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代价与人类前途

⾃由代价与⼈类前途
“若批评不⾃由，则赞美⽆意义。

”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
在⼈类社会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脆弱的个⼈在⼤部分时间都选择放弃⾃由、让渡私权，以求公共权⼒及暴⼒机构的庇护，换取微弱的⽣存权。

于是，千百年来，短暂的安宁与群氓运动反复交替，勾勒出⼀条历史周期律。

200多年前，本杰明·富兰克林告诫世⼈：“那些可以放弃基本⾃由⽽换取⼀点暂时安全的⼈，既不配得到⾃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
然⽽，如今，互联⽹和智能⼿机将信息⾃由⽀配权交还给个⼈，民粹主义借此再起浪潮，群氓运动此起彼伏，左右两极激烈交锋。

到底是⾃由过了⽕，还是⼈类社会治理能⼒遭遇挑战？
本⽂以美国新闻史为切⼊点，⽤经济学分析⽅法透视⼈类历史演变，探索⾔论⾃由与⾃由市场、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本⽂为《群氓运动与世界真相》的接续篇。

本⽂逻辑：
⼀、⼈类⽣存的选项
⼆、⾃由选择的代价
三、社会治理的平衡
（正⽂⼀万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请耐⼼阅读，亦可先分享或收藏）
01
⼈类⽣存的选项
⽂字的发明是⼈类⽂明的巨⼤进步，但是当时的国王可不这么看。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名的《菲德罗篇》中有这么⼀段记载：
有⼀次，埃及国王塔姆斯法⽼设宴款待古神特乌斯。

特乌斯是⼀个发明家，发明了数字、算术、⼏何学、天⽂学和⽂字在内的许多东西。

他向塔姆斯国王炫耀说，要把这些发明向⼈们宣传普及，让⼈⼈都⽤上这些发明，尤其是⽂字。

他说，⽂字能帮助⼈记忆，让⼈更有智慧。

不过，塔姆斯国王并不领情，他反驳说：“⼈们如果依赖⽂字，就容易成为健忘的⼈。

这些⼈表⾯上知识⼴博，实际上多半很⽆知。

他们接受的是⼤量的信息，⽽不是⽼师的真传。

”
塔姆斯国王对特乌斯发明的⽂字不屑、不满。

究其原因，⽂字的发明对国王的统治和权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因为信息即权⼒，古代国王、教会、学校是信息的垄断者。

如果抵御信息泛滥的防御机制崩溃，⼈⼈都能从⽂字中获得知识，那么⽼师的真传、国王的圣旨及教会的神谕将受质疑。

在古代，信息垄断与司法垄断、⾏政垄断、市场垄断是⼀脉相承的，都是精英集中统治与民众放弃⾃由相互纠缠的结果。

近代启蒙思想家推崇天赋⼈权，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是⽣⽽⾃由的，但却⽆往不在的枷锁之中”。

但其实，放弃⾃由以换取⽣存权，是远古社会以来，个⼈的⽆奈之选。

因为正如哈耶克所⾔：“⾃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古代，⼀个⼈在⼴袤的⼤地上⾃由迁徙，随时都可能遭遇豺狼虎豹的袭击。

在物物交换的年代，若放弃狩猎、农业⽣产，以⾃由交易为⽣，则时常朝不保⼣、风餐露宿。

所以，⾃由顶多是⼈类⽣存的第三选项。

⼈类⽣存的第⼀选项是掠夺，以剥夺他⼈⾃由来获取⾃⾝利益。

最典型的⽅式是狩猎、抢夺、屠杀及战争，强⼤的主体有斯巴达和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

