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1

合集下载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摘要]:“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

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

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

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

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作品中母亲们的形象,深刻揭示了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所形成的封建愚昧、金钱至上、人格变态的生存状态。

并且对这些母亲形象的根源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异化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的奇女子。

她的小说,多是写“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位之道。

”[1] 但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

”[2] 就连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描写得千疮百孔。

在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世界中,母亲的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母爱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虚无、飘渺。

她通过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解剖,对心理的深层分析,以颠倒的姿态塑写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

在她的作品中,那些本该有着温柔善良的传统母性们在生活的丑恶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贪婪者。

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作者犀利的笔端无情的撕裂。

不谈爱情的女性成为人母之后,一反母亲形象圣洁、美好的传统,受到调侃和亵渎。

她们虽不乏对儿女得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

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小夜曲,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拥有的不在是单纯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充斥着无可名状的隔膜,甚至仇恨。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是简单艺术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3]作者正是从人生和社会的最阴暗的一面对这些母性形象深刻揭露,透视出人类的本原状态,才使得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对幸福的执着得以遮蔽的显现;才使得作者的内在蕴藉在情感冲突中找到了释放和外泄的渠道;才使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得以展现。

一、作品中母亲形象特征性的概括
1、庸俗的母亲――母亲在夫权制度下成了封建礼教的“执法者”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的基本职能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

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源于此。

但是对母亲的尊重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习俗,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母亲的价值评判上,而且也形成了“贤妻良母”这样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范畴,也因而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形象。

所以,囿于家庭生活的女性只能是失去经济自主权、为了夫权制度的利益服务的一个群体。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的。

她们都是过着凡俗人生的“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

像许太太认为“一家有一家的难处”(《心经》);潘
太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

”(《年轻的时候》)
而在《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仿佛是个例外。

曼桢的姐姐曼璐因养家而作了暗娼,后嫁给了祝鸿才,为了拖住他的浪荡心,不惜与祝合伙骗奸曼桢,并将之禁闭。

曼桢生下儿子后从医院逃跑;但后来得知儿子无人照顾,她又以母性的责任心嫁给了祝鸿才。

作品一开始,曼桢在厂房里自食其力,“表面上是这样单纯可爱的一个人”,“羞涩起来很羞涩,天真起来又很天真”,这就是曼璐支撑家庭时候的曼桢;但是曼桢认为“善良的人是永远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曼桢在这男人当道的社会也会意志消沉,难以摆脱经济的窘迫。

在这种情况下,祝鸿才的恳求加快了曼桢的滑落速度,而为了孩子正是她为自己寻找嫁给祝鸿才的正当理由。

可见,曼桢的经历看似与娄太太(《鸿鸾禧》)、许太太等人有所不同,但她的思想使她所走的路与她们并没有区别——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好好地过日子;与此同时,“充满了爱子之心”。

对于娄太太、许太太们,我们已经习惯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生于男权社会,长于此,同样也归栖于此;而曼桢则不同,因为她在成年后完全有能力选择走另一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她始终冲不破传统思想的牢笼,家找不着了,工作又无乐趣可言,唯一可以给予慰藉和依靠的就只有至亲骨肉儿子,所以她又回归到“传统”的老路上。

这足以表明女性在男性把持的社会下,生活的无奈与力量的薄弱,即使有想改变命运的愿望,社会却又不容许,最后是自己选择放弃。

在(《半生缘》)中,女性的命运就展露无遗。

曼桢的母亲应该算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了,曼璐则是因为养家糊口而走上“不归路”的,从肉体衰老被人遗弃厌恶,嫁给一个小买卖家,到无奈与夫还妹,最后衰残而疾。

曼桢则从一个天真烂漫、自尊自重类的女孩子到被害而沦为一个只想过安稳日子的女人。

在这篇小说里,受害者无疑是女性,而施害者正是男权专制下的男性。

一家三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无论她们是出于媒妁之言,还是出于无奈自愿,还是独善其身,她们始终是离不开被男权摆布的命运,封建礼教下母亲们的愚昧扭曲了女儿们的人性,毁灭了他们的生活,成为扼杀了婚姻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苍凉”。

