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习俗与中国古代茶文化

饮茶习俗与中国古代茶文化
第一篇：饮茶习俗与中国古代茶文化
饮茶习俗与中国古代茶文化
我国是茶的故乡，是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的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精华的一部分，并为世界茶文化的引导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

茶文化涉及面很广，内容也很丰富，既有物质文明的体现，又有精神文明的延伸。

无论古代、还是当代；无论封闭环境、还是开放社会：嗜茶者，大有人在。

茶不醉人人自醉，人们用文言，用白话，为茶作传，为茶礼赞。

茶，实在是地地道道的一种“国粹”。

茶虽与咖啡、可可一起，被并列为世界三大饮料，但咖啡和可可仅仅是饮料，充其量用作待客之道而已。

茶却不同了，它远不仅是一种饮料，或者说，中国人饮茶，决非单纯为了解渴。

茶，其因超越了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迈入一个精神领域，成为一种礼仪的修养，一种境界。

山水赋灵气，南方生嘉木。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先祖炎帝开华夏利用茶叶之先河。

又有唐代茶圣陆羽所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1]可见中国茶之历史远溯于四千多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

如今，茶早已成为人们物质生活的饮料，也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大享受和人们文化艺术的一种欣赏，并形成了茶礼、茶德、茶宿、茶道、茶宴、茶禅、茶食等一套道德风尚和民俗风情。

中国茶学界认为，茶的起源至少有一万多年。

中国利用茶叶的历史有四千多年；茶树栽培的历史有三千多年；茶叶贸易有二千多年。

综观世界各国“茶”字的语源，现在世界各国称为“Cha”或“Tea”，就是在中国茶传到外国时，由广州和厦门乃至广东的潮汕语言翻译而来的，这也雄辩的证明了中国是真正的“茶的故乡”。

顺便说一句，近两个世纪以来，否认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学者不多，世界上大多数
研究者，包括美国、苏联、日本、法国等国学者，都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

中国北方地区的饮茶习惯，主要是从四川传入的。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土地丰饶，四周环山，所以，“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上古时与中原联系很少。

《华阳国志》载巴蜀贡茶给周天子，即便真有此事，也只是偶一为之而已。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兵由陕西入蜀，灭了巴、蜀、苴国，并徙秦民一万户到蜀地。

以后，秦攻楚国，多次从已占领的巴蜀之地迂回。

这样，经过平凡的战争与大量的人口迁徙流动，茶树与饮茶习俗才渐渐传开。

因此，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
其实我们从“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就可见茶在一开始是被当作药用的。

这则故事出于《神农本草经》，其书作于秦汉间，那么，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至少在战国时代，茶叶作为一种药物，已为人们所了解、服用。

秦汉前，基本上是茶的药用时期。

《神农本草经》说：“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

”《神农食经》说：“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华佗《食论》说：“苦荼久食，益意思。

”等等，当时的记载都弥漫着以茶为药的种种经验之谈。

魏晋以后，茶的主要功能已逐渐转移到饮料上，但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它的药用功能。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一节中引经据典，指出茶具有益神省脑、轻身利尿、解毒疗疮、治小儿惊厥等效用。

可见茶在一开始确实是被当作药用的。

茶由药用到饮料的转化过程应该说是比较漫长的。

三国时期，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凶暴骄矜，溺于酒色。

每次宴请群臣，总是一喝一整天，而且，他还下旨，凡参加宴席者，无论何人，每位必须喝七升，喝不下的，就派人硬灌入口，以此取乐。

当时有位大臣叫韦曜，酒量不大，只能喝二升。

当他深得孙皓宠信时，备受照应，宴享之时，孙皓“密赐茶荈以当酒”，以茶代酒，让韦曜蒙混过关。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韦曜失宠，也照样被酒灌，最后还死于非命，真所谓泰极否来。

