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范式形成的哲学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关注到中国革命道路的范式，这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关。

回到原始语境中的中共中央文献和共产国际文件，从理论与实践的非共轭现象，主导与主体的矛盾，理论和实践共轭现象下道路范式形成的内生理路等哲学维度，探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道路范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回应历史争论，具有当代意蕴。

关键词：民主革命；中共革命路径；共产国际；非共轭；内生理路；道路范式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5)02－0118－06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早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尤其是正常预设的革命路径被中断后，开始思考中国革命道路范式的课题。

早期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在没有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下，按照承继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学说展开中国革命，实行俄国成功革命道路范式，即城市包围农村，如在实践中遭到挫折后，会另辟蹊径，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

中共革命道路的内在发展理路确实是遵循这一认识规律的，中共一大明确指出：推翻资本家政权，消灭阶级压迫；无产阶级阶级专政是实行阶级斗争的过渡
手段；实行公有制①。

中共通过列宁和共产国际所阐述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了解到，中国革命目前阶段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采用党内合作开展国民革命时，对共产国际所提议的革命路径感到困苦。

这一不自觉的“醒悟”打断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这六、七年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开始②。

因此中共早期领导人开始从更高理论视域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刊登了《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一文，提出“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论断，在分析资本主
＊基金项目：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1BKS027）、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
课题成果“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2014N182）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启动项目“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永乐（1969－），男，安徽长丰县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共党史；周利生（1968—），男，湖南永新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
范式形成的哲学维度
＊
王永乐周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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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范式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必暂呈互异的社会主义”，“将来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

③这一范式理论在1927年得到深化，瞿秋白提出中国革命道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式”④。

但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范式的形成是曲折和漫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尝试从理论与实践的非共轭现象，主导与主体的矛盾层面，道路范式形成的内生理路等哲学维度探究中国革命道路范式的形成。

一、理论与实践的非共轭现象
理论和实践的非共轭现象是指理论和实践的错位或与实境的脱轨。

⑤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后，理论和实践的非共轭现象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两种形式。

一是从八七会议后到广州起义阶段，此间坚持城市包围农村道路的理路自信，理论和实践同步地围绕着这一目标行进，而没有选择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即理论和实践与实境脱轨；二是从广州起义以后到红军被迫长征。

期间，中国革命主体所践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但理论上仍然固执地坚守城市包围农村道路理论，即理论和实践的错位。

（一）理论和实践与实境的脱轨
第一次大革命后，中国革命应该转入农村，践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但中共实践的正是相反的革命路径。

中共早期独立领导的三大起义中，其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是以直接占领广州为目标，夺取出海口，争取国际援助，重建广东根据地，再举行大规模的北伐。

这种通过占领中心城市而走城市包围农村道路的模式，不仅己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苏联斗争范式，而且在国民革命时期，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不难理解，中共仍然沿用原有道路模式下的武装斗争方式之做法，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因此南昌起义以后，起义部队就按照中共中央原有的预期而劳师南下广东，为了急于取得广州，甚至没有进行整顿和休整，作必要的思想动员，而是仓促出发，沿途抛弃大量枪支弹药，并分兵据守已攻克的广州三河坝等地。

⑥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起义部队被打散，而退往闽边和海路丰。

⑦
中央为了实现南昌起义的占领意图，在组织上做了精心安排，特地在八七会议上准备成立至少有三名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的南方局⑧，以指导在广州开展的工作。

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准备成立的中央局，而且其中央委员数占当时中央委员的3/16，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重建广东根据地的重视程度。

⑨不仅如此，在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已经认定广州为革命的中心区域，并决定把中共中央迁往该地，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设立长江局作为留守以指导湖北等七省的工作。

⑩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军事斗争等中心工作，是在城市中心论理论指导下而展开。

但中国的现实语境给上述理论和实践作了明确的答复，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散，被迫撤退到农村，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也不得不在农村开展斗争。

因此，原本以城市中心论为指导的武装斗争，却在实践倒逼机制下，选择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困惑，一方面指责起义部队准备不足輥輯訛，一方面批评退到农村的武装斗争輥輰訛，没有认识到这是践行的理论和实践与实境严重脱轨造成的。

