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知识点汇总

一．秦汉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和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尤其是儒、道、法等笼罩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神秘的氛围中产生了清醒的理性主义，使中国思想史告别了混沌、混乱。

先秦思想家的思想，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思想多元性，每个人的思想面貌和内容各不相同，同一学派也很少陈陈相因的迹象，表现出独特的创见。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统一的要求，社会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遂使那种“蜂出而作，隔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联合诸侯”的诸子学，丧失了客观发展的环境和社会条件。

一、社会思想呈现出融合交汇的特点：
1．有关宇宙、社会、人类的知识，真正地互相综合成一个大体系：
在诸子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各自确认与坚守的立场与视角往往各执一偏，仿佛有一把开启各自房间的钥匙，却没有通用于各个房门的万能钥匙，不足于应付日新月异的历史变化与瞬息万变的社会需要。

2．这时期的社会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背景
秦朝统一后所依据的不是哪一个学派的思想，而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而又系统的知识体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背景，融合了包括人文、社会思想与兵法、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在内的巨大的知识网络。

3.在综合和兼容中重新整合和解释
中国文化在此时的突破，不是有我有你的改变，不是“取而代之”的否定，而是一种“百川汇流”似的综合和兼容，并在综合和兼容中重新进行整合和解释。

关于这一时期的思想趋势，早在30年代，姚舜钦认为，秦汉时期的哲学是“混成的”，是“翻陈出新”和“互相融通”的。

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认为，秦汉之际的思想有“折衷主义”趋向。

的确，汉初的黄老学派也好，儒家学说也好，他们分别与刑名法术、养生神仙、兵法阴阳、数术方技，各有互相通融的现象，特别是黄老之学。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黄老之学的评语就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
4.“道”与“术”相沟通，形成了一套规范与模式
在没有大统一的纷乱中，思想是不会停止的，思想家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思索。

统一王朝的建立对思想影响很大，使“道术天下裂”转向“百川异源而归于海，百家殊业而务于治”。

为了“治”，思想必须整合，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为了“治”，思想必须开出一套兼有行而上理论和使用效应的模式，这就叫“重定于一”和“道术相通”。

思想家开始构建“意识形态”的大体系。

《吕氏春秋序意》中自称：“上揆（推测、揣度）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淮南子》也说：“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遁一迹之路，守一偶之指。

”
（一）法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的结合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早得以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却是法家。

虽然法家中的许多人物都与儒家有师承关系，但是从理论体系上看，法家思想是由道家渊源而来的。

在战国及汉初“黄老道德之术”和“形名法术之学”中，都有由道家思想向法家思想转变的倾向。

道家学说中的“道”和“形名法术之学”中所讲的权、衡、刑、法、称、度等等，最初都是抽象的本体概念，是均平、齐一、普适的意思。

一方面，法家从道家继承了“道”的概念，而使之与现实政治结合。

道家追求天道的和谐统一，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法家则以“道”所生成的“法”为万物的纲纪，使一切事物都专决于“法”。

另一方面，法家又通过“循名责实”的逻辑方法，使“道”、“法”等本体概念与具体的赏罚制度相对应，从而把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律令。

法家虽有兴秦之功，而卒使强秦二世而亡，尤其秦有焚书坑儒之举，故历来学者多轻蔑之。

“道生法”的事实说明法家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境界也是很高的，与儒道二家一样具有学术的严肃性。

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以后，使秦国的国力持续发展，引导秦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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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秦统一后各项政策制度的建立、君臣言论以及泰山、琅邪等刻石铭文来看，秦代政治家对于当时社会政治蓝图的描绘是既宏大又理智的，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法家政策在秦统一以后也有所增减，但却不是以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变化，而是统一再统一，造成过度的封闭。

由奖励耕战、加强君权、制约大臣，转变为普遍的刑杀。

所有事物都归结为法律程序，并尽可能地实施重刑。

法令的约束从主要针对上层官吏扩大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

秦二世即位以后，又进一步将秦始皇勤于理政、经常出巡的法家作风，转变为不见大臣的制御之术。

结果是人人自危，刑戮相望。

法家学说成为了秦代实行急政暴政的理论依据，助长了秦王朝的速亡。

贾谊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

”代表了汉初有识之士对秦王朝失败原因的普遍认识，是非常中肯的。

（二）道家思想在汉初的实施
1）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能够适应秦末丧乱、凋敝的社会现实，并且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

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道家思想便取代了法家思想，而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结合，成为汉初的主导政治思想。

汉五年（前202年），汉高祖置酒洛阳南宫，与将相大臣一起总结汉朝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其后又在朝中与大臣进一步总结秦朝所以失天下、汉朝所以得之的原因，大臣陆贾等也多次提醒汉高祖以亡秦为借鉴。