看来吴国上流社会，茶也用做宫廷饮料。

半个世纪过去后，东晋南渡之初，著名的文人、北伐志士刘琨，在一封信中写到：“前得安州干姜二斤，桂一斤，皆所须也。

吾体中烦闷，恒仰真茶，汝可信致之。

”显然，身为北方士族的刘琨，还是将茶视为药物，至少，是种辅助性的药品。

由此可见南北方习俗的差异。

于是，那些南渡的中原冠胄，便受到了久习饮茶的南方文化的挑战。

有一次，一位颇负才名的北朝文士任瞻，则出了一次洋相。

那也是南渡之初，任瞻过江来到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当地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席间设有茶水。

任瞻一口气喝了下去，问人道：“这是茶，还是茗？”茶和茗其实是一回事，南方豪门听了这句外行话，颇觉可笑。

任瞻一看情况不妙，连忙改口说：“不，不，我刚才问的是，所饮是热的还是冷的？”于是，引起一场哄堂大笑。

这一言谈举止的失态，使任瞻名声大降，被称为“自过江，便失态”。

[3]任瞻的外行决不是个别现象，据记载，东晋的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

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简直把喝茶看作一种灾难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南迁的北方贵族，也渐渐习惯饮茶、喜欢饮茶，于是，整个上流社会饮茶成风。

南齐永明十一年（493年），武帝下遗诏，说自己逝世后，在灵前祭祀不必杀牲，只要贡上糕、水果、茶、饭、酒和肉脯就可以了，“天下贵贱，咸同此制。

”时过境迁，茶作为饮料，在永明年间以成为南朝朝野所普遍接受，深入到“寻常百姓”家。

可是，北方贵族仍不习茶饮，甚至鄙视、抵制饮茶。

南齐秘书丞王肃因父亲获罪被杀，投归北朝，任镇南将军。

刚北上时，王肃不食羊肉及奶酪，常吃鲫鱼羹，喝茶。

喝起茶来，一喝就是一斗，北朝士大夫称为“漏卮”。

数年后，王肃参加北魏孝文帝举行的朝宴，却大吃羊肉，喝奶酪粥，孝文帝很奇怪，问道：“卿为华夏口味，以卿之见，羊肉与鱼羹，茗饮与酪浆，何者为上？”王肃回答说：“羊是路产之最，鱼为水族之长，都是珍品。

如果以味而论，羊好比齐、鲁大
邦，鱼则是邾、莒小国。

茗饮最不行，只配给酪作奴。

”孝文帝大笑。

从此，北朝士大夫都将茶称为“酪奴”，对饮茶者加以讥讽嘲弄，“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

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4]
饮茶风尚就在南北文化的对峙及拉锯式的交流中，渐渐由南及北，由上而下的普及着。

它的传播速度应该说是缓慢的，它的作用也总在药用与饮用之间杂糅，它似乎还在等待，等待一个新契机的降临。

由隋及唐，饮茶习俗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尽管与政治上的大一统相比，它显然晚了一个节拍，它的兴旺发达，已在大唐盛世：“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遂成风俗。

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马而归。

”[5]
真是如痴如狂，如火如荼。

然而，风行一时的嗜好，却不一定能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

在中国，曾有过多少次的时髦风尚：什么邯郸的步子，楚宫的细腰；什么小山眉、额黄妆，以及令多多少少人心碎神往的“柔若无骨”的女子缠足……都曾经风风火火，可是，究竟能传下几多？
茶，却荣幸地被中华民族选中了，长久的保存发展了，不仅是由于它风行过，红极一时过，更重要的是，它被人提炼，凝结成一种“茶文化”，从而作为一种民族性格，民族精神而被历代承继。

有功于此的，便是被奉为茶圣的陆羽。

陆羽自撰《陆文学自传记》：“上元辛丑子阳秋二十有九”，表明他生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

除《新唐书》陆羽传外，唐代《因话录》、《唐才子传》、《封氏闻见记》都记述了他的史迹。

为了穷万物之至妙，他遍访茶区的山寨沟壑，考察茶事积累资料。

765年撰成《茶经》，在朋友间广为传抄，经充实，于780年正式刊行，标志着中国茶文化进入一个新阶段——茶道大行的时代。

仅仅七千字的《茶经》是陆羽大半生心血的凝结，是他渊博知识、丰富经验、深入体悟哲理及各种才华的高度浓缩。

陆羽《茶经》被公
认为是世界第一茶书,人类茶文化元典。

它的内容完整地涵括了茶史、茶学、茶文化全部。

《茶经》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得高度评价,而笔者以为最根本的意义,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陆羽从我国数千年来对茶叶食用、药用、饮用的多种利用中,从茶叶羹饮、混饮、清饮的不同饮用方式中,通过《茶经》的有效倡导,最终历史地确立了茶叶“饮用”和“清饮”的主导地位。

