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元诗》张雨诗集整理评议-2019年文档

《全元诗》张雨诗集整理评议学界企盼已久的《全元诗》已由中华书局于2013年6月出版发行。

元代立国不足百年，却有近5200位诗人的13.7万首诗篇流传至今，最终以皇皇68巨册呈现出来（《全宋诗》72册），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正如主编杨镰先生的评价：“《全元诗》一经出版，将具有广泛的应用性，成为替代性的‘定本’、学人引称的依据”。

[1]可以举一个与本文相关的例子加以说明，《全元诗》之前，张雨诗集常见的有这样几种版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写本《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五卷（简称“元本”）、明毛晋《元人十种诗》本《句曲外史集》七卷（“毛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句曲外史集》六卷（“四库本”）、清丁丙《武林往哲遗著》本《贞居先生诗集》九卷（“武林本”），台湾学者则多用影印旧钞本《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七卷（“计藏本”，见下介绍）。

这些版本中，如元本以旧本见珍，但诗歌数量偏少；如武林本虽称完备，但有许多作品未必可靠。

人们在讨论、研究张雨的时候，要么将以上诸版本简介一番，要么随机择其一种作为依据，显得非常烦琐、杂乱，总之，都是因为缺少一个经过整理的权威的善本。

现在随着《全元诗》的问世，学术格局就完全改观了，称引、研究张雨诗歌，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定本”――《全元诗》本张雨诗集。

[2]张雨（1283―1350），初名泽之，字伯雨，号贞居子，又号句曲外史；托迹黄冠，道号嗣真。

钱塘（今杭州）人。

作诗豪迈洒落，体格遒上，是历来公认的元代一流诗人。

因此，其诗集整理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以后研究水平的高下。

《全元诗》出版，适逢笔者整理完成“浙江文丛”之《张雨集》，以下就从自己具体的校勘心得对《全元诗》本张雨诗集的整理作一些分析评议，希望能借此文推动《全元诗》的文献学研究。

一、选择元本作为底本的利弊《全元诗》本张雨诗集总共整理出张雨诗的数量为1007首，如果概括起来看，明显分两大部分：前面选择元本为底本，以武林本校勘，整理出394首；后面则依据武林本编录余下的诗作，整理出610首，另有3首辑佚诗。

当然，整理时还要使用到一些重要的总集，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草堂雅集》卷五、顾嗣立《元诗选初集》（“顾本”）、《诗渊》等等。

现在看来，由于对以上主要版本未能真正做到比勘同异、抉择去取，从而出现了底本选取的根本性失误，也因此导致了整理工作简单化的局面，出现了诸多不如意的状况。

（一）武林本与元本的关系丁丙藏有吴城、何元锡两种钞本的《贞居集》，均为七卷，而吴本各卷后有补遗之作。

他认为两本相较，何本更善，因嘱罗榘续辑补遗二卷、附录二卷，刻于光绪丁酉（1897），这就是九卷的武林本。

与吴城钞本属同一体系的，是据旧钞本影印的《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二册），由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8月出版，这也可以算是张雨通行的别集版本，不知《全元诗》整理者为何遗漏了。

从书中的藏书印可以推断，最初为秀水计光?（字曦伯）守甓斋所藏，再归吴兴张乃熊（字?圃），后入台北中央图书馆。

对比正编七卷，两书仅于数首诗作的编排次序有所不同。

计藏本作为旧钞，保存了多人的批校，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标注出《贞居集》诗作的版本来源，显示出清晰的材料构成图。

在绝大多数诗作后或上面，都有如“毛有”、“吴本”、“徐本”、“《玉山雅集》”、“顾有”等校记，“吴本”就是吴城七卷本；经过考证得知，“徐本”是指明徐（字兴公）所藏的“张雨《句曲外史集》四卷”[3]。

