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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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坚持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哲学观点——重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1873年至1882年间陆续写作的一部著作。

恩格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关注和剖析,全面分析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后的生态危机。

它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唯物辩证的自然观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用翔实的材料精彩地论述了18—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包括天文学领域康德的“星云假说”,赖尔等人在地质学、古生物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迈尔、焦耳等人在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达尔文等人在生物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等,他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在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形成了突破口。

恩格斯按照当时自然科学取得的最新成就,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恒星和星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地球上生命起源的问题、人类起源的问题、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自然界普遍联系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

基于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思维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

恩格斯先明确了辩证法规律的内容,他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
中抽象出来的。

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

”辩证法的规律实质上可以归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在黑格尔那里都曾被他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式当作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其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

”恩格斯坚持唯物辩证的立场,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哲学,全面阐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

恩格斯考察了辩证法的几对重要范畴并进行了系统研究。

他首先分析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提出辩证法是和形而上学对立的关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科学,辩证的思维方式不仅“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从唯物论立场出发,重点探讨了同一性和差异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原因和结果这几对范畴。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并详细阐述了“关于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从而解决了达尔文未能解决的关于人类如何演化而来的大问题。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但是劳动的
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人在劳动中实现了与自然的分离,劳动又把人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人类正是在“人化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在恩格斯看来,动物出于本能进行活动,而人在劳动中则是有目的的,是以自己的理性和经验改造自然,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体。

所以,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界具有“一体性”。

“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人类的劳动要尊重自然界的规律,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他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为例,说明了人们在
破坏自然后遭受到了自然惩罚,告诫我们必须逐步学会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不仅从人的活动的双重结果的角度来论述人对自然界的不良
影响和自然界对人的报复,而且从人的活动的较远的不良影响角度来把握自然界对人的报复性问题。

“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
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在恩格斯看来,“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的重要表现,就是要充分察觉到人改造自然的活动造成
较近和较远后果不一致的问题。

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人类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为我们找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仅仅有
认识还是不够的。

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这样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这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推向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之一,是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一部重要文献。

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角度去探讨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恩格斯则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进行探究,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扩展到了自然领域。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造成生态问题,恩格斯认为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对自然资源的抢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虽然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存在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态思想本质殊途同归。

2020年是革
命导师和自然辩证法创始人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自然辩证法》在130多年之后的今天仍具有鲜活的理论指导意义。

重新捧读经典,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与我国的生态实际相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及中国实践
[摘要]《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自然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其整体性自然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将辩证唯物主义引入对自然科学发展的观察中,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观;将自然辩证法应用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中,构建了生态经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追求从制度变革中找寻人和自然和解的方案。

《自然辩证法》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从理论构建到实践发展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文明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之间架起桥梁的一部著作,建立在他长期对自然科学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

被誉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在此书中展现了深厚的唯物辩证法功底和敏锐的时代科学观察力。

虽然因为历史原因,恩格斯并没有完成《自然辩证法》全书的写作,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现在看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当前生态文明理论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共识,是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理论反思和实
践创新,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在书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但是其对工业文明和资本逻辑的批判、对近代科学范式中反生态传统的揭露和倡导在制度层面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确立,可以看作是在哲学层面上对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启蒙,《自然辩证法》堪称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宣言。

一、基于自然辩证法的新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思索自己在自然界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自然对于人类是什么样的存在,人类对于自然的看法随着文明的演进发生着变化。

《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正值近代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从黑暗中世纪解放出来的人类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冲破传统的神学框架,构建起现代科学范式。

重新认识和定义人和自然之间关系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自然观思潮。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整个欧洲,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就是助燃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的开启人类新纪元的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摧毁了传统神学体系的世界观,以牛顿体系建立的近代科学范式,成为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的新视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恩格斯热情地赞扬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福利,另一方面他也在担忧如果不从哲学上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祛除,科学的发展将会释放“潘多拉的魔盒”。

正是考虑如此,他才着手写作《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意在从哲学上对自然科学进行矫正来达到对自然界的辩证图景的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自然观,体现了伟大的哲学家
对时代问题的高度关注。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唯心主义与神权思想相互交织构建的世界景象,是建立在“存在之链”基础之上的,决定论将偶然性排除在外,世界按照造物主的旨意披着神秘的外衣不为人所知,这种神权解释的方法与沃尔弗的目的论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唯心主义的自然观。

恩格斯首先对所谓唯心主义的自然科学进行了批判,哥白尼的日心说吹响了推翻神权的号角,能量转化定律揭开了物理学和力学中的物质运动定律面纱,唯心主义自然观在细胞学说和进化论面前显得幼稚且可笑,物质和运动的概念成为近代科学的立论原点。

“现代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恩格斯的自然观之所以没有陷入对自然的“返魅”,就在于他完成了费尔巴哈没有完成的对宗教的彻底批判和清算,是对宗教产生根源的一种“祛魅”。

恩格斯认为生物学的里程碑式理论的出现对于唯心主义的目的论是颠覆性的,偶然性是世界存在的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的最真实写照,“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即使有种种永恒的原始初定,各种自然对象的纷然杂陈依旧是偶然的。

”唯心主义的根基开始垮台,唯物主义成为现代科学的第一性。

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近代科学自然观的批判来源于其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在完成对超自然物的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驳斥后,宇宙进化的唯物主义科学的观点建立起来。

近代科学范式建立在绝对分析与绝对抽象之上,无限的分解之后通过
归纳演绎用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来得到对于整体的认识,实验科学和二分法成为衡量科学的形态。

虽然近代科学在牛顿的永恒天体论和林奈的不变有机物种论下,将愚昧的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清扫干净,却又不自觉地陷入到了“机械学成为学问之王”的怪圈,形而上学成了近代科学解构式观察世界方法的代言词。

