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

文化
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
文/刘英
在21世纪，流动性正以崭新的方式改变和定义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

移动电话和现代物流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方式 和生活方式，信息流动、资本流动、人口的城乡流动和全 球流动不仅深刻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而且引起文化的流 动和杂糅。

在“流动”无所不在的今天，“流动性”已经 成为21世纪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各个 学科领域共同聚焦的关键间，被称为继空间转向之后的流 动性转向或曰“新流动性范式”。

文学批评界以其一贯的敏锐触觉捕捉到了这一学术动 向。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句”催生了 文学地理和空间批评的爆发，21世纪的流动性转甸也间样 引发f文学研究对流动性的热切关注。

如此蓬勃繁盛的流动性研究局面表明，“流动性”已经成为欧美文学研究的新兴生发点。

然而，文学流动性研 究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其理论来源、发生S辑、研究路 径却仍疏于系统化和理论化。

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流动 性转向的理论背景是什么、文学流动性研究的学理依据是 什么，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流动性研究的基本维度和 研究意义。

学理探究：当文学批评遇上“流动性转向”
第一，流动性转向的原始驱动是出于对跨越边界、建 立关系性的探索，其内含的“流动”逻辑不仅适用于空间 流动、社会流动，同样适用于学科之间的流动。

加之文学 研究本身具有的跨学科知识学属性使其足以将一切新学聚
合成为新的阐释技术从而形成“学科间性”。

第二，流动性转句受惠于多种学科对流动性的长期探 索，而文学研究就是其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

早在20世纪 «)〇年代，后殖民文学批评、跨文化研究和迁徙研究就对流 动性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些文学研究在主题和议题方 面与21世纪的流动性转向有着渚多的交叉和重叠.为“流 动性转向”的正式出场奠定了基础。

第三，流动性理论对于表征的强调赋予文学在流动性 中重要地位。

蒂姆•克雷斯韦尔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 产》建立了流动性三元辩证模型：（1 )作为经验事实的流动性，即交通规划师进行观察、测量和分析的流动性；
(2)流动性的表征，通过文学、电影、摄影等表征策略 为流动性赋予含义和意识形态；（3 )作为具身体验的流 动性，即.移动的体验和方式对移动主体发生影响。

流动 性三元密切交叉：“表征赋予流动性的含义影响着人们的 流动性体验；反之，流动性的表征基于流动性实践和流动 性的具身体验”。

路径探索：文学流动性研究的基本维度
新流动性范式拓展了空间研究的理论视阈，延伸了 空间研究路径，主要表现在：（1 )强调流动性不仅在空 间中展开，同时也生产空间，交通技术革命引起的“时空 压缩”就是鲜明例证；（2)强调空间的关系性和动态性 以及流动性在空间互动屮的作用，提出关系空间是资本流 动、人口流动、商品流动、信息流动的产物；（3)考察 流动性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跨尺度空间生产中的意 义和影响；（4 )强调流动性的具身空间体验。

基于新流动性范式的启发，文章以美国文学为例，探 讨文学流动性研究的基本维度、研究路径和研究意义。

以新流动性范式考察美国文学，可以发现：文学对流动性的 表征以身体一空间一流动性的三相关联为主要模式，以流 动性媒介和流动性政治为两个基本维度展开。

在《流动性》中，彼特•阿迪指出：“流动性媒介包 括流动性技术（如火车、汽车、飞机、电话）和流动性基 础设施（如公路、铁路、电缆）。

流动性媒介生产和促进 了社会关系。

”交通作为一种重要的流动性媒介，在流动 性转向中变得越加瞩目。

追溯“交通”的词源，显示出交 通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对此，德塞托在《H 常生活实践》第9章《空N故事》中有详细阐述：“在 现代雅典，大众交通工具被称为metaphorai。

人们乘坐metaphor---火车或公交汽车----去上班或回家。

间时，‘故事’也叫metaphor,故事就是空间轨迹，叙事结构具 有空间句法。

”
交通与叙事同根间源，皆为空间实践，使文学流动性 研究与空间研究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而流动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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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审视交通与文学之关系提供了崭新视角，并提出以下 问题：每一次交通技术革命带来哪些全新的空间体验？其 对空间感受的重构如何引发了文学的主题内容更新和叙事 形式创新？交通技术革命如何影响了空间生产和跨尺度空 间关系的建构？文学对流动性的表征如何影响了流动性实 践？要探讨这些问题，势必将美国文学史与美国交通发展 史紧密结合。

按交通技术发展时间轴来看，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依次是19世纪前期、19世纪后期、20世纪 初、20世纪中后期的交通技术创新，在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其表征也各有不同。

由于火车和汽车是H常生活中使 用频率较高的流动性媒介，美国文学对二者的着墨也相对 较多。

作为19世纪新型交通和机器时代的象征，火车和铁 路的出现产生一系列空间变化：首先，铁路不仅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将各地独立空间编织成国家网络；其 次，火车创造了新型社会空间—
—车厢。