当然，它的每一卷前面的很多诗作没有标明版本来源，事实上，它们都出自五卷的元本。

卷一前86题，来自元本卷一全部五古，顺序不变（下用“全同”表示）。

卷二前68题，全同于元本卷二五古。

卷三因为类分为七古与歌行，将元本卷三全部七古52题作了拆分，但仍然排在这两类的最前面。

卷四五律前12题，全同于元本卷四第2类五律；五言长律前3题，全同于元本卷四第3类；五绝前6题，全同于元本卷四第1类。

卷五前44题，全同于元本卷五七律。

卷六七绝前27题，全同于元本卷四第5类。

卷七前面的“辞”、“四言”全同于元本卷一，没有增补；“五言联句”第1题为元本卷四第4类；“铭”前3题全同于元本卷一。

整个元本394首诗就这样有规律地编排与呈现出来。

综上，武林本（计藏本）正编的七卷都循着元本、毛本、《草堂雅集》、顾本、其他这样一种版本材料的顺序，它是此前各种版本的累积与叠加，是张雨作品的“集大成”。

张元济说：“综观诸本，元本所收最少，毛本续有增益，丁本后出最夥。

”[4]整理古籍，首要问题在于慎选底本。

如果我们充分掌握了武林本（计藏本）与元本的关系，就可以明了，整理张雨诗集，选择一个善本作为底本，并非是元本，而应该是武林本，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足本，而且，它已经包含了完整的“元本”。

（二）元本作为底本带来的问题《全元诗》本张雨诗集选择元本作为底本，以武林本作为主要校本，这样处理会产生很多弊病。

首先，元本卷一“铭”、“赞”的归属问题。

当然，《全元诗》整理前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依据“凡例五”，这里只是“杂处诗卷之中的零篇例外”。

但具体到张雨诗集的整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底本选择不当所产生的问题。

武林本就将“铭”、“赞”统一放在卷七杂言“联句”之后、“诗余”之前，按照诗、文之通例，已经不再归入诗集了，现在这样处理，是对武林本的倒退。

另外，《全元诗》编录说明中也出现了比较粗心的错误，它说：“卷一有十二首铭，暂作四言诗体，未删。

”实际上，元本卷一的“铭”只有3首，“四言”有9首（1）。

这又涉及“凡例十三”“对所采用底本的卷帙编次，不作变更归并”的处理问题，我们将它理解为古籍整理上的存原本之旧。

元本每卷编次是很清楚的，如卷一依次是“辞”、“铭”、“四言”、“五言古诗”，现在这些编次类别在《全元诗》中都没有了。

如果手头没有元本，只从形式上判断，那就会将12首四言诗体都统计成“铭”，从而产生令人遗憾的错误。

其次，武林本中的一些组诗因元本收录不全，现只能以同名方式分置两处。

如：武林本卷二《述古》，据《草堂雅集》卷五有《述古十二首》，元本卷二只有10首；卷六《寄冯子振待制附天目僧过广陵》，据毛本卷上有3首，元本卷四只有前2首；卷六《吴兴道中四首》，据毛本补遗卷上录诗，元本卷四只有前3首，等等。

这固然是保存了元本之旧，却也同时破坏了武林本的面貌；并且给以后的称引、研究带来比较大的麻烦。

最后，整理逻辑上的混乱。

元本存诗394首，武林本存诗比它要多600首左右（剔除重出误收），在这种情况下，以元本为底本，武林本为校勘本，充其量只能整理出394首，无法贯彻到整个张雨诗集。

后面处理那600首诗的时候，武林本又变成了无法回避的“名义上的底本”。

说“名义上的底本”，是因为如《蕉池积雪》诗后校记说了“底本原以诗序为题”之类的话，更因为编录这些诗作，只有寥寥几次地用到了《草堂雅集》卷五（7次）、顾本（3次）、毛本（1次）来“校勘”。

这里所说的“底本”，只是录存除元本之外的诗的底本，而非校勘用的底本了。

造成这种逻辑上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偏信元本，对武林本没有真正了解，也遗漏了计藏本。

反之，如果掌握了武林本的叠加式、集大成的特征，以之为底本，则依次用元本、毛本、《草堂雅集》卷五、顾本、计藏本等主要版本，以及其他如《诗渊》、书画著录等对校，就不仅不会出现上述弊端，而且还会因为对武林本的各种问题来了一个总清算，从而能整理出一部可信度极高的当代本张雨诗集。