当然在封建礼教的执法者,也必然成为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种母亲也是很有典型的。

如:《小艾》的陶妈,困于礼教和生计,明知丈夫不爱自己也不愿与丈夫离婚;《多少恨》中,小蛮的母亲夏太太,和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的感情,为了保住所谓的名份:有丈夫、有孩子,死了不是无家鬼,竟请求虞家茵等她死后再嫁给他丈夫。

2、冷漠自私的母亲――当母女情感与经济发生冲突时选择后者
与第一类母亲相比,这类型的母亲面对的则是情感与经济的冲突,但她们都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后者。

应该说,她们在张爱玲的笔下其实是被单一化了,这当然是张爱玲在创作时所做出的解构和颠倒母亲神话的举措之一。

例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在从夫家返回娘家时,“一味的避重就轻”,在白流苏乞求她时,竟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

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

”要把刚“跳出”火坑的白流苏再赶回苦难的深渊去!总之,在白老太太这类母亲的眼里,白流苏仍旧是个拖累。

自私冷漠的母亲形象在《花凋》中刻画得尤其淋漓尽致。

郑川嫦生了重病,
“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所以她照料郑川嫦只是出于那一点点的女性本能,全然没有了爱的成分。

张爱玲曾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

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

”[4] 郑太太对川嫦的情份当然也不外乎于此。

不然,她不会因为怕郑先生知道自己有私房钱,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而无动于衷。

说到底,这是出于人性的自私。

在郑家,郑太太无疑是被认为符合了“贤妻良母”的规范。

她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可是她“毕竟不脱妇人习性,明知是留不住的,也还是继续地积,家里虽然乱麻一般,乘乱里她也捞了点钱。

”这是对生活在男权社会下的女人的一种“小暴露”。

郑太太为了维持自己的道德地位,对川嫦表面上充满了爱女之心,实际上却失去了爱的本质。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母亲自身经济地位的缺失了。

在生存的本能面前,一切都是赤裸裸的。

冷漠自私的母亲已完全没有了第一类母亲给予子女的温情,她们与子女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5] ;她们其实是男权社会的“卫道者”,不敢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反抗,但她们缺失基本的经济权,她们做了一辈子的女奴,甚至为了坐稳女奴这个位置、为了占有金钱而不惜牺牲了子女的幸福乃至生命;子女“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在这里,冷漠已不再仅仅是母亲本身了,而更多的是指母子、母女之间的一种关系。

准确地说,是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冷漠的,甚至是没有感情可言的。

在这里,母爱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母亲具体的生存事实。

金钱高于一切,这些自私功利的母亲,彻底失去了无私圣洁、富于牺牲的母爱的伟大光环,在这些母亲身上,母爱已经扭曲变形。

从母爱的基本内容和精神上说,“母亲神话”已被揭穿。

3、病态的母亲――封建文化禁锢使母性性压抑心灵变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是一个开麻油店的小老板的女儿,贪财的哥嫂把她嫁给了姜公馆里生痨病的二少爷,她因为得不到情欲的满足,为钱舍情,身心受煎熬而至变态。

分家后,掌握着经济大权,却离间儿女各自的爱情。

《金锁记》讲述了一个母亲的成长经历,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曹七巧是个“极端病态”、“彻底的人物”[6] 。

她把儿子长白变相地霸占,而对女儿长安,则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毁掉了她的爱情。

当然,曹七巧对子女的感情已不是出于正常的母亲心态,而是出于极度压抑的变态心理。

长白是曹七巧身旁的最后一个男人,她不能容忍他和别的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所以曹七巧整天整夜地留长白在身边,并不断地盘问他的房事,挖苦媳妇。