火车车厢通过固 定的座位，让人们各就其位，实现了理性的乌托邦。

这种 封闭空间和禁锢单元使秩序的生产成为可能；同时.火车 让人感受到身体不动与机械化运动之间的张力，将身体隔 离于车外风景因而失去对风景的自然体验等。

所有这些新 的空间体验和身体体验首次交汇在火车流动性中，在19世 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引发了全民大讨论，美国文学 也参与了关于火车流动性的公共论坛。

美国文学家不仅以其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火车这匹 现代“铁马”所带来的时空感受，例如诗人狄金森1891年 的诗歌“我喜欢看它一跃而去几英里”对火车车轮飞腾跨 越空间的欢喜溢于言表，而且，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 的美国地域主义文学还将目光投向了火车流动性在空间生 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首先，火车的通行使美国实现了全 国时间标准化，使美国各地区执行统一时间，取得两大空 间效果：空间压缩和空间延伸。

“空间压缩”表现在铁路 消除了乡村与城市的空间障碍，促进了人口流动、货物流 动、信息流动和资本流动。

在萨拉•朱厄特的《深港》《乡村医生》、维拉•凯瑟的《大主教之死》等作品中，铁路的出现使乡村空间不再是封闭静态的前现代田园，而 是前现代和现代性的“第三空间”，即玛西所说的“动 态的开放的空间，折射的是人和物的流动”，彰显出美国 地域主义文学的“进步的地方感”。

“空间延伸”表现在 铁路网将美国各个地区连成一体，结束了以往山高路远、道阻且长、文化隔绝、版图隔离的局面，使国家空间贯 通，文化交流顺畅，国家认同感增强。

同时，铁路交通地 图使国家空间网络视觉化，参与空间秩序生产。

维拉•凯 瑟以铁路意象贯穿其多部小说，展示以芝加哥为枢纽的中 西部铁路网如何改变了中西部自然景观和社会空间，因此被约瑟夫•优格视为“将美国社会的转变刻画为空间化现 象"。

另外，朱厄特的短篇小说《南希的生活》《去什鲁 斯伯里》、斯蒂芬•克莱恩的经典小说《新娘来到黄天 镇》、福克纳的南方小说等都反映了铁路将沿线地方置于 国家空间系统，复制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空间重组，使地 方经济与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成为一体。

其次，火车和铁路 推动了旅游平民化，使更多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体验 美国其他地方的特色、历史、风俗，因而成为地域主义文 学兴起的重要推手。

再次，维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 亚》、伊迪丝•华顿的《乡村的习俗》、斯蒂芬•克莱恩 的《新娘来到黄天镇》等作品反映了火车车厢空间与等级 秩序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果火车是19世纪流动性的里程碑，20世纪则是汽 车时代的新纪元。

与火车不同的是，汽车不仅是移动的、半封闭的私密空间，而且汽车（auto-mobile) —词本身就 代表了兼具自主性和流动性，将身体与技术相融合，创造 了一种新的空间化存在。

汽车与公路在身体空间、社区空 间、地区空间以及国家空间之间建立起跨尺度空间关系。

在以“车轮上的国家”著称的美国，汽车意象在美国 文学屮自然随处可见。

纵览美国文学，对汽车流动性系统 综合表征最为突出的文类当属公路小说，并经历过两次高 峰时期。

第一次是一战后到二战前，汽车让人们从家庭私 人空间走向广阔的国家空间，与当时美国国家政治需求十 分契合。

以辛克莱•刘易斯的《自由的空气》为代表的公 路小说通过描写驾车跨州旅行，探索美国不同地区，结识 新朋友，建立新关系，在以轮胎丈量国家空间的过程中，不仅切身体会国家身份认同.而且消除地区隔阂，从而参 与和促进了国家统一工程大业。

第二次是二战后，随着美 国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加之冷战阴云密布，消费主义盛 行，公路小说和影视数量激增。

以杰克•凯鲁亚克的《在 路上》为代表的公路小说表达了通过驾车上路的空间流动 超越日常时空结构束缚的渴望。

一方面，公路成为自我空 间的延伸，在驾车疾驰的超验时刻享受无边的自我与无界 的世界之间彼此融合；另一方面，开放的公路空间是各地 各阶层人群相遇的“接触域”，超越阶级界限携手浪迹天 涯的公路之旅成为逃避资本主义结构的过渡空间。

从火车到汽车，交通模式的更迭不仅使美国文学在主 题内容上更新，同时也促使其在叙事形式上创新。

如果本 雅明曾在信步“漫游”中领略“19世纪之都巴黎”的五光 十色，那么，2U世纪早期的汽车和地铁等现代交通则让部 市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时空震撼。

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庞 德强调的“交通即文明”与其著名的口号“锐意创新”交相呼应，相得益彰，充分体现出现代主义的实验创新与现 代交通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庞德的意象派经典之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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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和埃尔默•莱斯的《地铁》更是鲜活例证。

可以说，从轮船到火车、汽车、地铁、飞机，每一次 交通革命都刷新了人们的时空体验，在海、陆、空、地下 不同空间之N的穿梭让人恍然的间时，也让人领略到一种 难以言表、无以名状的“流动的现代性”。

