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中琉关系史料考证

明前中琉关系史料考证
吴永宁
【摘要】通过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历史研究方法,从文物考证、史籍考究以及地理因素等方面综合分析,对有官方明确记载之前中琉两地是否存在
通交往来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呈现了大量的文献史料以及实物史料,为证明
两地在明以前已存在长期频繁接触这一观点提供重要的论据.
【期刊名称】《临沂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0(032)005
【总页数】4页(P88-91)
【关键词】琉球;史料;明前;中琉关系;《隋书》;方志
【作者】吴永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29.3
琉球，这个在明以后频繁出现在中国史籍中的东南邻国，自明初建交以来，成为了明清时期中朝最主要的朝贡贸易往来的附属国之一。

明以后，无论从正史中单独列传，民间文人的诗赋传诵，还是如《历代宝案》以及各使臣的使录这样专门的论述，都说明了两地之间的各种往来日趋频繁紧密且具有民间化趋势。

因此，关于中琉关系史料的研究，大量学者将视觉聚焦在明初以后，其中明以前的史料匮乏是其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明以前的史料记载当中，琉球国名称未见统一，
对其考证是个繁琐又较为困难的课题。

明以前的中琉关系史料从考证的角度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即文物史料、文字史料以及地理民俗史料。

本文就此三个方面对明之前的史料进行系统论述，并从史料分析中进一步从史料学上论证两地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睦邻关系。

中文史籍所载之中琉官方通交往来始于明以后，然而两地之间的民间往来其实由来已久。

事实上，早在周秦时期，就有进行海山探险的燕齐方士和为了避乱世求乐土的吴越民众到达过琉球。

近一个世纪，在冲绳群岛陆续出土的文物将中琉历史研究往上提早了近两千年。

1923年在那霸市外的城岳贝冢出土的明刀①、1992年在
具志头村的具志头城东北的一个洞穴里出土的一枚明刀，以及琉球群岛之一的竹富岛出土的布币②（图1）都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两地确有人员的流动往来。

不仅如此，这些出土文物的发现，也对此前诸多学者提出的“中国与琉球本岛以北的交流要早于琉球本岛以南的交流”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至汉魏之际，中国先民的足迹又不断出现在琉球本岛及其周围海域。

久米岛清水贝塚出土过一叠贝札（图2），其推定时间在西汉；而在具志川宇坚贝塚出土的青铜三角箭镞（图3），时间又推定在东汉。

近年来又在久米岛出土了许多五铢钱③。

这些来自中国汉魏时期的文物，进一步填补了中琉两地交往在明以前史料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从历史渊源上加深了中琉两地的文化交流。

琉球各岛出土的唐时的货币以及宋朝的瓷片，成为唐宋两代两地往来的重要见证。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西南起西表岛东北至大岛的广泛范围里，都出土过大量的开元通宝，光是在石垣岛的崎枝、赤崎遗迹中，就发现了三十三枚。

而在西表岛仲间第一贝塚发现的会昌开元通宝，背面还有阳刻的“福”字。

据笔者查证，会昌开元钱背面刻有昌、襄、荊、丹、桂、潭、衮、京、宣、洛、梁、平、益、蓝、越、广、桂、福、潭、允、润、鄂、兴、梓、洪等二十余种不同的铸造地，而在琉球发现了福州铸造的背“福”字会昌开元钱。

此外，琉球出土的宋朝瓷片遍及南北，而近年
来在喜界岛城久遗址还发现了崇宁重宝。

这些文物的出土，都从侧面印证了唐宋时期福建与琉球民间的经济往来和人员流动。

明以前的中琉两地并未建立官方往来，故在中国文献史料中关于琉球的记载，多出现在正史以及方志、地理志当中。

自“流求”最早出现在《隋书》之《东夷列传》而进入中华视野以后，正史中《北史》之“僭伪附庸列传”④、《宋史》及《元史》之“外國列傳”中均有其相关记载。

除正史之外，唐编撰的《通典》、宋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通志》、《诸蕃志》，元编撰的《文献通考》、《岛夷志略》中亦有关于琉球之风俗、地理、文化的记载。