曹七巧“伶牙俐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铜片,也不管伤人有多深”,所以两房媳妇的最后下场都是悲惨的;而女儿因恋爱而“时时微笑着”,“她不由得有气”,最后甚至不惜毁掉女儿的清白而让长安独守其身。

曹七巧的一生就是被金子锁住了的一生。

一开始因为钱,她被卖;到后来有了钱,她又被压抑地变疯狂了。

她最终成了金钱的奴隶。

追踪曹七巧的不幸开端,源于她的哥嫂,他们无财无势,但又贪财,所以将曹七巧“廉价出售”——这是命运的无常性。

没了父母,唯一的亲人却又不珍惜她,她被钱逼疯了;掌握了经济权,她又将小叔子姜秀泽赶走,不让他对自己用一生换来的那点钱动念。

曹七巧的生活如同浮萍,不由得自己。

因为家穷,又因为在姜家的地位低下,甚至连佣人也可以取笑她。

然而,最主要的是,在男权社会她既缺少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又缺乏独立自主性,所以这位被残害、被扭曲的母亲,最后是通过疯狂
地报复来获取心理平衡的,但她报复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她对现实状况不满,却又无力改变,也难以摆脱生活的阴影,如此一来,自己至亲的儿女成为她发泄的替罪羔羊就不难理解了。

张爱玲在这里讲述的不仅仅是社会对曹七巧这样的女人的残害,还展示了与曹七巧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以及生活于这种情态下的人们病态心理。

《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的是一位英籍教授罗杰•安白登,爱上了寡妇蜜秋儿太太的女儿愫细,而纯情的愫细全不懂男女情事,所以他们在新婚之夜出尽了洋相,罗杰因受不了压力而自杀。

小说中的母亲蜜秋儿太太虽然不是主角,但她是愫细所受的“纯情教育的实施者”[7] 。

她对三个女儿的家教严十分明,连女儿所读的报纸,也要经过她的检查下才能看,所以“愫细虽然是二十一岁的人了,依旧是一个纯洁的孩子”。

当罗杰来接愫细回去时,蜜秋儿太太“似乎有一点怕他,又仿佛有点儿不乐意”。

罗杰到最后才知道,原来蜜秋儿太太在那天下午带着女儿愫细四下里去拜访朋友,到处宣扬他的“丑事”!罗杰“够对这些人解释愫细的家庭教育的缺陷么?”而“那些空虚无聊的太太想利用他的所谓奇异的性能力以满足淫欲”[8] ,令罗杰感到既愤慨又羞耻,他无法忍受在这样低俗的流言与变态的目光中继续生活下去了,他惟有选择自杀来寻求解脱。

“蜜秋儿太太早年就守了寡,没有能力带她的三个女儿回国去”,在这不健全的家庭里,蜜秋儿太太为女儿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但是最后却又不动声色地将女儿们收拢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这也是一种变异的母爱,它更多的是出于自私和女性的嫉妒心理。

这是个和曹七巧很相似的女人,只是没有曹那般“彻底”。

二、张爱玲作品中母亲形象的根源性探讨
1、独特的家庭背景,导致其作品中母亲形象被异化
张爱玲的作品中流露出对母亲这一形象的怀疑与失望。

这源自她家庭的不幸:父母不合最终离异。

母亲黄逸梵在她年幼是便离家出走,使她从小缺乏母爱,以及母亲的教育。

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她显得敏感不安,天资聪慧得她过早地领略了人情世态的炎凉感受到的只有孤独。

张爱玲出身名门家世显赫,但其家庭已陷入没落。

这种阴影反映到作品中来,便有了对母亲形象的否定:母亲不能给以庇佑、保护、温情、无条件的付出,而带上和自私、冷漠的色彩和形象。

从而一步步揭穿了“母亲神化”得基本构筑部分,“母亲神化”只是理想化的,与现实是不完全相符合的。

通过对各类母亲的塑造,突出地表现出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种种缺点:如自卑意识、靠山情节、逃避心理、麻木意识、自私懒惰、偏隘虚荣等等。