（二）理论与实践的错位
由于理论和实践与实境的脱轨，“八七”会议以后，中共领导的攻打城市的武装力量要么被迫分散在广大农村，要么被迫上山。

中国革命被迫在农村安营扎寨，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在城市革命力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城市中心工作无法开展的绝境下，也被迫来到农村，这样以来中国革命的主体不得不在农村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农村展开实践。

但问题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党内绝大部分同志仍然坚持城市中心工作，坚持城市中心道路。

显然城市中心理论和农村道路实践是错位的，理论和实践是单向度的演进。

被迫撤退到农村的革命力量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农村安营扎根，在全国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农村根据地，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及大多数中共党员仍然固守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的理论。

李立三于1930年5月15日在《布尔塞维克》发表了《新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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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认为虽然农村的革命力量有所发展，但是“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暴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因此“绝不能有甚么‘割据’，‘偏安’的局面”，“如果只注意在某几省区的狭隘的范围而忽视了全国工作同时加紧的配合，便是绝对的错位观念”輥輱訛。

在城市中心道路的指引下，农村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开始攻打长沙等城市，结果只能是农村革命道路暂时被中断，革命力量造成很大损失，甚至井冈山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

但是共产国际不仅不反思城市道路的错位，反而干预改组中共中央，认为李立三执行城市中心道路不得力、是右倾，在“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彻底克服立三路线”輥輲訛的鼓噪下，最终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在中央苏区不顾实际和国民党展开决战，把中国革命逼入了绝境。

二、主导与主体不能化合为一
（一）主导统一战线与主体统一战线难以兼容
中国民主革命是以共产国际为主导，中共为主体展开的。

那么主导与主体为何不能化合为一，因为主导体的顶层制度设计着眼于国际共运和苏联的国家利益，这主要表现为主体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难以兼容。

所谓主体统一战线就是针对土地革命客体维度而言，就是如何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以贫农和雇农为主体，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农民政权。

起初共产国际考虑到殖民地国家的特殊国情，提出“起先同着‘全体农民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而革命亦就仍旧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

随后，同着贫农，同着半无产阶级，同着一切被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輥輳訛，这也就是列宁提出的“联合全体农民”輥輴訛的口号。

这一口号理论本身是一种策略，是战略战术，其主要是依靠贫雇农和中农为土地革命的力量主体，并不是强调要联合小地主和富农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而是在面对强大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反革命堡垒时，尽可能发动一切革命力量，在改变贫雇农命运的同时，也消灭了封建和资本性质的小地主和富农。

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只有充分地引导和领导农民开展斗争，才能完成革命的使命，否则要么是革命的流产，要么是在实践中堕落为谋取本阶级私利的工人机会主义者；而农民由于阶级的局限性，需要工人阶级给予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才能实现摆脱本阶级被奴役的命运，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因子。

显然，上述有关主体统一战线的论述是就土地革命本身的特点，结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一般原则而展开理论建构和实践推演的。

但是共产国际四大在制定关于贯彻共产国际二大土地纲领草案时，为何改变了原先彻底摧毁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所有制方案，而提出与中小地主和富农的某种形式的联合呢？因为这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主体统一战线要让位和服从于“反帝统一战线”輥輵訛。

所谓反帝统一战线是指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提出全民族利益反帝旗帜，形成广泛的反帝同盟，这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的犹豫和妥协，有利于反对一切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也有利于启发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缓解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对革命的压力。

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召开华盛顿会议所结成的反苏和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战线，以及“在目前资本进攻的阶段中”輥輶訛形势，共产国际四大认为：“近年来大规模的资本进攻迫使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进行自卫”輥輷訛，为了不激发矛盾，暂时对中、小资产阶级处于守势，甚至争取他们对革命的同情，从而在减轻本国革命压力的情况下，也是对世界革命的重大贡献。

那么这一改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这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是以世界视域看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马克思才认为社会主义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可能胜利，列宁的一国胜利学说也是以整体视域而得出在帝国主义国家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进行革命，这才有后来一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

这种理论构建的基点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零博弈分析基础上，两个阶级就是两个板块，板块作为一个整体能量的释放，是此消彼长的态势，因而才会提出板块整体胜利说，或板块薄弱处断裂说。

共产国际延续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才提出集中革命力量攻击帝国主义和大地主，争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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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反动营垒中的游离力量，从而壮大革命力量这一革命策略。

