郊区学生，但总的来说，还只是局限于城市，没有农村学生的成绩。

鉴于我国当前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这一点应该充分考虑。

除此之外，从如上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我国地区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上海的成绩要明显好于其他地区的成绩。

所以，上海在PISA 2009中的表现，并不能够代表我国总体情况，甚至也不能代表一批发达地区的情况。

2、即使控制了学生背景等多方面因素，“重点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

这说明，“重点学校”的确具有更高的教育质量。

相比普通学校，“重点学校”能更有效地提升各类学生的学业成绩，尤其是能明显地提升那些原本基础较差的学生的学业成绩。

而且，市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质量差异，要大于郊区“重点学校”和郊区非重点学校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国际上最前沿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方法（倾向值分析），对20多个可能会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背景性变量（如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学习条件，能力基础等）进行控制后发现，虽然当控制了这些学生背景变量后，“重点学校”学生的成绩优势明显缩小，但“重点学校”学生的成绩还是明显要好于其他学校学生。

我们的分析结果是，“重点学校”的成绩优势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影响范围是23.18-36.59分之间。

如果以100分制来计算的话，那么，“重点学校”的教育质量优势是在3.86-6.09分之间。

而且，我们还发现，“重点学校”的教育质量优势，在那些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身上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此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除了兰州之外，其他城市市区重点学校相对于市区非重点学校的教育效应均大于郊区重点学校相对于郊区非重点学校的教育效应，其中尤以上海和长春为甚。

3、“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虽然在学校规模、师资结构等背景因素上相差很大，但这两类学校的校长领导行为行为却差别不大，“重点学校”的办学行为本身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先进之处。

我们通过在校长问卷调查，以及学校课表、作息时间表收集等渠道获得的数据，对“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校长领导行为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这两类学校虽然在学校规模、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教师教龄结构以及教师学历结构等背景性因素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两类学校的校长在参与听评课、课程时间设置、分层教学、考试频率、补课、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经费争取、组织管理制度变革等15个指标中，有14个没有显著性区别。

考虑到学校办学行为首先是体现在校长领导行为上，所以，以上这个研究发现说明，“重点学校”的办学行为本身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先进之处。

“重点学校”的教育优势，不大可能是来自于“重点学校”自身的办学行为，更可能是来自于政策倾斜、教师自身素质等与学校自身办学行为关系不大的因素。

4、社会经济背景越好的父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子女的成绩总体上也越好。

“重点学校”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明显要比非重点学校学生更好。

本研究通过问卷获得的数据对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生数学成绩之间关系做了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确与他们的学业成绩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中学习辅助工具的多寡，与学生学习成绩呈现非常强烈的关系。

家庭背景好的学生进入“重点学校”的概率要明显高于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重点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总的来说要明显优于非重点学校学生。

另外我们也发现，虽然总体上中国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都比较高，但相比家庭条件不好的家长，家庭条件好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他们的子女成绩也更好。

5、教师的备课行为与他们的教学效果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总的来说，经常参与集体备课的教师，他们的教学效果更高，而那些经常个人单独备课很少参与集体备课的老师，教学效果往往不好。

我们检验了备课、参加培训、听评课以及参与教科研这四种常见的教师专业行为，与他们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教师的教学效果与教师的备课行为最为相关。

控制了学生和教师的背景变量之后，我们发现，教师单独备课的频率与他们的教学质量（以学生学业成绩来表示）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教师参与教研组集体备课的频率，与他们的教学质量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教师越多地参与教研组集体备课，他们的教学效果就更好，而教师如果大多是个人单独备课，很少参与集体备课，那么他们的教学效果就越差。

6、数学教师采用讲授法和讨论法的频率都很高。

但五个城市中有四个城市出现“教师使用讲授法频率越高，学生成绩越好”的现象。

而有三个城市出现“教师使用讨论法频率越高，学生成绩越差”的现象。

我们研究发现，讲授法和讨论法是数学教师最经常用到的教学方法。

每个城市都有超过90%的数学教师，几乎每节课或者大多数课上都会使用讲授法。

而同样每个城市都有超过80%的数学老师，几乎在每节课或者大多数课上使用讨论法。

另外，我们还发现，在总共五个城市中，有四个城市出现教师在课堂中使用讲授法的频率越高，学生的成绩越好的情况。

而有三个城市则出现教师使用讨论法频率越高，学生成绩越差的情况。

其具体原因和影响机制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三、政策建议1、由教育部直接负责或者委托专业研究团队建立一些基础性的基础教育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应该包含学生重要学习结果以及来自学生背景、教师、学校和社会等层面的有关影响因素等综合信息），并鼓励和支持我国教育研究学者利用这些数据库做更多基于证据的教育科学研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的教育决策。

在现代社会，教育问题越来越复杂，绝大部分问题都难以通过简单的观察推论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以往那种简单地通过个案分析或者“拍脑袋”就做出重要决策的做法，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

公众对教育政策的科学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

而要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首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获得相应的数据以及大批基于证据的研究结论。

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在基础性教育数据库的建设上可以说是比较落后，能够向研究者开放的高质量综合性数据库基本没有。

这也给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制定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

数据库建设是一项典型的公共产品。

一方面它的前期投入巨大，一般某个研究者或者单位无法承受，另外一方面，一旦建成后，它的受益面是很大的。

所以，需要由政府来主导建设，或者把它外包给专业研究团队来做，然后政府回购，最后把数据库向所有的研究者开放，鼓励大家使用这些数据，做出更多基于证据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服务于教育决策。

2、建立中国学校课程教学数据库，加强对学校教育过程的监测和分析，使之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校如何提升自己的课程教学质量。

PISA以及本研究都说明，从结果来说，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国际上也都在纷纷关注和学习我们的经验。

但我们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经验呢？尤其是哪些重要的学校课程教学行为，提升了我们的教育质量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对教育过程的了解比结果的了解还要少。

所以，为了更好地把自己的“故事”说好，树立教育自信心，找到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之路，我们亟需建立一套学校课程教学的数据库，全面收集我国学校教育过程的各方面数据，分析研究我国学校课程教学行为的基本特征，弄明白到底我们哪些教育行为是重要经验，哪些还需要改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