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_美国例外主义_美国霸权的理论基础及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

2010.07
理论视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霸权为当今世界秩序铺垫了一个一元化国际权力中心的背景，二战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开始变形，多民族主权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遭遇到的外部力量影响渐渐增大，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带来了新的显性或隐性的挑战。

本文就试图从“美国例外主义”入手，分析美国霸权的理论基础及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

“美国例外主义”一词来自于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著的《论美国的民主》[1]一书。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与其它欧洲国家非常不同，这是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家，尽管美国社会在经济上存在着社会不平等，但美国人民在政治上却是平等的。

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民主制度在美国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并且运行良好，而在其他地方，如法国，情况就大为不同。

所以，美国是一个“例外”。

与托克维尔的说法相呼应的是，美国主流社会一直在强调美国的出现是“上帝保佑”和独特历史经历的产物，这种认知里面既包含了新教文化的宗教情感（如命运决定论），又包含了历史解释。

前者先验地解决了“美国人”的民族认同问题——是上帝的旨意使美国人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他们欧洲亲戚的独立民族，而后者则体现出美国基于“伟大的开国者”的创造性贡献而成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和“最伟大的宪政体制”。

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被广泛传播的“五月花号神话”：1620年，当102名以受宗教
迫害的清教徒为主的落魄的殖民者到达新大陆的时候，男子们共同签定了“五月花号公约”，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保证遵守与服从彼此约定的法律，建立一种新的民众自治团体。

这是美国法治（rule of law ）的起源，即法律直接由人民制定。

另一个让美国人民倍感骄傲的历史事件是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这个宣言终结了帝国体制所有的政治逻辑，使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价值根基。

同时，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的“大国崛起”的历程，似乎也验证了美国价值和制度的“优越性”。

它从一个联结松散的殖民地集合，一跃成为世界霸权。

在当今世界，在经济上，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是世界货币的中心，美国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军事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硬实力”超过排名其后的8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总和。

同时，美国占据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优势，在全球最大的“新经济”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企业。

因此，基于美国的“成功经验”和强大国力，美国政治家们通常认为美国有责任向全世界推销由“美国例外主义”所代表的美国价值。

当代著名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在其代表作《美国例外主义：一柄双刃剑》[2]中对构成“美国例外主义”的价值观、政治影响和社会制度等做了深入的分析，解析了美国人为什么是“一个例外之国的一群独特人民”。

他认为“美国例外主义”在价值观上
反思“美国例外主义”
——美国霸权的理论基础及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
■关
凯袁玉红
【提
要】“美国例外主义”是美国霸权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为美国霸权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
的支持体系。

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多民族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干涉其内政，从而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例外。

在民族问题上，“西强我弱”的理论和舆论态势对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这种挑战。

【关键词】美国例外主义美国霸权中国民族问题【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0）07-00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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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的表现就是“美国信条”，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美国人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乐观、追求权利和个人主义，但同时美国社会的犯罪率世界最高，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仍然存在着社会不平等，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私人合法持枪的国家，武器商店的分布密度高于银行以及其他充斥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

因此，李普塞特将“美国例外主义”形容为“双刃剑”，善恶相依，是非同体。

李普塞特试图回答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他列举了一些原因，包括美国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约束了工会成为第三党的可能，而美国工会也与其他国家不同，有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在美国文化中埋藏着很深的个人主义和反政府主义的传统，这使美国人怀疑一切权威以及可能侵蚀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力量，同时作为移民国家使美国工人阶级无论在种族还是在语言上都具有极大的差异性等。

在这些分析之外，李普塞特实际上揭示了美国社会反对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美国例外主义”造就了弥漫美国社会的一种自诩代表了普世价值和高尚道德的“使命感”，这使得美国民众热衷于支持政府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在这种心态之中，一些美国学者避免使用“霸权”这次词语来描述美国在世界秩序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学者中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是费正清。

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美国霸权的含义丝毫不是负面的，相反，它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如亨廷顿。

因此，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就是：其它国家必须听从美国的号令，这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前提条件”。

美国霸权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首先是因为“民族问题”不仅和“权利”（人权）有着天然的联系，更具有强大的感性化的社会动员能力。

美国一直在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理论，致力于削弱由它定义的“不民主国家”或“流氓国家”的国家主权、造成主权国家内政问题的国际化。

综观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民族问题”，由于美国霸权主义干涉而呈多发趋势，无论是伊拉克还是科索沃，美国始终在借助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进行不公正的国际干涉。

但这同时对美国自身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因为这种干涉直接刺激了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对
美国霸权的社会意识，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渊溯。