古代游牧民族逐⽔草⽽居，在长途迁徙中经常爆发部落争夺战。

早期对美洲的殖民统治，欧洲⼈屠杀了⼤量印第安⼈和玛雅⼈，同时将⾮洲⿊⼈沦为奴⾪贩卖到美洲。

⼈类⽣存的第⼆选项是垄断，让渡⾃⾝⾃由与私权，组建垄断性质的公权⼒的暴⼒机构，以图维持稳定的⽣计。

⾏政上是控制与暴⼒，垄断信息传播，宗教思想教化，严酷镇压反抗者；经济上是⾃给⾃⾜、计划经营，拒绝、打压市场交易。

最典型的⽅式是封建城邦制和⾃耕农经济，强⼤的主体有古罗马城邦和中国封建王朝。

在长期迁徙和掠夺的进化中，当⼈们掠得风调⾬顺的千⾥沃野（如古代的河套平原、川西坝⼦、渭河盆地）时，逐渐选择安定下来，开垦⽥地，构筑篱笆，兴建⽔渠，然后春耕秋收、⾃给⾃⾜。

但是，如何保护这⽚⼟地不被侵犯？
这时⼈类过渡到⼤规模协作的第⼆个阶段，从⼀起烧杀抢掠，到共同防御、计划经营。

个⼈会选择让渡部分⾃由和私权（⽐如迁徙⾃由、⾔论⾃由），形成公共权⼒（如军事、⾏政、外交、税收主权）。

由教会、国王、城邦贵族、部落⾸领、宗族族长来⾏使公权⼒，以保护城邦领地、⾃耕农经济及民众安全。

在欧洲中世纪，⼤⼤⼩⼩的城邦是⼀个个独⽴的中央计划经济体，领主、贵族负责城邦内的⼀切⽣产与管理。

为了获得城邦的保护，⼴⼤农民宁愿放弃欧洲⼤陆上⼤量荒芜闲置的⼟地，放弃⼀些⾃由和私有权利，如⼟地私有权、⾔论⾃由、⾃由交换等。

图：新闻管制⿊箱：群氓运动与历史周期律，来源：智本
社
这类的国家属于⾃然国。

舆论管制、迁徙限制，与城邦经济、⾃耕农计划经济、国家暴⼒机构，构成了⾃然国完整严密的体系。

由于思想⾃由受到了限制，这个体系成了⼀个群氓运动的⿊箱，不管什么群体运动如何残暴，都⽆法⾛出历史周期律。

罗素曾经说过：“⼤多数⼈宁愿死，也不愿意思考，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死都没有思考过”。

在那个时代，思考是⼀项冒险⾏为，独⽴思考不仅是耗费脑⼒，更可能丢掉性命。

久⽽久之，⼈们逐渐养成了不思考、省成本、保性命的习惯。

但是，到了近代欧洲，这个⿊箱被撕破了⼀个⼝⼦，⼈类的⽣存⽅式逐渐从掠夺、控制转移到第三选项——⾃由。

但其实，选择⾃由，很⼤程度上也是被逼的。

14世纪中期，⼀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疫⼤瘟疫（⿊死病），夺⾛了欧洲三分之⼀⼈⼝的⽣命。

这场⼤瘟疫打击了教会势⼒的控制，冲击了领主城邦体系。

（详见《与死神边际赛跑 | 我们胜算⼏何？》
⼤批流民开始被迫切换⽣存⽅式——⾃由交易。

他们逃出城邦在⼴袤的欧洲⼤陆上四处游荡、迁徙，从事⼩⼿⼯业和商品贸易。

中世纪结束后，在海盗的冲击下，城邦体系逐渐⽡解，世俗政府及贵族势⼒因战乱⽽负债累累，城邦周边开始兴起⼩镇，⼀批以专业交易为⽣的商⼈、⼿⼯业者出现，他们逐渐引导⼈类⾛向第三种⽣存⽅式——⾃由。

这时，与海运船舶⼀样，印刷术的⼤规模使⽤，成为了这种⽣存⽅式的推动⼒。

到了15世纪中期开始，印刷机打破了精英阶层的信息垄断权，欧洲书籍的出版不再局限于⼤学和修道院。

1460年，约翰·福斯特完成了《圣经》的印刷。

威廉·卡克斯顿在1476年将第⼀台印刷机引⼊英格兰。

1490年，每座欧洲⼤城市⾄少在使⽤⼀台印刷机。

廉价印刷品为普通⼤众提供了识字机会，民众在学习中逐渐摆脱愚昧。

近代印刷技术成为宗教改⾰、⽂艺复兴及科技⾰命的推动⼒。

正如哈耶克所⾔：“观念的转变和⼈类意志的⼒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
马丁·路德在1520年⼴泛使⽤印刷品在德国⼩镇及乡村传播新教，掀起了⼀场宗教改⾰运动。