稍晚于陆羽的唐代诗人皮日休在他写的《茶中杂咏序》中说:“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

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

”陆羽同辈人封演写的《封氏闻见记》中又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

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

”[6]从此,使茶叶成了人们的日常饮料、品尝饮料和精神饮料,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惠了一千多年。

至今全球饮茶人口达到二十多亿,人均年消费茶叶约0.5公斤。

而且还在传承下去,继续普及,不断提高。

如果没有陆羽的倡导和《茶经》的弘扬,恐怕茶叶至今还祗是被视作某种草木芽叶,囿于地域性、季节性的范围在民间被利用而已。

也许是童年时代在湖北天门龙盖寺为深谙茶道的智积和尚服侍茶事使陆羽留下了对茶的美好的印象,当他后来看到民间茶饮漫不讲究,胡乱与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一起滚煮百沸而饮用时,是极其惋惜与反感的,比之为无异于“沟渠间弃水耳”。

他在《茶经》中说,天生万物都有极妙的内在品质,看你如何去发掘利用。

他认为人们对穿的衣,住的屋,吃的食物,喝的酒,都已很讲究了,独对饮茶却还如此忽视。

然而,要喝到一杯好茶,要喝好一杯茶,却也并不容易。

陆羽说“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

”[7]为此他在《茶经》中一一论述了这九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但还不够,一杯好茶除了取决于上述因素外,还决定于茶叶鲜叶品质的基础。

鲜叶品质的优劣与茶树栽培管理、品种选育有关,但更取决于茶树生长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为此,陆羽力所能及地对各产茶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茶经·八之出》就是对各地茶叶品质优次差异的考察结果。

对于未能考察的茶区,也从搜集到的茶叶产品来比较。

陆羽以为,要推广茶叶“清饮”,使茶叶成为人们日常饮用且珍爱的饮料,就必须从各个方
面设法提高茶叶的品质,还要让人们懂得茶叶烹饮技术和茶文化知识。

陆羽为此将自己茶事实践研究的成果写成“茶记”、“茶论”、“茶经”,又加以二十年时间的不断充实修改,于公元780年将《茶经》最后定稿问世。

陆羽为什么强调茶叶“清饮”呢?无疑,唯有清饮才能充分体现茶叶的真香真味,才能享受茶叶“令人有力悦志”、“益意思”的独特功效。

陆羽指出:生活于天地间的人类和禽兽都要靠饮食来维持生命,而“饮”对于人类意义尤为深远。

“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

”[8]这个“荡昏寐”正如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所释,“不能单纯理解它在生理药理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应理解它在精神生活上所起的作用。

也就是说,《茶经》作者侧重的是把饮茶看作是精神生活的享受。

”正基于此,陆羽主张常年饮茶,认为“夏兴冬废”非饮也。

至此,我们看到,陆羽《茶经》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使茶成为人们日常保健的饮料,品赏的饮料,乃至精神的饮料。

《茶经·七之事》以占全书三分之一多的篇幅编录的悠悠数千年中华茶文化史料,也可看作陆羽在饮茶精神上追求的印证。

饮茶习俗的普及应该说是开始于唐，在上面我们也看到了陆羽对此所做出的贡献。

但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茶经》的影响，而来肯定饮茶习俗的普及始于唐代显然难以说合。

其实饮茶习俗在唐代的普及不仅是受陆羽《茶经》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到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佛教的影响。

何以如此，笔者认为，佛教文化与茶文化在很多方面有相通相近之处。

僧与茶结缘之说古今流传，古诗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好茶出在我山中”，佛门也流行一禅语：“茶味禅味是一味”。