《史记》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汉初大臣中，有不少是推崇道家的，也比较系统地接触过道家学说。

道家势力超过其他思想的影响。

汉初五六十年间，社会政治比较安定，政治作风比较健康，统治者从皇帝宗室到群臣百官大多出身社会下层，生活散漫放任，缺乏人文意识；社会下层地主、商人对农民的兼并还不严重；中原内地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比较平和，从而为道家政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汉初所实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渊源而来的黄老思想，其中已兼容有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种观念，其总的思想是要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汉初以黄老政治思想为主导，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出了显著的积极效果，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从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逐渐恢复发展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繁荣状态。

2）道家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道家政治思想便不再能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终于被儒家思想所取代。

长于抚治战乱后的创伤而不长于创造性的进取，致使汉初的数十年间各项制度多有缺漏，这是黄老政治思想的不足。

（三）儒家思想在汉中期的独尊
在汉代之前，儒家思想始终没能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结合。

儒家思想与汉代政治实践的结合，是在西汉中期。

儒家政治思想作为西汉中期的主导政治思想，将汉代的社会政治发展推向了极盛。

而在西汉中期的极盛局面结束以后，也仍然能够作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政治思想，历时久远，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到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得以成为汉代的正统政治思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儒家学说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汉武帝推崇儒术的目的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利用的意图，并非遵循先秦儒家的追求和信念。

发展到这时期的儒家思想是经过改造的思想,表现在以下几点：
1.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政治思想以后，已从原来的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转变为承认现实政治秩序，包括汉代君主的政治地位，即儒家已经从致力于政治革新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混乱，儒家的主要思想重心放在了恢复或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上。

2.汉武帝通过设立经学博士，为学习儒学的人大开仕禄之门，使得儒家学说风行一时。

儒家学说体系内容丰富、广博，极其适合作为衡量一般文化教养和智力水平的样本，因而成为选官的标准。

儒学对于汉代官吏的选拔也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已不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汉中期以后，儒学很快走上了章句训诂的死路，日趋繁琐僵化。

3.家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主要起一种文饰的作用，而不能直接推动政治的运作。

在汉武帝生前，汲黯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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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就已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粉饰政治的性质。

4.汉武帝以后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并不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

在政治运作背后，实际上是多采秦制，阳儒阴法，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

在各项典章制度背后，实际上是多采阴阳五行，而以儒术为名义。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即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汉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

董仲舒对策推尊儒学，建议以儒学统一学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汉武帝的赞许。

董仲舒先后三次参与对策，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引申论证。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遵循儒家理论，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标志着汉武帝的功业达到极盛。

儒家学说认为，圣人王者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以告天地。

在举行封禅之前，汉武帝令诸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禅仪。

诸儒各持一端，数年不就。

其后汉武帝听取兒宽的建议，“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对于持有异议、认为不同于古的儒者，都予以罢免。

隆重的封禅典礼就这样确定下来。

汉武帝的这一做法，实开汉宣帝、章帝封禅天子亲制临决之先河。

汉武帝“独尊儒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儒法兼用: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惟一的正统政治思想，法家思想同时也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政策只起一种辅助、维护的作用，所谓“独尊儒术”也只是名义上的独尊，法家思想才真实显示出汉代的政治本质。

汉武帝以后，儒学由于符合君主专制政体的要求，继续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被历代王朝尊为正统政治思想。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理论解释天人关系。

到西汉末东汉初，谶纬之学又产生出来。

谶纬以超自然的神话传说和预言为主，其中有不少是对历代帝王兴废的预言。

史称汉光武帝建立东汉，曾得到《赤伏符》的预示，汉光武帝即位后，酷好谶纬，使得谶纬在整个东汉时期都很流行，形成普遍风气。

谶纬的出现反映了儒家经学的没落，为此，儒家学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对谶纬进行了批驳，代表了东汉儒家学者中反对俗儒、要求对儒学进行重新认识的一派。

东汉后期，政治上日渐腐败，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在士大夫和儒家学者中，产生了清议的思想潮流，对政治上的弊端进行议论和批评。

与此同时，崔寔、仲长统、荀悦等人也著文立说，对各种政治弊病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形成了东汉后期具有特色的自由政论和社会批判的思潮。

(四)法道儒三家政治思想依次嬗替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是中国史上两个重要、但特点又极不相同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方面最为灿烂的时期，秦汉则是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最为饱胀的时期。

有学者认为：“汉代政治可以说是远古周代的理想（儒家对周代文化的理想化）和近世秦法家的现实（战国时期的变法改革）二者的折衷调和。

由于有了这一基本态度和精神，才能综合了中国境内各地区、各阶层的文化传统，融合为四百多年的汉代文明；而在汉朝覆灭以后，更延绵为二千多年的汉文化传统。

” 秦汉时期紧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而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展开的最重要的儒、道、法三家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法、道、儒相继为用，前后嬗替。