英国国王亨利⼋世也在国内⼴泛印刷圣经，推动英国新教脱离罗马教廷。

⼈们的⽣存⽅式发⽣了历史性的切换，⼈类从⾃然国历史性地切换到法治国，⾃由思想、⾃由市场、产权制度、国家治理构成了⼀套全新的体系。

这意味着，原来个⼈让渡给国家的部分权⼒将重新回归个⼈。

不过，这⼀过程⽆疑是艰巨⼜⾎腥的。

主导宗教改⾰的亨利⼋世原本是⼀股进步⼒量。

但是他仅将印刷品视为统治⼯具，并很快意识到⼤规模印刷品对王权的威胁，便在1529年开出了⼀张禁书单，对英格兰的印刷业予以限制。

第⼆年，英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个许可证制度。

英格兰国王对出版业控制的⽬的在于构筑⼀道“防波堤”，以阻挡⽇益⾼涨
的“异端思想”。

图：群氓程度与不公平指数、新闻管制，来源：智
本社
1534年议会通过“叛逆法”，规定凡是⽤⾔论、⽂字、⾏动诬蔑国王为异端、裂教者、暴君等恶名者，不承认国王是教会⾸领者，否认国王婚姻合法者，均为叛逆，罪当处死。

根据英国枢密院的记录，从1542年起，枢密院即不断地以“⽤词不当”、“煽动性⾔论”等罪名，惩处了⼀⼤批“反对者”。

改⾰其间处死数达7万多⼈，约为当时英国⼈⼝的2%。

亨利⼋世之后，都铎王朝使⽤垄断企业来控制报业。

玛丽⼥王建⽴了⽂具商公司，⽂具商公司是⼀种控制印刷业的托拉斯。

都铎王朝声称，对出版业的垄断是出于公共安全和国家利益。

1576年，⽂具商公司批准了⼀项命令：对伦敦的⼤⼩印刷所实⾏每周⼀次的检查制度。

两⼈⼀组的检查官向当局报告各印刷所正在进⾏的⼯作情况、⼿头的订货数⽬、顾客的⾝份、雇员⼈数以及⼯资额度等。

1580年⼀位叫威廉·卡特的印刷商因印刷了赞成天主教的⼩册⼦⽽被捕，在受尽折磨后被绞死。

沃尔德格雷夫印刷了第⼀份“马丁·马普利莱特”传单，这份“⾮法出版物”秘密宣传新教，反对英国国教。

后来，沃尔德格雷夫因此受到迫害，霍奇⾦斯等教徒继承了这⼀事业。

在此后⼀百多年间，⽶尔顿、穆勒、杰斐逊等⼀⼤批学者为争取出版⾃由进⾏长期的政治⽃争。

历史经验表明，新闻⾃由控制越严厉，越容易扭曲供给市场，未满⾜的舆论需求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喷涌⽽出。

17世纪开始，英国社会发⽣巨变，宗教纠纷、对外战争、国王与教会的⽃争，新闻的需求⽇益膨胀。

这时，民谣歌⼿、单页印刷品⼩贩已不能满⾜⼈们的好奇⼼。

1621年，英国现代报纸的雏形初现在伦敦街头。

这些原始的报纸被叫做“科兰特”。

三⼗年战争爆发后，欧洲国家⼤规模混战。

尼德兰的印刷商借机报道⽣财，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印刷了不少关于战争新闻
的“科兰特”。