美国文学在交 通革命中获得灵感，并以创新的美学形式将“流动的现代 性”具象化。

若将美国文学史与美国交通史并置考察，美 国文学与现代的流动性、流动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便豁然 开朗。

然而，流动性存在不平等和不平衡。

鉴于此，玛西提 出流动性差异政治概念并认为流动性差异反映和表达了现 存的社会差异和等级差异：“处在社会等级光谱最两端的 人群，在流动性的享有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蒂姆•克 雷斯韦尔在论文《走向流动性的政治学》中进一步阐明：“流动性既生产社会关系也被社会关系生产。

社会关系是 复杂和多元的，包括阶级、性别、族裔等。

流动性是一 种资源，不间群体的人们获得流动性的渠道和权利也判 然有别”。

从“流动性的政治”视角考察美国文学对流动性的 表征，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流动性的性别差异。

浏览美国文 学史中经典旅行叙事，无论是梅尔维尔的大海旅行、马 克•吐温的大河旅行、还是杰克•凯鲁亚克的公路旅行，凡涉及在公共空间进行的探险活动，多以男性为中心，基 本与女性无缘，女性常常被比作“港湾”“家园”等静态 场所和私人空间。

伴随着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提出的“个人的也是政 治的”呼声高涨及其对公共空间/私人空间性别划分的强
烈抗议，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女性文学批评对公路叙 事的性别属性发起挑战。

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女性作家纷 纷加入公路旅行书写。

芭芭拉•金索芙的《豆树青青》、希尔玛•沃利兹的《心》、切尔西•卡因的《达摩女孩：一次美国跨代的公路旅行》等小说聚焦女性汽车流动性，改写传统公路小说对汽车和公路的表征：驾车上路不仅为 女性提供了私人空间、家庭空间和社交空间的连续空间，而且成为母女相互协商、共同成长的动态空间。

女性公路 小说在表面戏仿男性公路叙事模式的间时，已经暗中将其 颠覆、解构和重构，改写了汽车流动性的性别属性。

如果 说女性公路小说屮女性驾驶汽车是跨越性别划分的空间实 践，那么，女性作家投身公路小说写作则是跨越文类性别 钊分的文学流动性实践。

除性别差异外，美国流动性政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是种族差异。

美国宣称的流动性IN由其实仅仅是白人的特 权，非裔美国人本身就是对美国流动性自由神话的i风剌=火车车厢是种族主义通过空间秩序强化种族秩序的政治场所。

20世纪早期的非裔美国文学对种族隔离车厢—
—
吉姆•克劳车廂——进行了无情批判。

吉姆•克劳车厢得 名于19世纪后期美国南方在公共场合实施的所谓“隔离但 平等”法。

査尔斯•切斯纳特的小说《传统的楮华》和拉 尔夫•埃里森自传体故事《火车上的男孩》部痛诉车厢空 问的种族政治。

非裔美国作家在控诉车厢政治不公的同时 也积极塑造了超越阶级的希望空间。

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家 克劳德•迈凯的小说《回到哈莱姆》和杜波依斯的《黑公 主》都描述了车厢为不同阶级的人们提供了相遇相助的交 互空间。

火车、汽车、地铁、飞机、车站和机场等旅行空间 都是一种阈限空间和流动空间，或德塞托所说的常实践空间”，既是不同阶层、不间性别、不同种族、不同年 龄的人们相遇的物理空间，也是被不断赋予意义、产生意 义的象征空间。

美国女性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通过描述流 动性的具身体验，对性别空间秩序和种族空间秩序发起挑 战，这本身既是对文学传统的“越界”，也是对流动性的 操演和实践，更是对索雅所呼吁的“空间正义”的追寻。

结语
21世纪以来，全球航空业发展迅猛、现代物流国际化 加速、物理移动与数字移动紧密交织，如此规模宏大的流 动性创新和流动性增强不仅改写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 面面，而且引发了社会科学的“流动性转向”，激发了文 学研究对流动性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

从空间转向中孕 育、萌芽、成长起来的流动性转向，汲取空间理论的精 髓，强调空间的关系性和动态性，将其作为阅读和阐释流 动性实践的思想工具，视流动性为发生于身体上的空间实 践。

作为物理形式的身体，体验新型流动模式带来的空间 感受，在空间流动的同时也参与空间生产；作为社会关系 的身体，其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属性影响着个体流动 如何在不同空间环境被执行、被阐释、被表征。

流动性实 践和流动性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使文学流动性研究别具意 义。

在微观层面，聚焦流动性的具身性，突出流动性实践 生产和再生产空间。

在宏观层面，揭示流动性与文学之间 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流动性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变革影响 叙事结构和文学类型的衍变，另一方面，文学见证流动性 的变迁，揭露流动性政治，参与流动性话语，影响流动性 实践。

同时.文学流动性研究通过对文学表征流动性进行 再阐择，创造出更多的空间和社会意义，实现了表征的流 动，完成了学科的流动。

因此，文学流动性研究本身也是 一种流动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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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摘自《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