三家各有其时代依据，又各自对社会作出贡献。

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法、道、儒三家相继为用的现象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似已成为行之有效的规律。

其实各家是非常一致的，都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都是“务为治”的。

各家的不同仅仅体现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上，而这不同的途径也不是一概可以否定，或者一概可以肯定，而是都可以肯定，只看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况下加以应用。

各家学说都有其长处，又都有其短处。

之所以具有长处，是因为适宜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

之所以呈现短处，是因为不适宜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

只要适宜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也可以说各家都具有价值，都有长处。

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不可以相互取消，只可以相互接替。

纵观历代王朝的政治得失，适时地顺利地完成政治思想的嬗替是取得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

思考题：1.简述秦汉时期社会思想的特点 2.论述秦汉时期社会思想展的大致过程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概述
一、魏晋南北朝社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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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战乱惨烈
在这四百年中，兵连祸结，坑尸沉兵，流血遍野；阴谋诡计，互相猜疑，明争暗斗；卖妻鬻子，易子而食，十室九空。

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各种人间悲剧集中上演于这一时期，各种社会关系瓦解或重组，各种理想社会的模式破灭或重构，由此造成社会问题的复杂和多解，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多变，社会习俗的异彩和绚丽，社会模式设计的凝重和新奇。

（二）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交织
这个时代是民族融合和交织的时代，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对社会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使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各阶层、各民族的人们对理想和现实社会的迷茫、困惑、无奈和忧惧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情绪影响到他们用什么色彩去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用什么眼光去看待如此壮观的民族迁徙、民族斗争、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等纷繁的社会变迁景象，有什么手段去对民族关系如此复杂的社会进行整合和控制等等，这些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三）社会群体等级化和宗族势力加强
社会层次的架构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化。

等级划分更加细致，等级不同，社会地位、财富的占有和生存状态就有鲜明的差别。

当时社会群体等级从上到下一次分为：皇室、门阀士族；庶族地主、少数民族酋帅、僧侣地主、富商；自耕农、雇佣劳动者、市民、商贩、个体手工业者；私家控制的依附农（佃客、部曲、门生义故、荫户、隐户）；国家、寺院控制的依附民（屯田户、营杂户、兵户、刑徒等）；佛图户、奴婢。

其中，第一等级属于贵族等级；第二三等级属于良民等级；第四五六属于贱口等级。

这种严格区分的等级制度，在政治、经济、法律地位有着严格的规定。

在社会的变革中，他们身不由己地进入自己的序列，扮演自己的角色。

因此，这时期的社会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宗族性特点。

关于社会平等的思想、对社会等级批判的思想、关于处理家庭和内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设计就成为社会思想的一个突出的主题。

（四）儒、玄、佛、道思想互相激荡和影响
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大分化和大改组，社会人口的空前流动，民族关系的大变动等社会现象无不冲击着思想文化领域，并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时期汉文化同外来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给思想界吹进强劲的新风。

社会的无序状态，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又给思想领域留下了大片空白，刺激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的产生和裂变。

促使人们思考一下问题：如此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产生的症结在哪里？怎样才能使每个人过着合理的生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无序社会应如何整合？怎样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模式？理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应是怎样的？
二、社会思想的变化
（一）儒学独尊地位的危机与演化
东汉以后，儒学在社会思想中的主流地位日渐丧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儒学与谶纬神学结合导致其思想深度减退，失去了作为主流社会思想所应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也孕育着对它的怀疑和批判的社会思潮的产生。

对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儒学的解释难以让人们信服。

第二，汉代通经致用制度的发展，使得注经方法愈加繁琐和支离，经师队伍愈加庞大，所谓¡°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儒学的日益封闭化和功利化，使其生机和活力被窒息，由此造成人们对他的崇拜和热情消失。

第三，通经致用制度使部分人将儒学作为求名逐利的工具，使儒学流于形式失去本质，败坏了儒学的名声。

第四，汉末社会动荡无序，生命如草芥。

儒学作为主流思想的物质基础丧失，使儒学的价值准则在民间丧失了说服力和约束力。

儒学与宗教的不同在于：
一是它不具有宗教那样能够牢固而持久地维系信仰的组织形式；
二是儒学的态度是有为的、入世的现实主义，使它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密切关联，同时，它也需要皇权制度和宗法血缘网络的支撑。

因此，儒学是否能够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和普遍信仰，取决于支撑它的两大支柱（皇权、宗法制度）是否牢固；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继续发挥其治世功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安顿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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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体的精神寻找一条出路。