“9·11”事件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

对中国来说，如何应对美国霸权是一个复杂的战略性问题。

客观地看，对中国的国家发展来说，美国霸权的存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部分以美国霸权为政治基础的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相互交织在一起，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各种软硬资源和产品市场。

同时，中国社会相当普遍地认同美国的国家实力、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美国人和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

然而，面对美国霸权，不仅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且中国公众的社会意识也普遍对此保持着一种警惕和怀疑。

在挑战意义上，美国霸权对中国最直接的现实威胁几乎都和民族问题有关。

首先，美国明显具有借助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战略企图，这从美国对台独势力和达赖集团的政治支持以及类似“新疆工程”[3]等举动上显露无疑；其次，美国明显具有颠覆中国当前政治体制的战略企图，这在美国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不断妖魔化中国的做法中显而易见；第三，美国无疑将抑制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实力的大国之一。

这三个挑战都是战略性的，而民族问题又都是其中关键一环。

美国政府之所以“喜欢”借助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内政，在社会意识上的基础是美国文化中同情弱者的普遍社会心理。

比如在西藏问题上，达赖喇嘛就一直被美国人塑造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这种弱者形象再加上藏传佛教充满异域色彩的神秘性和“奇异”性，对美国社会公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

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的院长奥维尔·斯盖尔（Orville Schell ）出版了一本著作：《虚拟的西藏——从喜玛拉雅到好莱坞找寻香格里拉》。

在这本书里，斯盖尔相当生动地为西方公众描绘了一个“虚拟的西藏”，一个超越时空的天堂香格里拉。

在斯盖尔看来，这不过是马可·波罗关于东方的神话式叙述的延续，只不过叙述的中心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好莱坞影城。

民族问题作为中美关系战略互动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实际发生的情况和我国的国家形象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无论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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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题的实质并不像某些美国人及一些西方势力所描述的那样，是涉及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单就“人权”问题本身而言，西方的主要目标是全面攻击中国政府，而非单指中国的民族政策），而是中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与西方的政治文化碰撞的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让西方普遍感到不安，因为这可能导致迄今为止历时500年的由欧洲白人主导世界体系的历史格局将可能终结。

西方可以接受的“历史终结”的方式是以新自由主义和西式民主制度覆盖全球，即福山（Francis Fukuyama ）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却可能无法接受这个历史“终结”在中国人手里的结局。

第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古代文明自古至今不间断延续下来的实体国家，现代中国的文化、深层社会心理以及制度都带有浓厚的历史基因。

但如果说200年前儒家文明还是主导整个东亚文明的“普遍价值”的话，而今天中华文明的这种影响力客观上已经大大衰减了，它甚至会被西方看成是“反现代性”的文化，如中国传统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而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

当中国政府依据中国国情和文化提出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时，西方社会普遍不理解。

因为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强权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崛起”的，早期如荷兰、英国，后期如德国、日本，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美国是一个“例外”——以“和平方式”从英国手里接掌世界性权力，但美英权力转移的背景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基于此，西方很容易将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碰撞解释为“文明的冲突”，这反过来又阻碍了中西方之间彼此相互理解、宽容和信任机制的建立。

第三，我国在民族工作上自身的薄弱环节也为西方对我民族问题的误解和曲解提供了机会。

最明显的问题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民族理论。

我国目前的民族理论仍然主要保持着前苏联的学术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哲学背景和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有相当大的脱离，比如过多地从国家的角度强调政治性规范叙述而欠缺能和西方直接对话的理论体系和经验分析。

因此，当亨廷顿为美国国家认同的淡化而忧虑，于是以违背西方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立场公开大骂多元文化主义是“反西方意识形态”[4]
时，我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强化公民国家认同的措施却都被冠以“汉族沙文主义”的负面标签，如“新疆工程”的研究结论。

这种面对西方拮难时在理论和舆论上的“西强我弱”的态势，长期以往会造成一种深刻的风险，这就是容易造成如“美国例外主义”之类的西方化意识形态渗透填补年轻一代的思想空白。

在这一点上，美国化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正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

然而，从事实上看，我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许多的优势。

中国政府不仅在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牢牢控制着核心战略资源，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和谐社会的建设成就，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任何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动。

事实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的那样，“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

”[5]在民族问题上，如何发展完善我国的民族理论政策，决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紧迫的战略命题，需要我们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去加倍努力。

而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用中国本土化的科学严谨的理论创造，去应对“美国例外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挑战。

注释
[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Lipset,Seymore Martin，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 &London:W.W.Norton &Company，1997,
[3]2003年，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斯塔尔（S.Frederick Starr ）主持完成了一个研究课题——“新疆工程”，在客观上从学术的角度为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存在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支持。

[4]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5]《南方周末》2008年6月26日。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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