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电影的类型化创作分析

少数民族电影的类型化创作分析
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自身的思路与策略，才能寻得出路。

电影《塔洛》以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独具特色的叙事语言，以及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探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归路，并试图找出相应的可行性方案。

一、永恒的寻找主题
（1）自我身份的寻找。

按照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麦基的故事理论，派出所要求办理身份证这一事件打破了牧羊人塔洛平静的生活，主人公进城办理身份证这一情节构成本片的激励事件。

显然，身份证是自我身份的指代，“有了身份证去城里别人才知道你是谁”，主人公进城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情节实质上就是确立自己身份的过程，途中经历了种种不解、疑虑甚至是自我怀疑，同时也在他内心激发起追寻爱情对象（理发女杨措）的欲望求索之路，完成了从迷失到寻找直至最终认同的心路历程。

影片结尾处，塔洛置身于荒无人烟的旷野中，伴随着刺耳的鞭炮爆炸声，永久性地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2）民族符号的寻找。

《塔洛》中存在大量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像，但都被赋予相应的符码，归结成一部关于藏区生活的符号学，作者通过这些符号揭示人物的潜在命运以及故事的丰富内核。

身份证。

它象征着自我身份，没有身份证便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一物件的象征意义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

戏剧化的是，在找寻身份的过程中却失去了原有的身份。

影片开头是一个长达十二分钟的长镜头，主人公塔洛如诵经般背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这次符号的大特写，强有力的塑造了塔洛这一人物的个人信念。

片尾处一边滚动字幕一边再次出现背诵声，仿佛一切都从未改变，历史与现实间进行深刻拷问。

片中的人物处处被符号所牵制，狂热地陷入对符号的追求。

（3）创作规律的寻找。

在叙事结构上，影片《塔洛》大致符合好莱坞的经典戏剧式线性结构，主线逻辑清晰，情节环环相扣。

“开端
处以‘打破平衡/遭遇危机’为起因；以‘英雄落难/得到帮助’为叙事发展；以‘战胜
反派/实现成长’为影片高潮；并最终以‘恢复平衡/解决矛盾’的大团圆结局来满足
观众的心理诉求。

”不仅如此，本片的创新之处在于冲破了好莱坞电影封闭性结
构模式的桎梏，大大削弱了片中人物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使受众心理规律更
好地为艺术表达所服务。

同时，故事末尾是开放式的，画面中一望无垠的旷野
承载着观众无尽的思索，反而比大团圆结局来得更为撼动人心。

“学我者生，似
我者死”，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这句名言放到电影创作中加以衡量，同样十分
受用。

二、潜在的普世价值
（1）外来文化的冲击。

当今社会，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亚文化群，在日常
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受到现代都市文明潜移
默化的冲击和影响，而当全球化的浪潮袭来，我们屹立在滩头之上要想脚底的
沙子不被掏空，首先就得深深扎根于这片文化的土壤之中。

导演万玛才旦在影
片中并没有刻意回避外来文明留下的文化印记，或是试图营造出一个与世隔绝
的世外桃源。

《塔洛》里我们看到了藏装与洋服、土烟与女烟、藏语说唱与草原拉伊之间的来回切换，而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一心向往着外面世界的杨措卷款
携逃也标志着塔洛所代表的传统秩序的崩塌，隐隐透露出的民族危机感实则是
全球文化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折射出共同的文化焦虑
心态。

（2）多元的文化融合。

在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任何地区、任何民
族的文化传统都不免会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演化乃至重组。

成长在藏区，工
作在外地，万玛才旦导演本身就具备着某种文化融合的气质，而往往现实的抉
择与民族使命感之间存在着某些冲突，冲突背后的根源是深深的孤独感，这种
孤独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建立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基础之上的妥协与
让步，透露出一声无奈与叹息，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影片主人公塔洛的精神状态。

不禁让人发问，这难道就是文化融合的唯一归宿吗？这同样是导演在片中所要
探讨的隐性主题。

（3）雪域高原的酒神精神。

雪域高原酒文化的诞生，与生活在高寒缺氧的地理环境下的藏族人民豪爽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

酒更是藏族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茶。

藏族人民对酒的偏爱中彰显着个体内在情绪抒发的“酒神精神”。

电影《塔洛》中“酒”的出现频率是有目共睹的，展现在多年咳嗽的老毛病去医院没用，只有灌上一瓶白酒才行；除此之外，“酒”还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塔洛因为醉酒误事而导致羊群被狼咬死，遂下定决心卖羊换钱去追求“爱情”，这是全片最为重要的一处情节转折点。

当爱情的幻影破灭之后，奋力将酒瓶掷向人迹罕至的旷野，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三、不变的民族寓言
（1）继承与创新促进民族文化发展。

“十七年”中国电影发展时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它们的一个重要共同点是与占据时代主流的思潮相呼应，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方向与策略，这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

电影《塔洛》作为一部地地道道的藏族本土影片，继承了“十七年”电影创作的衣钵，尤其在现实性与时代感方面，注重真实地反映生活，反映时代。

万玛才旦导演的创新之处在于，坚持以当地人民的视角来展现藏地的真实面貌，力图还原本民族处在当下时代的真实生活图景，大大超越了猎奇观光的层面，真实、准确地揭示出藏族历史、宗教和文化现况，以及生活在该地区人民的精神状态，将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提升到新的境界和高度。

（2）变通与坚守凸显民族性电影特征。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确实存在着问题，如一些少数民族电影流于表面化，比较肤浅，没有从该民族自身对其生存境遇进行审视，不少电影仍然是‘汉族视觉’，并流露出某种先天的审美偏见。

”万玛才旦导演代表着一批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电影作者的崛起，凭借着对少数民族生活的熟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恪守，以及本民族所独具的“内省视角”，极大地避免了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趋于同质化、肤浅化，用摄影机真实、细致地反
映出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状态，将民族性电影创作推向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者除了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视角外，更要深入挖掘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中所碰到的种种境遇，摒弃空洞乏味的说教，用当代人的眼光去审视当下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客观地反映他们的文化精神状态，这才是民族性电影得以永葆青春的内生动力。

（3）极简电影文本书写藏区民族寓言。

《塔洛》在电影技法上是朴拙的，万玛才旦导演创作的初衷也不在于炫技，黑白影像、固定机位长镜头等寥寥数笔足以刻画出本片独特的影像风格。

“塔洛平常都扎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总是在他的后脑勺上晃来晃去的,很扎眼。

”小说的开篇就曾这样写道，极简的艺术手法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影片故事的结构是简单的，讲述一位孤独的牧羊人在进城办理身份证的过程中的一系列遭遇，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有着诸多相似。

但与此同时，它传递出的内涵是深刻隽永的，塔洛的故事代表着一代西藏人在身份问题上的迷茫，代表着藏族传统文化在强有力的现代文明入侵之下的无可奈何，这也象征着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上的焦虑。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导演建构起另一种“民族寓言”。

四、结语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塔洛》终于走进中国电影院线，少数民族题材影片高调回归公众视野，让观众可以在大银幕上欣赏这朵民族电影之花。

但导演的野心并不仅仅在于民族展现，而更多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传播，他将藏区故事从电影节参赛拉回到电影院放映，坚持用现代人的目光去平等地审视当下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同时，恪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与文化视角，注重吸收类型电影成熟的创作规律，唤醒受众对少数民族题材所具有的普世价值与共同心理的认同感和代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