英国书商纳撒尼尔·巴特当时发现了这类印刷品⼴受欢迎，于是决定盗版尼德兰的“科兰特”在英国发⾏。

当时英国遭遇⼀次败仗，⼀些报纸指责国王詹姆斯⼀世的外交政策。

詹姆斯⼀世恼羞成怒，按照都铎王朝的规矩，将出版商和编辑逮捕。

1621年7⽉，国王颁布公告，禁⽌“任意谈论国事”，接着国王⼜发布了取缔“科兰特”的命令。

之后，英国国王与国会长期⽃争，双⽅为了争取公众⽀持⽽放宽了对新闻出版业的⼤部分限制。

1642年，英国爆发了⼀场内战。

克伦威尔率领清教徒反抗詹姆斯⼀世的继承者查理⼀世。

在这场冲突中，两派为了获得公众⽀持⽽竞相⾓逐，国会取消了打压出版商的星法院。

如此，新闻出版业迎来了空前的宽松时代，⾃由⾔论的呼声⾼涨。

02
⾃由选择的代价
1644年，⽶尔顿出版了⼀本⼩册⼦叫《论出版⾃由》，向出版管制发起挑战，影响巨⼤。

⽶尔顿在书中宣称：
“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地上传播，然⽽真理却已经亲⾃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量⽽实⾏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

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由⽽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1】
⽶尔顿这本书创造了⼀个新概念——“观点的⾃由市场”（open marke place ideas）。

他呼吁，让⼀切有话要说的⼈能够⾃由表达他们的意见。

不过，1649年，克伦威尔夺权后，便学习当年的亨利⼋世“开倒车”。

他对清教徒作家和出版商加以严格的限制，只允许政府喉⾆出版书籍为其歌功颂德。

可见，⼈类的⽣存⽅式从掠夺、控制切换到⾃由，是⼀个艰难⽽反复的⽃争过程。

时⾄今⽇，当科技创新进⼊低⾕期时，世界⼜容易陷⼊存量争夺，国家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势⼒抬头，试图重新将⽣存⽅式切换回掠夺与控制。

所幸的是，克伦威尔之后，查理⼆世和詹姆斯⼆世先后试图复辟，均以失败告终。

1679年，在强⼤的政治压⼒下，当年亨利⼋世颁布的《许可证法》失效。

1688年英国光荣⾰命，威廉及玛丽意识到，公众舆论对抗传统政治势⼒的重要性。

1694年议会正式宣布《许可证法》停⽌⽣效。

这标志着英国新闻管制时代结束。

其实，结束新闻管制，开放⾔论⾃由，只是当时英国历史性跨越的⼀部分。

英国《许可证法》不仅包括出版许可，还包括贸易、公司注册、进出⼝等。

早在1600年伊丽莎⽩⼀世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许可状，以垄断经营印度贸易。

英国商⼈势⼒对公司许可证及垄断经营极为不满。

1694年，下议院对《许可证法》进⾏抨击：垄断制度造成的不公平贸易、对印刷业的限制、违法嫌疑者⾏贿的倾向以及新闻检查制度的不完备等。

最终，议会通过了⼀个⾮管制法案，允许任何英国公司与印度贸易。

这样国会实际上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百年特许权；同时，也取消了出版公司的特性经营权。

我们将⽬光转向英属北美殖民地。

最开始，北美⼤陆继承了宗主国英国的新闻出版管制。

在英国通过许可证法后，北美马萨诸塞州通过了殖民地第⼀个限制出版的正式法令。

此后，北美仅有极少数由当局批准的报刊。

其中，《国内外公共事件》、《波⼠顿新闻信》、《波⼠顿公报》等，都因出版内容不慎被当局关闭。

英国许可证法取消后，北美的新闻⾃由也随之兴起。

这时，创建报刊⽆需殖民政府许可，⾔论相对⽐较⾃由，但是若宣扬不利于当局的⾔论，则会被殖民政府以“诽谤罪”或“煽动罪”加以指控。

殖民政府可能将批评者视为试图煽动反动的敌对势⼒。

1721年，詹姆斯·富兰克林创办了《新英格兰新闻报》。

这份报纸风格叛逆，直⾔敢说，挑战权威，很快成为北美读者最喜爱的报纸。

在⼀次预防天花接种的事件上，詹姆斯将⽭头从医疗转向政府。

这位⽃争昂扬的詹姆斯对政府发起了⼀连串的抨击。

后来，詹姆斯因藐视政府⽽被关进⼤牢。

创刊五年后，《新英格兰新闻报》被当局关闭。

但是，它却促使当局在北美放弃出版许可证制度，解放了北美新闻⾃由。

美国开国者之⼀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詹姆斯·富兰克林的弟弟，他曾经在《新英格兰新闻报》当学徒。