二、校勘元本所出现的问题《全元诗》已经按照既定的思路整理出了张雨诗集，故而我们更需要对其校勘整理作一些分析评议。

这里专门探讨以武林本校勘元本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举例仍然挑典型。

（一）处理异文两通时出现的问题在校勘实践中，底本与它本对校，会产生很多与底本义可两通的异文，异文出校亦有种种不同情况，最常见的方式是“某，某本作某”。

仔细疏理元本、武林本（其他版本）的对校，有些地方的处理还有待改进。

第一，现已出校的异文两通者，因为是同源词、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或同义字等关系，实质上可以更进一步地表述为“字通”。

如卷一《玄洲新?》“偃息万林秒”的“秒”字，武林本作“杪”，二字为同源词，义同。

卷二《次韵天镜僧昧旦绝湖二首寄谢德嘉征君》“湖光绝溟?”的“?”字，作“滓”，“溟?”与“溟滓”义同。

卷四《题杨补之墨梅二首》其一“吮香指墨?天然”的“?”，作“?”，异体字。

上面几例仅仅以异文两通出校，处理上还不到位。

又如卷二《范九功照磨伯母贞节诗》“?居四十载”的“?”字，作“嫠”，通假字，今却以武林本的“嫠”字去校改元本的“?”，又没有将其作为异文两通者处理，属于不当改动底本。

第二，现已出校的异文两通者，运用其他方法校勘则可以判断其并非“两通”。

如卷一《种柏》“手迁稚柏栽”，校记：迁，（武林本）作“种”。

若依武林本卷一云“手种稚柏栽”，肯定为病句，实无此理；且《诗渊》、计藏本卷一录诗与元本同作“迁”，武林本作“种”字显误。

再如卷四《春酒》“不见佯狂李白来”，校记：佯，（武林本）作“猖”。

实际上，武林本卷六（计藏本卷六）录此诗时依据的是毛本卷上，毛本即作“猖狂”。

但据杜甫《不见》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不管是杜诗的各种版本还是后人引用的各种典籍，都没有说“猖狂”的。

元本与《诗渊》录诗均作“佯狂”，故此处作“猖”字显误。

这两例都属于底本不误而他本显误者，不应该出校记。

（二）元本被错改与元本中的阙误未被校改第一，错改元本。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雨诗中3次出现的“山世”一词，卷一《寄虞侍讲》“一由山世阔”，《诗渊》、计藏本卷一同；卷五《泰定丁卯沙溪元日》“山世行藏本不羁”，毛本卷中、计藏本卷五同；这两处，惟独武林本作“出世”，而《全元诗》则分别两次出校记，皆据武林本将“山世”校改成“出世”。

另一次不在元本范围，而在武林本，卷五《读戴帅初集》：“学道昔惭出世远”，《全元诗》照录未改，但从最早收此诗的版本《草堂雅集》卷五到《诗渊》、毛本卷中、计藏本卷五，再到著录该诗的《赵氏铁网珊瑚》卷六、《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九、《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藏六等均作“山世”。

虞集《崇寿观碑》就记载张雨“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考索极精博云”[5]。

由此可证，武林本的3处“出世”皆误，而《全元诗》校改前两诗为“出世”显然是误改，真正需要出校记的反而应该是第三首诗，应该据其他版本校改为“山世”。

第二，元本尚有诸多阙误未被校改。

一是，今应可补元本之阙漏。

如补诗句之缺字，卷二《开元池上匹鸟久孤……》：“戏穿葭?□，荷芰与迷藏”，武林本卷三、计藏本卷三均字阙，但《诗渊》作“岸”，可据补。

又如补诗题之缺字，卷二题“适得稚松一本，绝奇，因裁坡诗一联标之，曰：‘霜根□云，苍皮护玉’，诵此语已足想见，且赋诗以写其形似云”，武林本卷二、计藏本卷二均字阙，但据《苏轼诗集》卷三十六《王仲至侍郎见惠稚栝，种之礼曹北垣下，今百余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诗》，分别有句：“惜哉不可致，霜根络云岑”，“苍皮护玉骨，旦夕视古今”[6]，张雨是剪裁苏轼诗为一联，则可推断其诗题中所缺字乃为“络”字，当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