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he CCPS (CAG )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集中体现为唯物安全论、辩证安全论和系统安全论，这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支撑起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宏大理论叙事，揭示了认识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唯物安全论；辩证安全论；系统安全论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3）04-0041-07
第27卷第4期2023年8月
Vol.27，No.4Aug.，2023
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李海涛
唐梓翔
[收稿日期]2023-05-30
[基金项目]《2021年全军国防科技和军事理论创新计划》政治理论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简介]李海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唐梓翔，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讲师。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根本，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1]。

从理论上探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对于深化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要义，把握其理论建构的底层逻辑，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新时代国家安全问题，都具有重
要意义。

一、唯物安全论：立足对社会
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国家安全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活动主体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必由之路[2]。

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立场，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同国家安全现象结合起来，构建起一个涵盖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国家安全认识论体系。

其中，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人民安全是三个重要基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鲜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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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认为它制约和决定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各领域生活的发展。

据此，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前提，就是保证国民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即保证人们吃、住、穿、行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

国家安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工作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就是要把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当作筑基工程来抓，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增强抵御内外部各种冲击与威胁的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源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历史、人口、军事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构性背景,是一个长期存在、带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家经济安全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诸如粮食、能源、金融、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3]。

这些重要论述充分揭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再次确证了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压舱石、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前提，为我们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指明了方向。

（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唯物史观既鲜明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也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尤其是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强大反作用。

国家是一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4]。

这意味着国家在履行职能时必然要面对各种复杂矛盾冲突，因而必然要动用强制性力量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5]。

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独特，正是因为它是以西方国家安全文献中所没有的“政治安全”概念为中心的：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绝对不可动摇。

在我国，政治安全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它们分别对应政治上层建筑范畴内的政治领导力量、政治制度体制和政治思想文化，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更为关键的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军事制度，我国的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国政治领域的稳定有序状态遭到破坏或颠覆，则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军队的政治属性，对经济社会稳定秩序必然产生致命的影响。

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视为“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6]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7]。

“两个根本”进一步锚定了政治安全的首要位置，而通过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又更加强化了“两个根本”的极端重要性，这样就实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框架与我国政治属性的逻辑一致。

（三）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最显著也是最根本的标志是人民立场。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家安全所关联的一切理论与实践“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8]，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性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立意的高度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包括三个层面：在动力论层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国家安全最强大的塑造者和最坚定的捍卫者，每个人都是守护国家安全的“主角”；在价值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方法论层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依靠人民并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力量。

概言之，人民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要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观点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直接体现，必须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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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贯穿于国家安全各方面各领域，其他各方面各领域国家安全最终都统一于人民安全。

二、辩证安全论：运用事物普遍联系
和发展的观点，揭示国家安全矛盾
运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同一性和斗争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间万物都处在一个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矛盾统一体中，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

总体国家安全观正视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种矛盾，揭示矛盾的客观规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进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威胁”界定安全环境不同，在中国的语境中，更多是“以发展定义安全”，认为安全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解决安全问题要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

因此，中国安全战略和政策设计的主旨，都是用来提升、扩大发展空间的安全环境[9]。

但事实上，发展和安全很难自动进入互相促进的自我强化螺旋，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被普遍认为是诱发安全困境的重要因子[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与“安全”这个事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更为紧密联系起来，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既充分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实现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

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和影响的情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辩证发展思路，在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和经济全球化逆流的叠加影响中极大增强了内生动力，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高质量顺利化解了各种风险挑战。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11]，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兼顾处理好发展和安全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引。

（二）统筹开放和安全，在拥抱世界中趋利避害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发展同各个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融入国际体系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同全球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方面发生历史性巨变，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获得了更加牢固可靠的安全环境。

事实证明，“开放伤害不了我们”[13]，我们完全可以“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14]，完全可以“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15]。

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开放和安全，不断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这也是实现准确识变、做到科学应变、积极主动求变的方法论自觉。

（三）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拓展国家治理的安全视野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保证国家安全只能建立在不断强化政治-军事力量的基础上。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保证国家安全有赖于某种国际社会缔结的制度、结构、国家间合作关系以及文化的理解、经济的合作。