（二）主导与主体的旨趣不同——
—“喘息政策”
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的践行内容却难以界定，这与共产国际制定的“喘息”政策有关，而这一政策的制定明显体现出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导者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主体者中共的旨趣不同。

所谓“喘息政策”是指在革命高潮还未来临之前，在反革命势力还处于强大之际，“为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中获得喘息机会，工人阶级认为局部的和暂时的妥协是许可的或不可避免的”輦輮訛，以争取苏联之喘息的时间輦輯訛。

显然土地革命策略服从于国际共运的“喘息”政策，这也就不难理解共产国际土地革命的策略之演化，即从消灭封建性占有制和资本主义占有制到消灭大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封建性残余和资本主义占有制，就是为了瓦解和争取这一所有制下的阶级或阶层。

因此，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象征性要求建立苏维埃政体和小生产合作社，但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件。

輦輰訛但这所有的方案仍然无法符合各东方国家的实践情况，只能无果而终，因此在实际层面，各国也只能把土地问题暂时搁置。

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阐明了关于农民和土地革命问题的政策，从土地革命和理论原则上论证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点”輦輱訛，发动农民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找出土地革命的根据”輦輲訛，这是国民革命胜利的前提。

但是在涉及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和内容时，却又退回到“喘息”政策：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等并分配给贫苦农民；减租或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税收制定；建立农民自治机构，作为分配土地的行政机构。

輦輳訛如果说没收地主土地还是很笼统的口号，那么减租减税等措施就是要减轻和保存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剥削，而以建立抽象和模糊的农民自治机构代替了苏维埃工农政权或明确农民政权。

三、理论与实践非共轭现象下道路范式形成的内生理路
（一）实践和理论非“共轭”现象下的理论课题
中共中央、中共大多数同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力量主体在农村根据地的事实感到不满，认为这偏离了工作重点，农村工作是从属的，辅助性的，坚持城市工作的主导性。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中共中央对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提出了质疑，批评以红四军为代表的农村根据地的一线同志不能领会中央精神，甚至滑落到机会主义的边缘，在1930年6月15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出：“固执过去的路线”，不能理解中央的路线，“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所以无法适应“显著的”、“极大不同的”“整个形势”，因此要改变“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要反省政治上的“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机会主义理论，其实质就是“你们害怕帝国主义”，“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而偏于一隅的农民意识。

为改变上述局面，“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輦輴訛
在农村根据地的大多数同志、中共大多数党员也坚持城市中心工作的主导性，被迫来到农村的革命力量是暂时的判断。

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中坚信地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审视这种局面“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会要到来”輦輵訛。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等还是把农村根据地工作作为从属性的，只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不过比中共中央要清醒许多，他对上述看法作了比较客观的补充，“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呢，“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輦輶訛
共产国际更是固执地坚持农村工作是辅助性的、次要的论断。

在农村游击战争刚兴起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8年2月25日举行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联（共）布及中共代表团、斯大林及布哈林提出的草案，明确指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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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

”輦輷訛当割据之地有了初步发展之际，共产国际于1929年10月26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严厉批评了中共的城市工作不得力，“工人阶级日益坚强的自发斗争落后”，明显不适应“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必须紧张全部力量，取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政治罢工的方针。

”輧輮訛不难看出，农村工作在共产国际看来，只是从属于城市工作的，对于中国革命所出现的农村和城市工作发展的严重失衡，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苏维埃政府，要是说有的话，也是宣传上的，只是纸头上的”，所以固执要求“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表示中国共产党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义”輧輯訛。

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缘木求鱼做法，就是要沿着城市包围农村道路走到底，而中国革命道路的话语权最终又是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中，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道路曲折的必然性。

（二）实践和理论非“共轭”现象下的实践课题
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即当农村根据地工作被定位为非全局的，而是从属的，非战略性的，而是战术性的，但事实上中国革命力量的主体被迫来到农村，中国革命的主题也是被迫围绕着农村根据地展开，概括地说，就是理论和实践错位下的实践课题。