佛教重视坐禅修行，息心静坐，聚思悟道，通常坐禅长达数日，久坐困乏，因而具有清心提神的茶叶便应运而生，成为佛家信徒的坐上品。

同时，佛家持淡薄的人生态度，抑欲忌荤，提倡素食，清淡茶汤无疑是最佳饮品。

且茶性洁净，久饮助人寂静斯文，为佛教平添一份神秘色彩，更与僧人结下不解之缘。

许多僧人好茶，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

对僧人嗜好茶饮的风气，古代诗人陆容有诗咏道：“江南风致说僧家，
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荤满袈裟。

”
（一）、“养生”、“清思助谈”,佛与茶开始结缘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由于佛教教义与僧侣活动的需要,佛教很快就与茶叶结下了缘分。

佛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能饮酒,戒荤食素,以求清心寡欲与超脱。

同时要求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

”这就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引起的疲劳和补充因“过午不食”而缺乏的营养物质,以解决其矛盾。

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生津的药理功能,自然使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产茶、饮茶历史十分悠久，前面也提到过茶的最初功能是药用疗病。

世界茶坛宗师陆羽在《茶经》中对茶的性能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

[9]僧侣毕生修行以求功德圆满,自然属于“精行俭德之人”,故最适宜于饮茶。

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对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均有许多论述,“饮茶养生之术”由此逐渐形成。

可见,饮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观念的。

茶的“养生”、“清思助谈”之功效遂成为佛与茶结缘的最初与最佳媒介。

不过,在汉代,中国人饮茶尚不普遍。

茶仅是皇家、贵族及士大夫的一种高雅消遣。

加之,初入中国的佛教,因语言文字的障碍及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下子难以为中国人理解、吸收,以为佛教只是与道教、神仙等差不多的东西。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也乐得中国人如此误解以利传播。

但汉代佛教对中国影响不大,与尚未普及的饮茶也就更谈不上有何关联了。

佛教坐禅饮茶,有明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

是时,清谈之风盛行,玄学占上风,佛教便与玄学攀关系,相表里。

一些人把佛学与老庄比附教义,甚至把一些名僧与竹林七贤之类相比。

为布道,僧侣们乐与道士、文人名流相交往。

因道士、文人皆爱喝茶,清谈家也爱喝茶,于是僧侣们也开始饮茶。

东晋怀信和尚在《释门自竟录》中说“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

”这是我国僧人饮茶的最早记载。

又据《晋书·艺术传》载,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
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不畏寒暑,昼夜不眠,诵经40多万言,经常用饮“茶苏”的办法来提神防睡,补充营养。

这说明此时寺院打坐已开始饮茶。

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开始摆脱先前依附中国原生文化的地位,以独立的面目出现。

但就饮茶一事,佛教仍未有什么新的创举,僧人饮茶仍然停留在养生、保健等药用与自然物质功能时期,并未与自己的思想、教义相联系。

而此时,中国茶文化已开始萌芽,文人以茶助文思,政治家以茶养廉对抗奢侈之风,帝王以茶祭祀。

早期促进茶文化思想萌芽的是儒家,道家、佛教落后了一步。

只有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出现之后,佛理与中国茶文化的结合才有了可能。

（二）、“明心见性”,以茶助禅,“茶禅一味”
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唐代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大发展。

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的创宗时期。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办法,否则无法生存。

于是,出现了天台宗、华严宗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接近的宗教,但均不如禅宗中国化得彻底。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

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

其主张包括:以坐禅修行的办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

即说,心理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

这种办法实际与道家打坐炼丹接近,也有利于养生;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也颇接近,有利于净化思想。

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这也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接近。

