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的量刑标准

前言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诈骗罪的逻辑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理清诈骗罪的构罪逻辑之后，不难发现，从理论上来说，辩护人如果能够论证被告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他人没有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给付财物，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便能够得出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的结论。

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总结了法院认定无罪的裁判要旨，以供需者参考。

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中介服务关系，就算行为人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的行为，也不能直接将“被害人”支付的佣金当做“运作费”，进而认定行为人存在诈骗行为
在中介服务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于认知偏差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觉得自己受到了欺诈，就以行为人诈骗为由报案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被害人”欲通过刑罚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况下，辩护人需要认真审查以下内容：
（1）双方是否有合同、合同内容是什么；
（2）钱款支付方式，如果是分几次支付的，支付的时间间隔及每次支付的金额是多少；
（3）双方当事人曾经有无类似交易、合作；
（4）在案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的言词证据；
（5）如果有相关项目的，还要审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

另外，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行为人可能会存在夸大其人脉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夸大的介绍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

（2018）琼刑终35号刑事判决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虚构其通过领导关系可以帮被害人拿到工程项目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十起诈骗犯罪事实均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本案中，“被害人”向张泰发汇款的时间及数额存在多处疑点。

首先，唐某、王某2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高度一致。

其次，李某先后11次汇款给张泰发。

三人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跨度长，且李某汇款11次零整不等，更符合还债的方式。

另外，张泰发曾为唐某、王某2揽到工程，且三人此次报案所称被骗的“工程项目”不具体，名称模糊。

二、表见代理或无权代理≠诈骗。

对外，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对内，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而进行代理的行为。

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有追认权和拒绝权，相对人有催告权和撤销权。

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

不管是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人对外虽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行为人的目的是与相对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建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至于无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2013）云新法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人冯炯与冯中强系父子关系，在未有冯中强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人冯炯与何艳娟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书，将包括其及冯中强2.3亩水田在内的共3亩水田租赁出去。

法院认为，即被告人冯炯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
真相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也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

诈骗罪与民事侵权行为存在本质区别，民事侵权不可能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不会给他人及社会造成危害后果。

例如，在转委托法律关系中，虽然在民事法律关系上欠缺被代理人同意的要件，但只要行为人没有虚构事实，就不符合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不构成诈骗罪。

三、因生产经营风险不能履约，因此造成合同相对方损失的，不能简单地将行为人的“躲债”行为等同于诈骗行为中的“逃逸”、“潜逃”，应考察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合同相对方财物的目的
在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过程中，市场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它客观存在，经营者只能尽量去降低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而不能规避市场风险，更不能忽视市场风险的存在。

市场风险是指交易者因市场条件的不利变动而蒙受损失的风险。

这里的市场条件包括交易价格、交易规则、供求关系、流动性等。

经营者处于市场交易中，既与下游客户发生交易行为，也与上游供应商发生交易，由于上述市场风险的存在，任何市场条件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经营者发生违约风险。

（2014）美刑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运丰故意拖欠吴XX等38名货主货款，2012年2月，被告人黄运丰将鑫运丰公司及三家分店关闭，并逃逸，认定黄运丰构成诈骗罪。

法院认为，黄运丰在以往经营过程中，基本能按时向货主支付货款。

2012年后，拖欠货主货款系分店主管欠款所致，没有证据证明黄运丰存在骗取他人财物的故意。

本案中，黄运丰将鑫运丰公司及三家分店关闭后跑到临高躲债，系暂时躲避货主不断上门讨债，搬抢物流公司的货物，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货主货款目的，属于典型的债权债务纠纷。

四、“被害人”对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是明知的，其交付财物时并没有陷入错误认识，对交付财物可能产生的不利结果是可预知的
诈骗罪的逻辑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在合同诈骗中，行为人往往通过虚构虚假投资项目，诱使受害人投资虚假项目，进而非法占有投资款。

如果“被害人”知道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并能够预见到欺骗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利结果，进而交付了财物，则行为人的欺骗并未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018）皖0122刑初221号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垫付宝公司知道被告人施迎东提供的资料和担保单位加盖的印章是假的。

垫富宝公司对万达、宏达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实施的欺骗行为是明知的，施迎东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另外，在借款合同中，如果“被害人”借款时是为了搞好关系，而不在乎借款人的资质、经济实力，在借款不能归还后，不能认为借款人构成诈骗罪。

因为，这种借款关系本质就是人情关系，而非对借款公司或个人项目、实力的认可，“被害人”没有陷入错误认识。

五、在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中，不能仅因行为人超过规定期限，并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未归还即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实质上判断持卡人未能按期还款的原因。

信用卡是由银行作为第三方担保的能在各个商家进行记账式消费的工具。

银行根据信用卡持有人的信用，允许“先消费，后还款”，允许透支是信用卡的重要的特征。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8）相关规定，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认定持卡人是否属于“恶意透支”，应根据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判断。

（2015）宜高刑初字第67号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虽申请信用卡时未提供正确的居住地址等，但其联系电话、身份信息是真实的，且2013年12月以前每月的透支款其均予以偿还，其在办理信用卡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联系电话一直未变更，不能仅因其超过规定期限，并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未归还即推定李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六、在看风水等特殊服务中，认定是否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及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185号刑事判决中，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某以看风水为名获得被害人郭某乙的信任，随后以摆放观音佛像可以消灾、发财为由，诈骗被害人郭某。

法院认为，在郭某乙一案中，被告人黄某为其提供的是看风水服务，即使被告人以被害人以后可能存在的灾祸为由让被害人供奉菩萨保平安，亦不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结语
本次案例检索，包含了普通诈骗罪与特殊诈骗罪，在整理、研究时，没有进行严格的归类。

因为，不管是普通诈骗罪还是特殊诈骗罪，本质上都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诱骗对方交付财物进而非法占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诈骗罪的裁判要旨与特殊诈骗罪的裁判要旨均具有指导意义。

通过研读整理，笔者发现，有很多案件明显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如（2017）甘1202刑初159号、（2016）晋0922刑初117号、（2014）深福法刑初字第1684号），却需要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证明被告人无罪，其中原因，值得我们去思考。

在犯罪圈扩张的当下，刑法更应当保持其谦抑性，通过民事诉讼完全可以妥善解决的纠纷，不能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