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绝情与欲望交汇的轨道上

迷失在绝情与欲望交汇的轨道上
[摘要]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以一个儿童的视角观察父性的变异，表明了父法的颠覆。

同时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父亲形象，表现了对“父亲”的弃绝态度，这种态度可以看作是他作为先锋作家对历史、对传统的一种弃绝态度。

[关键词]余华小说；父亲形象；弃绝；消解
在中国文化系统，“父亲”指向“孝道”，指向“尊上”，指向一切家庭伦理道德的总脉；代表了一种权威，一种尊严，一种神圣不可冒犯的力量。

作为儒家伦理文化核心的“三纲五常”明确规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思是说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应该为臣、子、妻做出表率。

孔子日：“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

”因此，“父亲”占据着等同于“孝”、等同于“孝道”的非常显要的地位。

“《在细雨中呼喊》叙事的重心在于全力颠覆父亲的形象，父亲成为一个不负责任、没有尊严和道德的浪荡子。

这个父亲就是弃绝的父亲，他弃绝了他的父亲，也弃绝了对家庭的责任，甚至弃绝了父亲本身。

”
父亲孙广才作为一家之长，他从已经老迈的祖父那里取得权威，成为家庭的守护神。

然而，已成为守护神的他却弃绝了家庭伦理。

他既不是一个好儿子，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更不是一个好丈夫。

父亲孙广才与祖父孙有元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对抗。

孙有元作为家中年龄最长的祖辈却被儿子孙广才呼来喝去。

当他不慎摔坏了一只碗后竟像孩子一样异常的害怕孙广才的斥责以至于诬陷是孙光
明打破的。

祖父孙有元在丧失了劳动能力后，只能靠唯唯诺诺来博得儿子的一丁点儿残羹冷炙。

小说有一段描写到这个父亲如何对待他的父亲孙有元：
“我父亲喜欢在饭桌上训斥祖父，这种时候孙广才总是很不情愿地看着自己正在遭受损失。

在父亲虚张声势的骂声里，我的祖父低垂着头颅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

可他吃饭的速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手上的筷子在夹菜时一伸一缩的迅速令人吃惊。

孙广才的训斥他充耳不闻，仿佛将其当做美味佳肴。

直到他手中的碗筷被夺走，他才被迫停止。

那时的孙有元依然低着头，眼睛执著地盯着桌上的饭菜。

我父亲后来就让祖父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我的祖父在吃饭时只能看到桌上的碗，看不到碗中的菜。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南门，我那可怜的祖父只能让下巴搁在桌子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往碗中去夹菜。

我的弟弟因为矮小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但他时刻得到我母亲的帮助。

孙光明是个爱逞能的孩子，他时时会突然站到凳子上，摆脱母亲的帮助，用自己的行为来主宰自己的胃口，这个傻孩子便要遭到过于激烈的惩罚了。

我父亲那时候毫不手软，为这么一点小事他会对我弟弟拳打脚踢，
同时像个暴君那样反复宣告：
“谁再站起来吃饭，我就打断谁的腿。

”
我聪明的祖父知道孙广才的真正用意，父亲对弟弟的严厉惩罚其实是为了恫吓祖父，我的祖父以逆来顺受的姿态端坐在小椅子上，他夹菜时高高抬起手臂的艰难，使孙广才感到心满意足。

”
在祖父行将就木时，“那时候我父亲才真正重视祖父死的决心，当我父亲惊奇地走入祖父的房间后，这两个冤家竟然像一对亲密兄弟那样交谈起来。

孙广才坐在孙有元的床上，我从没有听到过父亲如此温厚地和祖父说话。

孙广才从房间里走出来后，他已经相信父亲不久之后就会离世而去，喜形于色的孙广才毫不掩饰自己的愉快心情，他对自己是不是孝子根本就不在乎。

孙有元准备死去的消息正是他向外传播的，我在屋里都能听到他在远处的大嗓门：“一个人不吃饭还能活多久？…这是孙有元和孙广才“父子之战”的最初一幕。

它以孙广才的无限期待和欣喜来彻底剔除了孙有元即将死亡的悲伤和不幸。

当经过20余天不耐烦的等待终于听到了父亲的死讯时，他不禁“喜形于色”，“如释重负”。

孙广才竞毫不掩饰地连声说：…总算死了，我的娘啊，总算死了。

’父亲(孙广才)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笑嘻嘻地看着不远处几只走来走去的鸡”。

孙有元的权威在其个体生命都受到儿子的威胁的情况下显得是多么卑微而不足道。

父亲弃绝了他的父亲，使他的父亲陷入无助的境地，这样的命运
无疑也会在他身上重演。

当大哥孙光平谈上对象时，他不是像传统的父亲那样，积极地传达家长的友善和关爱，而是公然地调戏未来的儿媳妇。

当孙光平与英花结婚之后，年近六十的孙广才依然不顾人伦之尊严，戏弄英花，只见他“满脸通红，发出了响亮的咳嗽声，这个痨病鬼在那个时刻，村里有人在不远处走动的时刻，他的手捏住了英花短裤上的大红花图案，以及里面的皮肉”，结果，他被儿子孙光平“用斧头像裁剪一块布一样割下了一只耳朵。

父亲暗红的血畅流而出，顷刻之间就如一块红纱巾围住了父亲的脖子。

”当七岁的弟弟孙光明为了救落水儿童被淹死之后，他从中捕捉到的不是失子之痛，只是幻想着成为“英雄的父亲”来获得名利，幻想着政府的接待，甚至异想天开，希望借此脱贫致富。

“我的父亲和哥哥开始了他们短暂的红光满面的生涯。

他们一厢情愿的感到政府马上就会派人来找他们了。

他们的幻想从县里开始，直达北京。

最为辉煌的时刻是在这年国庆节，作为英雄的亲属，他们将收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邀请。

”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在各种虚幻的想象中进行着漫长的等待，渴望将自己上升为—个英雄。

当孙广才因为“英雄父亲”的幻想破灭而被拘留之后，“半个月以后，父亲从拘留所里出来，像是从子宫里出来的婴儿一样白白净净的。

昔日十分粗糙的父亲，向我们走来时，如同一个城里干部似的细皮嫩肉。

”余华用这样充满智性和想象力的叙述语言，彻底消解
了孙广才的耻辱和绝望，使他顺利而又从容地进入到新的欲望追求之中。

此后，“像一个慈善家似的爬上了寡妇逐渐寂寞起来的木床”。

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完全不顾儿子的难堪和妻子的屈辱，整日大模大样地出入寡妇的门槛，将自己的精力消耗在寡妇那张毫无诗意的床上。

而且从此当起了“搬运工，“将家中的一些物件拿出去献给粗壮的寡妇，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以细水长流。

”对于这一切，父亲毫无廉耻之心和羞愧之感，直到最后妻子孤独地死于吐血，他仍然没有去履行一个丈夫的职责。

“父亲”作为权威、秩序、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等等的象征，维系着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为生活在传统坐标下的个体提供坐标和方向。

然而，在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这篇小说中，没有父孝子慈的天伦之乐的情景，相反，有的只是父子之间相互为敌，是一对尖锐的二元对立体。

父亲成为代表家庭权威规范的符号，成为凌驾于子女之上的父权代言人，最终形成了“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

“父性”在他的身上荡然无存，在文本中凸显的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式的父亲，一个颠覆传统伦理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