在社会大一统的情况下，儒学能够发挥自己经世治国的作用：
1.它所确立的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伦理准则被广泛的信仰和遵守，较好地维系着社会人心。

体现出儒学作为主流社会思想的强大感召力。

2.在社会动荡时期，皇权岌岌可危，国家统治失去控制，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政权处于瓦解状态。

一旦失去了制度和环境的保障，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精神功能的虚弱和缺陷就不免显示出来。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实际政治上，儒家王道之政，直而不能曲，可以守常，难以应变，儒家为政，未有不失败于现实中者。

（二）社会思想的变化
社会的混乱，使得知识阶层对社会普遍焦虑、迷惘，从而陷入精神困境。

知识阶层的精神困惑，又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阶层。

普遍的道德失落和行为失范昭示着儒学信仰在社会中普遍失效。

社会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是在所难免：
变化一，社会思想多元化：儒学对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回答已经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人们只得向儒家以外的思想寻找答案，对新思想的探索就形成一股热潮。

新思想的形成往往是从对以往思想的成果重新审视和反思开始的。

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又重新寻找安定人心，救治社会，整合秩序的新思路和新办法。

变化二，社会思想的世俗化：社会的不断动荡，使儒家的人生观动摇，这种动摇又影响了人们的情绪，结果使人们丧失了精神生活的志趣，没有了真正的内心生活，于是物质化、感性化的目标就成为人们迫切追求的价值取向，所谓“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及时行乐等价值观盛行。

于是人们不再攻读儒经，追求崇高。

开始将人生的目标定位于物质资料的积累和占有过程，落实到直接具体的感官享受上。

丰物美服，厚味姣色，由此四者，何求于外。

他们没有了士志于道的理想冲动，漠视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指令，只有秉烛夜游的激情，以及从及时行乐中获得胜利的快感和渴望。

变化三，佛、道思想的兴起：宗教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能解决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而又无法摆脱的种种苦难和超现实世界。

儒学信仰的失效，为佛、道打开社会各阶层的心灵世界，争取信众带来契机。

无休止的战乱，各阶层普遍的生存危机，又形成了宗教流行的土壤。

佛教和道教与中国固有的习俗、观念相融合，开始占据儒学失效后的信仰空间。

（三）士人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的演变
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局最为复杂混乱的时代，对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造成猛烈的冲击。

伴随着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急剧变化，知识阶层的处世态度和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1.从“有澄清天下之志”到极端的利己主义：士人经过社会强烈的震荡以后，无不从激昂转向消沉萎靡，甚至退身穷处，自思保全之计。

魏晋人所著的《列子杨朱篇》就典型地反映了士人的这种利己主义思想。

首先，它悲叹人生之短暂无常，故提倡及时行乐。

其次，它认为人们要纵情享乐，不能被礼法教条所束缚。

最后，为解除人们思想上的种种顾虑，它还特别指出，无论是贤如尧舜还是愚如桀纣，死了都是腐骨一堆，没有人知道二者有什么区别。

认为名是虚幻的东西，没有实质的内容。

像尧、舜、禹、周公、孔子等圣人，虽然有万世之名，但在生时无一日之乐，死后无论人们怎样评价他们，他们也不会知道了，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呢？唯有个人的、现时的、肉体感官的享乐才是最现实的，至于礼制法规、仁义道德、天下国家统统可以抛弃。

2.从经明行修到玄谈任性：到这时候，思想界由对名、法、道、儒等先秦百家思想的重新认识，发展到着重研究名理学和道家思想，最后产生贵无玄学。

一时间，学者无不以《老子》、《庄子》为宗，而贬黜儒家经典。

价值观由追求道德品行上的无懈可击，转为贵玄谈和讲求内心与行为的任性自然和无所拘束。

3.从崇拜权威、看重名节到张扬个性：东汉清议的盛行，造就了一批所崇拜的清议权威如李膺、郭林宗等，他们分外看重名节。

东汉以后儒学格局被打破，士人开始重新估计政权作为人类社会的组织，个人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实际价值，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实现的愿望更为迫切。

促使士人的个人意识不断高涨，导致对外是对权威和名节的怀疑和否定，对内是对个人的尊重和自我的张扬。

4.从尊崇名教到崇尚自然：士人们经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精神洗礼之后，崇尚自然，求得自然之理就成为这使其多数士人的价值目标。

不少人沉浸于哲学玄想之中，以理性上的直觉体认，对万事万物进行直观，从内心悟求到自然之理。

在道德实践上摆脱外在的功名利禄的束缚，转而求得内心的自适和享受。

5.从忠君殉国到全身保家：自汉末以来，士人们的忠君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无数次地受到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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