在机械自然观的认识下,人类完成了对自然的“祛魅”,为人类中心主义铺垫了基础,但缺乏整体性始终是其阿喀琉斯之踵。

古希腊传统中的整体主义虽然带有时代的天才直觉性,但其朴素的有机辩证却被保留下来,这种整体主义正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应有之义,而真正能够超越朴素的整体主义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则需要借助于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恩格斯看来不是黑格尔的颠倒的优美的倒叙的辩证法,那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真正的辩证法应当是对黑格尔陷入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扬弃,把绝对精神神秘化下的辩证法逻辑置于物质从物质性到整体性再到对立统一的运动性的唯物主义逻辑体系中,“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自然观的错位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失衡,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是重塑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就需要重新确立人的自然观,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之源,也是生态学发展的立论之本。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研究的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辩证表征,是通过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将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神秘体系中解放出来,确立了唯物辩证主义的自然观,是基
于客观物质存在并尊重客观物质规律的认识自然的方法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在哲学层面上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定位人和自然的基本关系提供了依据,那就是唯物辩证主义的自然观,正是“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二、人与自然和解的新发展观
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提供了人类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材料,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进化,自然界只有和劳动结合在了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抛弃过去政治经济学中“只见自然不见人”的观点,恩格斯从劳动和自然的结合中看到了人类文明演化的内在规律,在这认识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生态危机的出现不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式出现了问题,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矛盾,所以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解。

一方面,人通过劳动摆脱了动物式的对自然界的依赖,“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是按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

”另一方面,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并应当遵循自然界内在的规律,“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
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探讨了自然界的辩证规律,自然界从无机到有机并分化成不同的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人类,但是他没有掉入自然主义历史观,而是运用辩证统一的观点阐明人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也作用于人的关系,这是恩格斯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界的结论,也为下一步提出如何在劳动中实现人和自然和解打下了基础。

黑格尔在阐述自己的自然观时提出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解,恩格斯在扬弃黑格尔哲学时,将其中人和自然和解的观点吸收了,提出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解与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大变革。

人和自然的和解包括了如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解,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第一性的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解的概念,但是却给出了和解的逻辑路径。

关于人和自然的和解,认识自然和尊重自然是第一位的,只有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在人的劳动中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和解是主客体的和解,是超越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和单向度生产的自发走向自觉的和解,是在自然阈值之内的对人类活动的调整和对自然的敬畏的和解。

可以看出,恩格斯提出的人和自然的和解,没有陷入到浅薄的泛生态主义即人类要回归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而是提倡一种更为积极进步的自然利用方式,即在生产中认识到自然规律,又能够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提高生产的生态性。

人类只有掌握了自然的规律,才能够从更长周期来审视自身活动给自然界带来的后果,才能够提高人类活动的预见性,因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又是一直运动的,
而且这种运动是有着自身的规律的。

“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

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反之亦然,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忘记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才妨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

”在恩格斯看来,只有建立在唯物辩证的认识自然界的基础之上的人的活动,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活动。

20世纪生态经济学的兴起引起了广泛关注,生态经济学倡导将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将生态学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成果引入经济领域,来提高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性,推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一度成为人类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零和博弈困境的方法。

其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在哲学层面上提出来的人和自然和解的基本路径,就是在认识自然界的客观的运动着和联系着的规律基础之上的劳动,才是将自然和人类统一的最佳形态,这恰恰为生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哲学上的探索与开辟。

三、祛除异化的社会重建
西方工业社会的“八次环境公害事件”直接催生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的反思,环保运动兴起,绿党政治上台,生态思想开始体系化,生态文明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但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践中,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工业社会的反生态性的批判仅仅停留在表面,出现了当前全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口号喊得响,实践干得少的尴尬局面,甚至出现了倒退,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重要国际性文件——巴黎气候协定。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消极影响来论证生态危机是资本
主义带来的新的危机,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内在社会根源。

在经典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异化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利剑,虽然在《自然辩证法》中没有直接用异化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恩格斯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和自然关系、人的劳动和人自身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链条中,资本增值与单向度的技术发展相结合,构成了“生产—消费—废弃”的运作模式,在这样的链条中,“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说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

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情况也是这样。

”在资本增值的裹挟下,生产脱离了本质,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在这个异化过程中,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异化了,自然界不再是人类诗意栖息的场所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成为了仅仅可以计算为利润的原材料和消解人类废弃物的天然垃圾场。

恩格斯在早年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时就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的穷困的工人总是伴随着恶劣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显现在了被异化劳动的对象——工人阶级身上。

在《伍珀河谷来信》中他描绘了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两个城市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穷苦人民的生活场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了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张与冲击,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生存环境却是异常的恶劣,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的恶果反而让无产阶级吞下了。

无产阶级的生活困苦与环境恶劣同资产阶级奢靡荒诞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资产阶级通过占有剩余价值窃取了无
产阶级劳动的成果,却将资本异化生产带来的环境危机留给了本来就已经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的生态不公,恩格斯用一种白描的方式将这种不公展现了出来。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更为隐蔽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将大量的危机留给了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的许多环境优美的发达国家背后,却是将很多重污染重能耗的产业通过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体系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来换取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清洁世界,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而产生的更隐蔽却更广泛的生态不公。

无论是恩格斯所处的年代还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没有变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描述了西班牙的种植主为了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而把古巴山坡上的森林全部烧毁,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肥料来供自己的咖啡种植场使用,但是这种行为带来的水土流失,他们却毫不在乎,因为资本家只关心普通的利润,除此之外,别无考虑。

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工优势,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并把生态危机进行转嫁,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描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能认识到他早已看透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的表象与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凸显的是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是致力于实践性的哲学,恩格斯在看到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后,也在思索如何在社会领域来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因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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