中国第一次全面而详细记录琉球是在《隋书·流求传》，但是《隋书》中的“流求”究竟是琉球还是台湾，百余年来，争论不休。

现在很多的专家学者仍依十九世纪中后叶欧洲琉球历史研究先贤的观点，认为《隋书》中的流求是指台湾或大部分是台湾，因为从福州出发五日到不了琉球。

然而按康熙二十二年汪楫、林麟焻出使册封中山王尚贞时的使录记载，册封使团三天就到达了琉球，所以汪楫特意在天使馆门前书写一联：“帝德著怀柔，正朔万年颁上国；臣心表忠信，南风三日到中山。

”其实只要风涛顺利，五日是能够飘风到达琉球的。

而从《隋书·流求传》中隋军出
发和返回的日期，也能看出隋军运用了夏季西南季风和冬季的东北季风，这又与明清册封使使用的季风相吻合。

另外有学者用《海防考》中的条文作为《隋书》中的流求是台湾的依据，其实早在乾隆时，朱景英的《海东札记》就驳斥说，“至《海防考》有隋开皇中遣虎贲陈稜略澎湖三十六岛，郡志据之，语尤可疑。

考《隋书》陈稜流求之役在大业中，而本传亦无略澎湖三十六岛之词。

独不解当日谈海防者，何所据而云云也？”（清·朱景英：《海东札记》，台北：台湾文献丛刊本）
由此，从航路时间和地理上看，《隋书》之“流求”为台湾说的理由并不充分。

不仅如此，福建方志以及诸多地理志中对于《隋书》所载大业五年伐“流求”之人陈稜的记载，亦成为“流求”为琉球而非台湾的有力佐证。

南宋《宝庆四明志》记
载，大业五年陈稜讨伐“流求”后，后人还专门为其修庙祭祀：
岱山庙在北海中，其神名稜，姓陈氏，字长威，庐江襄安人。

隋大业中，航海击流求国，俘斩颇众，事见《隋史》。

庙以端拱二年建，号陈将军庙。

绍兴十七年重修，进士施知微记，朐山亦有祠。

（《宝庆四明志》卷20，《续修四库全书》北京国
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在元代的《昌国州图志》中，陈稜庙则被记载得更加详细，但关于陈稜伐流求之事则多参考《宝庆四明志》所言。

那么，大业五年隋军俘虏的琉球人又被安置到哪个地方呢？据闽方志所载，其位置大致于明清所置闽清县内曰为化北里之地。

弘治《八闽通志》“福清县”部分有载，“化北里宋归化北里，元安化北里，隋时掠琉球五十户居于此。

今分上、下都。

上都距县五十里。

”（弘治：《八闽通志》卷之十五，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33-35）其余记载多与此相类，但载所掠之户数
却大相径庭。

王应山《闽都记》载，“化北里，在县东南六十里。

民居鳞次，亦多大姓。

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住。

”（王应山：《闽都记》卷二十七，万历间修，道光十年重刊本）叶向高《纪游诗序》里亦有云：“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

”（何乔远：《闽书》卷六，崇祯二年刻本）此后的方志多沿袭“五千户”之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提到：“化南镇，在县东南六十里，有民城，嘉靖中筑以御倭。

镇北数里曰化北镇，泽朗巡司置此。

相传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因名。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六.续修四库全
书本）杜臻也说：“泽朗廵检司在化北里，有嘉福寺，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五，四库全书本）由此看来，隋时已有琉球人来华并居于闽之事实，这些人是两地间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为后世进一步拓展通交往来奠定了人文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确证了《隋书》所载“流求”为明清所云之琉球。

自《隋书》卷八十一专列“流求传”以来，《北史》卷九十四、《通典》卷一百八
十六、《通志》卷一百九十四、《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五、《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四、《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九都相继承袭。

而到了《诸藩志》，缩写了“流求国”条，并在此条下加入了“毗舍耶”条，流求国和毗舍耶的地理方位分别记载为：
流求国，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

毗舍耶，语言不通，商贩不及，袒裸盱睢，殆畜类也。

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

（(宋·赵汝适：《诸藩志》二卷，台湾文献丛刊)）
可能是这两条并没有明显的分隔，因此到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所记下的流求地理范围是：
流求国，居海岛，在泉州之东，有岛曰彭湖，烟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