在实践和理论非“共轭”现象下，实践趋于多元：农村根据地一线工作同志在实践语境中，尊重实践的裁决，尽量规避和减少实际工作中的危害；中共党内少数同志开始直面理论和实践非共轭的尴尬；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则固执坚持城市中心论，无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导致中国革命最终走入绝境。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被迫撤退到农村的革命武装，在1929年2月《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中指出：“未曾预料你们或有不得不走闽粤边境的一着”，根据六大决议，在中国革命高潮表征纷呈的情况下，“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面前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为此“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集团式的行动过于暴露，“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輧輰訛毛泽东和朱德等没有按照中央所要求的离开部队、分散部队，因为“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輧輱訛。

可见，毛泽东等曾经的看法和中共中央所提议的方案相似，并且早在1927年就试行过，且多次试行过，不过他们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能面对实践的裁决，面对革命主体力量在农村的事实，艰苦做好农村根据地工作。

党内部分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敢于正视理论和实践非共轭的尴尬。

1930年4月，周子敬在给《红旗》报的信中认为：“现在就全国看来，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动要快的多。

”“在这一种情势之下，若我们依然是将大部分的力（量）都用在城市，实不如用在农村中为好，在农村中一定得的（原文如此）效果更大。

若是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他还是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輧輲訛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转移工作重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共产国际则固执地坚持城市包围农村道路，反对农村实际工作同志所尊重的实践裁决，更不能认同周子敬等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范式。

那么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呢？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看来，既然不是道路路线的问题，实践中的挫折势必归因于执行路线的人，或者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

各种国内和国际情势显示中国和世界处于第三时期，高潮和高潮的表征都彰显世界潮流势不可挡，很明显是执行路线的人犯了错误，中共缺乏的是更加激进、更能执行国际路线的同志，因而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改造中共中央，完全剥夺了在农村工作一线、或有实际工作经验同志的权利，扶持了标榜“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的王明一批人来掌握中共中央。

这样一来，中国革命就在“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攻”輧輳訛的号角下，“勇敢的坚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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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輧輴訛
（三）革命力量主体在农村生存和发展的哲学课题
秋收起义等攻打城市剩余下来的部队被迫撤退到农村后，部分同志思想十分悲观。

被迫来到农村的革命力量首先必须面对在农村能不能生存、如何生存和如何发展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从哲学高度论证上述问题，指出：中国革命可以在农村生存，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共管的殖民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烈，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下，这样政治经济条件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中国革命可以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地方生存，这才有“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革命势力并随着他们的冲突发展而有一个波浪式的扩大；中国革命如何发展呢巩固农村根据地，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扩大和训练红军輧輵訛。

与此相适应，一系列与农村根据地息息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构建应运而生。

反对强调单纯军事思想，不注重政治工作和思想宣传工作等片面做法，要切实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建设革命政权等工作；加强党的领导，置革命军队于党的领导下，改造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认真分析和应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反对各种极端民主思想，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根据地建设，反对流寇思想，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扎实做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扩大其政治影响。

輧輶訛
中国革命事实上不得不以农村为中心，在中国革命主体被迫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情况下，不论是否以全局的视野考量农村道路，但中国革命现在面临的、能做的以及将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农村中生存，如何在农村中发展壮大，如何解答与农村相关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理论和实践课题，而农村根据地是上述课题的载体。

当然实践和理论的非共轭现象，城市工作的全局性势必影响到事实上在农村安营扎寨的革命力量主体，甚至最终造成红军被迫长征的局面。

注释：
①輦輱訛輦輲訛輦輳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104页，104页，104－106页。

②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新青年》，1926－3－25（3）。

③《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新青年》季刊，1923－6－15（1）。

④《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页。

⑤这一观点是王永乐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中提出来的，博士论文数据库（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

⑥⑦⑧⑨⑩輥輯訛輥輰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331页，230页，230页，314页，356，373页。

輥輱訛輦輴訛輧輯訛輧輳訛輧輴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54－61页，100－103页，100－103页，477页，161页。

輥輲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輥輳訛輥輴訛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第600页。

輥輵訛輥輶訛輥輷訛輦輮訛輦輯訛輦輰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页，366页，376页，363页，194页，361页。

輦輵訛輦輶訛輧輱訛輧輵訛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47页，43－44页，37－39页。

輦輷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輧輮訛輧輰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429页，18－24页。

輧輲訛周子敬：《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红旗》，1930－5－24。

輧輶訛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6页、37－39页。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绍兴312000；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责任编辑：张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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