现实中的不幸使她的创作伸向了人性,伸向了人的灵魂深处。

“张爱玲的一大成就,即在于不遗余力的揭露女性意识中受扭曲的心理层面,并对于女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阐扬”。

[9] 但是正是张爱玲的这种悲剧的创作情节,使她超越了自我心灵的樊篱,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与文化困境中普遍的病态人生。

可以说,她从生活的平凡中写出了生活的底蕴,从人性的麻木中写出了人性的迷失。

2、是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反思,对男权社会的无情揭露
“在宗法父权体制内,在边缘的位置上,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人物中,
她们一向百双重标准的礼教律条置设在性别的隐喻之中,导致女性道德文化与自身性别冲突问题。

”[10]张爱玲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就是从这一深度去刻画的,母亲在社会压抑和自身对幸福追求的形成的巨大反差下,造成她们自我与主体的丧失,这正是张爱玲对女性的从属处境最深刻的思考之一。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宣称的观点:“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性,而女性被贬为‘他者’,处于一种非本论的现实状况之中。

”[11]也深刻的表现了张爱玲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刻画之根源所在。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缺少最基本的经济条件,同时又缺乏女性作为人的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

自身经济地位的缺失,在生存的本能面前,一切都是赤裸裸的。

从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人类文明的悲观失望:“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12]她以女性的直觉和生命的感悟去分析女性自身的心狱之苦,即女性本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

所以这些众多被残害、被扭曲的母亲最后只有通过疯狂地报复来获取心理平衡的。

女性的生命最终被视为被窒息被异化的象征比喻。

我们说,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在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理性的存在物,而且是一个理想的存在物。

他总是根植于现实的有限性而追求超脱现实的无限,不停止于现实而指向虚幻,不满足于理性而诉诸于非理性,不满足于功利而追求崇高。

正是作者通过对母性这些异化的描写,向我们淋漓尽致的展现当时社会存在深层次的弊端,痛斥了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泯灭。

正是通过作者对这些母性的无情揭露,才使得我们对虚幻美好世界的追求和憎恶丑恶的善良愿望。

很明显,当现实世界缺少美好而充斥丑恶时,人们便把目光转向虚构的艺术作品领域,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就表现为人们对现实中爱情的缺失的一种抗议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表现为人类对超越死亡、超越现状的一种文化上的尝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将人性加以肯定,并把人性的弱点剖析得淋漓尽致,张爱玲通过对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异化,通过人性丑陋的一面无情揭露,给予人类对自身最有价值的剖析,给予了人类对无私母性的渴望,对幸福的无限向往。

为此,她的荒凉孤凄的生命也获得了永恒的艺术之光。

“长久的是那些对荒凉、虚空的人世感叹,对人性深入地剖析与关切是张爱玲不变的主题”。

[13]
参考文献:
[1] 高全文《张爱玲的女性本位》《幼师文艺》三十八卷二期,一九七三年八月
[2] 林佩芬《张爱玲研究》《中华文艺》十二卷二期
[3] 赵慧平著.《批评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26页
[4] 张爱玲《造人》一九四四年五月版(《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5]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
年)
[7] [8] 《张爱玲传》刘川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OO年一月第一版
[9] 林幸谦著. 《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29页
[10] 林幸谦著. 《荒野中的女尸》-(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74页
[11]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6,17页
[12] 子通、亦清著.《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97页
[13]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组编.《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82页
The Mother’s Characters in Zhang Ailing’sFiction
Fan si han
Abstract: Through the explaining of the females' images in the fictions written by Zhang Ailing,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female's living situation developed in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It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world, of value as well as different distorted personalities. In addition, the original cau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se images are also analyzed in the thesis.
Key words : Zhang Ailing; The mother’s characters ; special consciousness。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