旁有毗舍耶国。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七，台湾文献丛刊）
这种在“流求国”条目中混入毗舍耶（即台湾）的做法，显然影响到了《宋史》的修纂工作，所以《宋史》对流求便有了这样描述：
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

（（宋·脱脱：《宋史》卷四百
九十一）
因此，对史料稍作分析便不难发现，《宋史》之“流求”为台湾的说法过于武断。

除上述文献之外，在很多文人雅士的诗文当中，亦可寻见中琉两地明以前往来之踪迹。

元初世祖萌生了与隋一样与流求建立宗藩关系的念头。

而根据明初修《元史》引用《元实录》和《经世大典·政典·征讨》的记载，武将和文臣却在运用哪种手段
与流求建立关系上曾产生分歧。

大将杨祥请兵征讨流求，但却遭到了福建书生吴志斗的反对，他主张不出师而遣使往谕，而终使世祖接受其主张，遣其往琉球招安。

于是出发前邯郸人张之翰赠予吴志斗以下诗篇，名曰“送吴泉阳使流求”，为其送行：
建安郡东有琉球，八百年不通中州。

天清风静曾极目，依稀但见云烟浮。

人言此地足奇货，上请便欲一皷收。

吴君生长闽海曲，独谓何足烦戈矛。

九重许辨非与是，折渠不倒不肯休。

朝堂诸公为动色，一书能止百万之貔貅。

诏令彼往君亦往，其意岂与陈张侔。

海神不惊水安流，明年事了登归舟。

看书竹帛垂千秋。

⑤
诗中高度评价吴志斗此人“其意岂与陈张侔”，意思是说他并不像隋朝陈稜、张镇周（州）那样主张武力征讨，而是采取和平手段发展与琉球的关系。

总之，自隋以来，中国与琉球的交往就不曾中断过，在正史、方志以及各朝文人雅士的作品中，都印证了明以前中琉交往的频繁。

作为与中华一水之隔的群岛，琉球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地理位置一直是我国历代考证的焦点之一。

在正史、地理志中有大量描写琉球地区地形地貌的记载，那么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是否有什么地理证据可以侧面证明《隋书》中的流求是明清时的琉球国呢？在《隋书·流求传》中有记载：“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
日便至流求。

”（《隋书·流求传》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以此可得至少两个信息，其一此屿名曰鼊；其二其与流求之距离乃一日航程左右。

根据刘逵注左思《三都赋》提到：“鼊，龟属也，其形如笠，四足，缦胡无指，其甲有黑珠，文采如瑇瑁，可以饰物，肉如龟肉，肥美可食。

”而今久米岛仍存的千余块龟甲罗纹石（图4、5），其形状与“鼊”这种龟类背甲的特征完全吻合。

再次，对比所有明清使录所记载航路，鼊屿至流求国的日程也符合久米岛至琉球本岛的日程。

故从形、距两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为“鼊”即为久米岛以及《隋书》中的流求即为明清之琉球国这两个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言，从诸多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中不难发现，中琉两地民间的通交往来，远早于明清官②布币是中国古代货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春秋早期方确立的朝贡贸易的藩属关系往来；同时，这些史料也为进一步证明《隋书》及诸方志中之“流求”为琉球而非台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自《隋书》之后，历代文献相互沿袭、引用并多加以考证，成为明清册封使臣出使册封的重要参考依据。

注释：
①明刀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最重要的法定货币，明刀铸于燕国商品经济最发达时期。

出现，直至战国晚期铸行并流通的铲形货币。

主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

③中国古代记重货币。

主要行使于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高祖时期止。

④《北史》成书于唐贞观年间，编撰时间上晚于《隋书》。

若按朝代更替之顺序，《北史》应位《隋书》之前。

⑤张之翰.西岩集（Z）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原诗题目作《送吴泉阳使琉球》，元朝的地图虽有“流球”这种写法，但民间多写为“流求”，而加斜玉旁的“琉球”到了明朝才出现，故改“琉球”为“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