后来,禅宗第六代传人慧能又将其进一步中国化,主张“顿悟”,即心下清静空无即是佛。

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

这自然符合中国人的愿望。

他又主张“相对论”,与道家阴阳轮转思想相接近,也为儒家的中庸思想所容纳。

他还主张佛在“内心”,过多的造寺、布施都算不得真功德,在家也可以念佛,不必都出家为僧。

这对统治者来说,免得寺院过多与国家争土地、争人口、争赋税;对一般人来讲,修行也容易做到;对佛门弟子来讲,可以免去诸多清规戒律,比较贴近正常人的生活。

故而禅宗得以迅速发展。

尤其是中唐以后,士大夫朋党之争日趋激烈,禅宗给苦闷的士大夫指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又可以不必举行什么宗教礼仪,便可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佛教教徒,何乐而不
为?于是,佛教徒与饮茶的士大夫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处。

自此,佛理与茶理也才有机结合起来了。

从哲学上看,禅宗主张“顿悟”即“明心见性”。

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以茶助禅,最后达到“茶禅一味”的精神境界。

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唐朝僧人种茶、采茶、饮茶的记载。

前以言及陆羽本人就出身佛门,当过十来年的小和尚。

他的师傅积公大师也是个茶癖。

他的好友,著名诗僧皎然亦极爱茶。

皎然的诗多处描绘他与陆羽共同采茶、制茶、品茶的情景,因此,陆羽的茶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许多佛教原理。

他所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一问世,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构架也就大致确定,突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首次将我国儒、道、佛的思想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首创中国茶道精神。

其中,佛教从茶中“了却苦难,得悟正道”,谓之“茶道”,形成中国茶文化中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佛教茶文化。

随后经历代僧侣们的不断补充和发展,中国佛教茶文化更加走向丰富,走向社会。

唐朝是中国佛教茶文化的形成时期,许多高僧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譬如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由于嗜茶成癖,因此,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

《广群芳谱》引《指月录》载道,有两个和尚欲师从从谂禅师,禅师问他们以前到过观音寺否?一个说没有到过,一个说到过。

对此截然相反的回答,禅师却都要求他们“吃茶去”认为只要吃茶,就能“悟道”,就能佛理与茶道一并得悟。

自此,“吃茶去”便成为禅林法语。

再如,由于禅宗的变通,致使唐代文人学士在家念佛者日众,于是儒、佛、茶三位一体,有利于佛教茶文化的发展。

著名诗人白居易一生爱茶,以茶养生,助文思。

有人统计,白居易晚年又喜与佛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

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

从他的大量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茶的嗜好及其对茶理、佛理的融会贯通。

例如他在《何处堪避暑》一诗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

”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解脱。

（三）、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
茶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中介文化。

茶对于人来说,首
先是以物质形式出现,并以其养生保健的实用价值发生作用,倍受人们欢迎;在中国,当茶发展到一定时期便被注入深刻的文化内容,产生精神和社会功用。

饮茶艺术化,使人得到美妙精神享受,是为茶艺;茶艺中贯穿儒、道、佛诸家的深刻哲理与高深思想,这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而且使人达到修生养性的目的,是为茶道。

循此思路,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僧侣大量饮茶、植茶,为普及饮茶、推动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要使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饮茶人。

唐代佛教发达,僧人云游天下,比一般人传播茶艺更快。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载:“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饮。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

教学禅……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

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10]僧人饮茶,获清心保健之功效,故其多长寿。

据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唐大中三年(849年)时,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佛教寺院多建在群山环抱的幽谷深处,那里生态条件优越,十分适宜茶树生长,这就为爱饮茶的僧侣们植茶提供了条件。

《庐山志》载,早在晋代,庐山上的“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

僧人植茶十分讲究精耕细作,故唐代许多名茶出于寺院,如“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僧人们种植相传不断。

“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反映了名茶与佛教的天然因缘。

第二,“茶禅一味”,创造了饮茶意境,佛教茶文化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主要贡献。

僧侣们饮茶如果只停留在养生提神、清思助谈的阶段上,则佛教远谈不上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

随着禅宗及中国茶文化的兴起,僧侣们饮茶开始由茶的养生医疗物质功能向佛理与茶道相结合的文化精神功能过渡,通过对饮茶意境的营造,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道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茶禅一味。

在我国历史上精于茶事、工于茶艺、乐言茶道的高僧不乏其人。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一生爱茶,作有许多茶诗。

他特别推崇其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把禅学、诗学、儒学三位一体来理解。

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咏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