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花江水环境污染看国际法中的赔偿问题

从松花江水环境污染看国际法中的赔偿问题摘要：回顾了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并对该事件国际法适用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阐述了国际解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水环境污染国际法赔偿环境是没有国界的，对环境的污染并不会在人为划分的疆域前止步。

越界环境污染是指在一个国家内产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利影响的污染，从其产生之日起，国际一直在探讨这类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随着人类对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手段及其强度不断提高，跨界污染损害事件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

如何妥善解决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成为现代国际的热点和难点之一。

一、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回顾我国幅员辽阔，周边与十几个国家相接壤。

在发展的同时，保护好边境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同周边国家在环境事务上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

2005年11月13日，我国邻近中俄边界的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导致松花江水域污染，随后松花江污染带汇入作为中俄界河的黑龙江，对俄罗斯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假如中俄双方同意这种影响构成当前国际法上公认的跨界污染损害的话，如何妥善地解决俄方可能提出的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将对今后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二、基于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的国际法适用分析根据国际法，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解决。

《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条原则是中俄双方都必须遵守的。

用和平方式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赔偿问题，可遵循的途径包括法律解决和外交解决两种途径。

法律解决又有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和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解决两种。

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一般是在外交解决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采取的解决办法，包括司法裁判和国际仲裁。

如果采用司法裁判，可能的途径是中、俄协议在国际法院进行有关国家责任和相应的国家赔偿的诉讼。

如果采用国际仲裁，则可由中俄双方协议选择一个第三方国家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或者由中俄双方共同委托一个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可能导致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以国际公法上的国家责任为基础。

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解决主要是提起国际民事诉讼，即由受害者通过在中国或者俄国的法院提起国际民事诉讼，谋求民事救济的一种私法途径。

国际民事诉讼可能导致国际民事赔偿。

这种赔偿以国际私法上的国际民事责任为基础。

外交解决是一种回避法律责任问题的争端解决方式。

它的形式主要有谈判与协商、调停、调解等。

谈判和协商是当事国双方之间通过谈判和协商，互谅、互让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最为灵活、迅速和节约成本的办法。

调停和调解涉及第三方调停人或调解人的参与。

本文对基于法律解决的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和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谈判与协商解决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三、国际解决途径（一）国家赔偿公法关于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国家不遵守国际义务即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家责任，其通常的后果是使受害国能够运用它按照国际公法所提供的措施和程序，迫使违法的国家履行有关义务并由于该国不履行义务所致损害而从该国取得赔偿。

与跨界污染损害有关的国家赔偿必须符合这一原则。

具体到跨界河流污染上，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已成为国际公法上的一项基本的国际义务。

根据国际公法的原理，一国违反了这个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并进行赔偿。

然而，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所说的，“书本上的法”常常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

在跨界污染损害的赔偿问题上，这种背离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涉及跨界污染损害的赔偿时，各国通行的做法要么是消极回避，要么是明确拒绝适用国家责任。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首先，跨界污染损害及其赔偿问题牵涉到各国的重大的经济利益，各国一般不愿把国家责任明确化。

其次，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基础并不牢固。

再次，国际社会对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关于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制度尚没有通过广泛的国际法律实践得到确立，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是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国际法背景。

从条约义务看，中俄之间没有一个共同参加的有关跨界河流污染问题的多边环境条约。

也就是说，对于俄国，我国并没有承担关于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及其国家赔偿的条约义务。

此外，从政治上看，两国如果就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的层面上发生争端，将对中俄两国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

由此可见，选择国家赔偿来最后解决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无论在国际法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中俄双方都不利。

（二）国际民事赔偿在发生跨界污染损害时，尽管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的途径难以行通，但仍有必要对跨界污染损害的受害者予以赔偿。

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将国家层面的赔偿问题转移到私人层面上，也就是说，以国际私法关系上的污染者与被污染者之间的国际民事责任上的赔偿取代国际公法关系上的国家责任上的赔偿。

但跨国因素的存在也引起了跨国民事诉讼特有的问题，主要包括法院管辖权、准据法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

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是审理有关跨国民事诉讼案件的前提条件，它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利益攸关。

在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法院管辖权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法律规定是一致的，并没有法律冲突。

如果俄方就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提起民事诉讼，中俄两国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原告可以向任何一方起诉。

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中俄两国在1992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互助的条约》，两国承诺相互执行对方法院作出的判决，存在法律上的根本障碍。

跨国民事诉讼的关键在准据法。

侵权行为地是各国确定侵权行为准据法的首要连接点。

从我国和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看，不论俄方是在本国还是在我国提起诉讼，中俄两国的法律都有可能成为准据法。

但是，我国与俄罗斯在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却存在巨大的差别。

首先，从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条、第6条、第11条规定看，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公民都有权向法院就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环境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此外，《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78条把诉讼时效定为20年，远远超过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设定的3年期限。

也就是说，按俄罗斯法律，针对松花江跨界环境污染，在未来的20年之内，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受影响的州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当地居民随时可以向俄罗斯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诉讼时效如此漫长，赔偿的利益相关方如此众多，赔偿的范围和额度又如此巨大，即使能得到执行，执行的效果相对其预期目标也必将有较大差距。

更重要的是，中俄双方在环境标准上差别很大，我国环境水体的硝基苯标准比俄罗斯高十多倍。

而这是争议的焦点所在，因为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之一是环境损害事实的存在，而判断的标准就是国家的相关环境标准。

松花江跨界污染事件如果依照俄罗斯法律，可以认为环境损害事实是存在的。

如此则我国相关责任人理应为环境侵权行为承担包括赔偿在内的法律责任。

但按我国的环境标准，并不存在环境损害。

如此则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第2款的规定，不作环境侵权行为处理。

即使俄方就此作出判决，我国也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但如此可能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

从政治影响上看，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司法上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对两国都没有好处。

因此，在一些涉及国际民事赔偿的关键法律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法律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极大地削弱了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国际民事赔偿的可行性。

（三）谈判与协商在两国一致认可俄国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的前提下，怎样才能既对俄国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给予适当的补偿，又不引起两国间的司法争端呢？我们认为，外交解决方式中的谈判与协商是最好的选择。

谈判与协商是国际法主体为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而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

环境条约一般都将谈判与协商作为国际法主体之间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

在国际关系中，外交解决的办法，特别是其中的谈判和协商的解决办法，是处理国际争端的首选办法。

近年来，我国和俄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了诸如边界划界问题等重大问题。

两国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各自的国内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两国都受益于这种双边谈判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两国没有必要把松花江污染事故的环境影响扩大到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的层面，也没有必要借助以第三方介入为特点的裁判、调解等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赔偿问题是较佳的解决方式。

实际上，在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事件发生后不久，中俄之间就开始了频繁而有效的谈判、协商和合作。

通过谈判和协商，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双方互谅、互让，和平而妥善地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问题，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

四、结束语以上分析表明，在松花江污染事故这个问题上，有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以及外交谈判和协商三种基本的方式。

但解决在国家责任层面和国际民事责任层面都面临巨大的困难。

基于解决国家赔偿和国际民事赔偿的选择不是最佳的，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应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作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中俄之间必然会以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尽管以外交方式来解决跨界污染损害是很便利的选择，避免了适用国家责任和国际民事责任时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但就跨界环境污染来说，不仅仅是需要赔偿受害者和惩罚污染者。

更重要的是保护环境，预防污染的发生，通过签署一个关于共享河流污染防治问题的双边协定，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常设的、双边的、以预防为主的共享河流污染防治合作机构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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