在其兄长的报社被迫关闭后，他于1729年买下了《宾⼣法尼亚公报》。

富兰克林兄弟的新闻事业启迪了北美⼈。

当时北美⼈开始意识到，报刊的作⽤是揭露真相、伸张正义，是⾔论⾃由的⼯具。

殖民政府若剥夺这⼀⼯具，就相当于剥夺⾃由，掩盖真相，打压正义。

1733年11⽉5⽇，德国移民曾格的《纽约周报》创刊号发表，但创刊发⾏当天就与当局发⽣了冲突。

《纽约周报》攻击科斯⽐总统听任法国军舰侦察南部海湾的防御⼯事。

最终，这家报社因谴责政府⽽被指控为“对政府进⾏⽆耻中伤和恶意谩骂，试图煽动反政府情绪”。

殖民政府命令⾸席法官德兰西对曾格提起诉讼。

1734年11⽉17⽇，曾格以“煽动闹事”的罪名被捕。

这场官司吸引了⼀位60⾼龄的著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

他不顾年⽼体弱，从费城赶到纽约，在法庭上义正⾔辞，捍卫新闻⾃由。

审讯开始时，汉密尔顿的开场⽩便铿锵有⼒：“每个公民都有陈述⽆可⾮议的事实真相的⾃由的权利”，“我不能认为剥夺⼈们发表控诉的权利是正当⾏为，我认为发表控诉是每⼀位⽣来⾃由的⼈都享有的权利。

”【1】
汉密尔顿认为，若要认定曾格诽谤或煽动，就必须证实曾格的⽂章是虚假的、恶意的和煽动性的。

他坚持：“谎⾔才构成中伤，才构成诽谤。

”
但是，法官却反驳汉密尔顿：“你的要求是⽆法接受的，⽆法允许你将明显的诽谤证明是事实。

”
接下来，汉密尔顿做出了伟⼤的抗辩。

他先向法官彬彬有礼地鞠了⼀躬，然后⾯向陪审团声如洪钟地说道：
“正是那些⼈伤害和压迫在他们统治下的⼈民，才激起了⼈民呐喊和控诉，但他们⼜将⼈民的控诉作为新的压迫和起诉的⼯具。

”
“你们在此审理的，并不仅仅是那位可怜的印刷商的事业，也不仅仅是纽约的事业。

不是的！它的后果会影响到北美⼤陆上在英国政府统治下⽣活的每⼀个⾃由⼈。

它是最重要的事，它是⾃由的事。

”
最终，陪审团作出“⽆罪”裁决，曾格获释。

汉密尔顿为曾格赢得了官司，也为北美⼈赢得了新闻⾃由。

曾格案后，殖民地法庭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煽动性诽谤罪审判出版商的案例。

曾格案激励了北美媒体⼈、学者通过报纸伸张正义。

此后，《印花税法》、波⼠顿⼤屠杀、《茶税法》、《不可容忍法》等⼀系列政治事件，殖民地当局遭遇了来⾃北美民众及媒体猛烈的批判。

他们中包括托利党⼈的代⾔⼈詹姆斯·⾥⽂顿、⼈称“⾰命的笔杆⼦”的约翰·迪⾦森以及激进派领袖萨缪尔·亚当斯，还有汤姆·潘恩。

潘恩是⼀位不安分守⼰的英格兰⼈，受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赏识后，来到了北美试图⼤展宏图。

1776年1⽉，潘恩的作品《常识》被⼴泛流传，三个⽉内销出12万册。

6个⽉后，《宾⼣法尼亚邮报》发表了杰斐逊起草的、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校对的《独⽴宣⾔》。

在独⽴战争打响后，北美军队不堪⼀击，在这⼀危机时刻，潘恩写下了《危机》，激励⼈们为⾃由⽽战⽃：
“战⽃愈是艰苦，胜利就愈是辉煌……倘若像⾃由这样⼀件如此神圣的东西竟不能得到⾼度评价，那才真是咄咄怪事了。

”
独⽴战争期间，新闻⾃由第⼀次展现出强⼤的⼒量，新闻⾃由也是北美⾰命党⼈争取的权利之⼀。

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宣称：“新闻出版⾃由是⾃由的重要保障之⼀，任何政府，除⾮是暴虐政府，决不应加以限制。

”
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中规定：“新闻⾃由对保障⼀个国家其他⾃由⽽⾔必不可少。

在新的联邦政府中，这⼀⾃由不容侵害。

”
战争结束后的1787年，北美⼗三州的代表来到费城召开制宪会议。

制宪会议的核⼼就是组建什么样的中央政府。

他们⼀⽅⾯希望建⽴⼀个强有⼒的中央政府保护美国的利益不受侵犯，另⼀⽅⾯中央政府⼜不能强⼤到侵犯州及民众的利益。

他们试图通过这部宪法，建⽴⼜约束中央政府，以求同时达到以上两个⽬的。

在这55位制宪代表中，有34位是律师出⾝。

他们经过激励⽃争和讨论，制定了宪法，美国成⽴了联邦政府。

美国宪法是各州政府及民众，与联邦政府的社会契约。

这部宪法探索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个法治国，如何保障北美⼈全新的⽣存⽅式——⾃由，摆脱过去的掠夺与控制。

但是，这部宪法遗漏了⾮常重要的民权条款，后来杰斐逊担任总统时起草了⼗条修正案（1789年《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补充。

宪法⼗条修正案第⼀条便是“保护⾔论⾃由、信仰⾃由、出版⾃由，以及集会的权利、抗议的权利和请愿的权利”。

杰斐逊在1786年曾经指出：“我们的⾃由取决于新闻出版⾃由，限制这项⾃由即会失去这项⾃由”，“如果由我来决定选择⼀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宪法修正案第⼀条成为了美国新闻出版⾃由的“尚⽅宝剑”。

时⾄今⽇，新闻界是美国宪法唯⼀保护的⾏业。

宪法给予新闻界⾜够的⾔论⾃由，很快就产⽣了负⾯影响。

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与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政治⽃争极为激烈，双⽅借助新闻⾃由相互攻击、恶意中伤。

杰斐逊的喉⾆弗雷诺猛烈攻击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的外孙贝奇接过弗雷诺的⽕炬，甚⾄侮辱华盛顿。

他在《曙光⼥神报》中写道：“如果说曾经有⼈败坏过⼀个民族的话，那么华盛顿已经败坏了美利坚民族。

”
当时，美国报刊谩骂成风、污秽不堪，报刊被两⼤敌对阵营控制，这段时期被历史学家被称为“新闻事业的⿊暗时代”。

为了制⽌双⽅的敌对情绪，国会在1798年分别通过了《外侨法》和《煽动法》。

《煽动法》主要⽬的是约束反联邦党⼈在新闻界的代⾔⼈。

《煽动法》规定，任何捏造的、诽谤的和恶意的⽂字攻击合众国政府、国会两院、在职总统，以及煽动合众国民众情绪，惩以2000美元以内罚⾦并处两年以内监禁。

不过，1801年3⽉，《煽动法》失效。

此后，媒体成为了美国党派政治交锋的舞台。

1830年代开始，美国报业开始⾯向⼤众化。

报业竞争激烈，为了赢得收视率、发⾏量和收听率，编辑记者们以“标题党”、虚假内容吸引受众眼球。

报纸上充满了煽情、暴⼒、娱乐、危机、政界丑闻等内容。

普利策曾说过：“⼀个冷嘲热讽、商业性强、哗众取宠的媒体会在⼀定时间内创造⼀群和它⾃⼰⼀样低级趣味的民众。

”
显然，开放⾃由的新闻市场沦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公地悲剧”。

时常，媒体舆论被⼈左右，群氓运动此起彼伏。

如何才能在⾔论⾃由与“多数⼈的暴政”找到平衡？
03
社会治理的平衡
英国学者特伦查德和⼽登在1720年为“信息⾃由流通”辩护。

他们认为，⾔论⾃由是“每个⼈的权⼒，只要⼀个⼈不⽤它来危害和⽀配别⼈就⾏”。

⾔论⾃由的底线，不伤害他⼈及公共利益。

这⼀观点符合⾃由市场的主张，⾃由市场的底线是不⽣产假冒伪劣产品，不⾏使欺诈⾏为，伤害他⼈及公共利益。

虚假、诽谤、污蔑等信息，实为信息市场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对他⼈或社会造成危害。

两派观点⼀直在争论：⼀个是⾃由放任派，⼀个是政府⼲预派。

⾃由放任派的主张可以⽤⽶尔顿的话来概括：“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由⽽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
有些⼈担⼼，⾃由⾔论导致⼤资本及公众⼈物控制、⼲涉舆论。

但是，⾃由⼈⼠的观点恰恰相反，只有明确⾃由⾔论之神圣法律意义，媒体才能摆脱外界势⼒的⼲涉，保持应有的独⽴性。

因为只要⼲涉、操控媒体，都涉嫌犯罪。

有些⼈担⼼，⾃由⾔论导致思想混乱，群氓迭起，谣⾔横飞，诽谤遍地。

对此，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辩论铿锵有⼒：
“如果⼈类的本性是如此的邪恶、乃⾄于必须禁⽌⼈们的⾃由，那么禁⽌⼈们⾃由的这些组织的本性难道就会是善良的吗？难道⽴法议员和他们所指派的官吏都不属于⼈类吗？或者他们相信他们正处于⽐其他⼈类更纯洁的⼟地之上？”【2】
图：理性曲线：从新闻管制到⾔论⾃由，来源：智本社
⾃由⼈⼠则认为，只有开放⾃由⾔论，⼤众才能在⼴泛的信息及激烈碰撞中逐渐回归理性，真理才能被⼤众所掌握，让谎⾔⽆所遁形。

在新闻管制体系中，信息失真，供需失调，群氓运动忽左忽右，观点极端，这导致群氓运动反复爆发。

当新闻管制解除后，⾃由⾔论掀起⼀波启蒙⾼潮。

这是⼀个阵痛期，群氓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争异常凶猛。

所以，⾃由⾔论开启后的阵痛期，看起来⽐新闻管制的时代更加糟糕。

其实这是新闻管制付出的代价。

只有经历这种激烈的碰撞，⼈们才能逐渐回归理性。

正如价格管制。

价格管制下，价格短期相对稳定，但可能因供给失调⽽突然⼤幅度波动。

当价格机制解除后，价格在短期内随着⾃由市场剧烈波动，这是⼀个价格重新发现的过程。

这时的⾃由市场看起来⾮常糟糕，其实这是对错误的价格管制的⼀种修正。

只要经历了这⼀剧烈的博弈，供需双⽅才能在动态中逐渐找到价格平衡。

图：价格转轨：从价格管制到⾃由市场，来源：智本社
正如国家转轨。

在⾃然国中，控制的社会相对稳定，但可能因财富、权⼒失衡突然发⽣战乱并推倒重来。

当⾃然国向法治国过度时，社会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国控制越甚，转轨的代价就越沉重，阵痛周期的时间就越久。

有些可能⼏⼗年，有些可能⼏百年，有些国家可能因此灭亡。

如法国经历惨烈的⼤⾰命，德国经历两次世界⼤战、⼀次恶性通胀以及国家分裂。

德意志，“这个强悍的民族，经过炼狱般的洗礼，最终明⽩了⼈类⽂明的真谛及灵魂的归宿”。

法兰西，“她痴情、极端⼜糊涂，曾经傲娇地付之⼀炬，亲⼿断送国脉情种，当内⼼空空如也之时，⼜仓皇拾起曾经弃之如敝履的东西。

”这就是⾃由的代价、⽂明的代价。

（详见《锋芒毕露四⼗年 | ⼀条炼狱般的⼤国之路》、《悲情法兰西 | 从巴⼠底狱烈⽕到巴黎圣母院失⽕》）
图：国家转轨：从⾃然国到法治国，来源：智本社
但是，⼤多数⼈并不希望看到如此惨重的代价。

经济学家庇古希望国家⼲预，以增加⾃由市场“作恶”的成本，达到私⼈利益与社会利益之平衡。

这就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找到了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即边际私⼈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