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下，一方面，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在党，党的执政地位稳固，国家安全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而军队强盛，则无外忧，所以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仍然是我们重要的安全内核；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日益广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与渗透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高度重视和研究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要求掌握更多非战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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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非对抗的非传统解题路径与破题本领，最终实现统筹兼顾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但首次把“传统”与“非传统”用在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上，要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还将其更广泛地运用到安全威胁因素、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

以国土安全的维护为例，以往我国更多强调运用军事力量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打击内部叛乱分子和外来入侵之敌，较少对国土安全工作和军事安全工作的范围手段作精细化区分。

近些年来，我们接连遇到了香港止乱缺少后盾、南海维权缺少支点等国家安全新兴课题。

在常规军事手段难以直接奏效且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确定斗争策略，以法治权威稳定香港秩序，以岛礁开发和远洋基建有力强化了南海的战略支点，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构建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
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

因此，我国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落脚点，便是集中力量提高国力，确保自身安全，为国家安全提供安全基础。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当今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充分展开的结果，海洋治理、环境安全、气候变化、太空、信息网络、传染性疾病等全球化的当代困境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安全问题已超越国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

为了保持国家安全的动态稳定，中国既没有单打独斗，也没有迷信武力，而是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及国际体系改革、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将国内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大国责任担当，推动实现的是共同安全而不是相对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16]。

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的关切范围从传统的“本土视野”上升至当下的“寰球视野”，是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影响力扩大和国家职能外延拓展的必然结果，在开辟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治理新路径的同时，也为推动和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五）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注重更高层次的安全谋划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17]，为避免矛盾风险在交织作用、传导叠加之下演变升级，要灵活掌握多样化解题路径与破题本领，在最短时间内运用多种手段处置危及国家安全的事件，保护国家领土、主权、政权等方面不受外部和内部威胁的侵害，当事态危及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18]。

同时要认识到，临危处置和守住底线只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从被动“遇见”转向主动“预见”和提前“预建”，才能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

为此，不仅要着眼那些在当下还未显发但又十分重大的国家安全“未来问题”，从制度、规范、文化、认知等各个方面入手进行长远布局和长期调控，把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隐患处置于萌芽状态，还要着力加强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向心力，包括加强军事防御力量、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从而增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因此，维护国家安全是塑造国家安全的基础，而“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19]。

例如，为了解决在国际舆论场中长期面临的“话语逆差”和被动“挨骂”问题[20]，我国不仅对那些故意歪曲抹黑中国的虚假信息和不实指责予以严厉回击，及时维护国家形象和安全利益不受损害，还注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安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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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互利共赢”等能引发国际社会共鸣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纽带，打造融通中外的安全话语体系，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从而塑造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国际舆论环境，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和误判。

三、系统安全论：基于全局性视野
和系统性思维的研判，揭示全面
谋划、整体推进、前瞻思考国家安全
问题的基本规律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严密的自组织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构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2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22]。

这是我们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观察和认识国家安全现象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

（一）注重全面构建大安全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23]，凸显了“大安全”理念。

这其中既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等传统安全，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生态等非传统安全；既包括已被广泛认知的安全领域，也包括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新安全领域；既包括物的安全，也包括人的安全。

其后，根据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相关领域不断扩展。

例如2018年，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习近平总书记关注到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和潜在风险，首次提出“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24]；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生物安全”被迅速纳入国家安全体系[25]，等等。

当然，安全范围的扩大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总体”强调的是全面而不是全部，离开基本国情谈安全、离开国际环境谈安全、离开发展谈安全，只会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导致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和国际交往的封闭趋向，最终掉入“泛安全化陷阱”[26]，这已被许多国家面临的安全困境所证实。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与国家治理职能的扩展相配合的，国家治理职能的每一次充实和扩展，也推动着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涉及领域内容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战略安排，在不断充实国家职能既有内涵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多领域安全内容体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愿景，离不开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与美丽中国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社会安全综合治理与平安中国建设；守好各族人民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离不开文化安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利用现代科技促进社会生产、造福广大百姓，离不开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以及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安全防范工作，等等。

目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已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国家安全的全面性和综合性愈发凸显。

（二）注重整体推进国家安全工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它强调对国家安全进行整体谋划和科学统筹，即把不同的安全要素放在一个有机整体中去审视，认识或研究任何一个要素和子系统都要从“总体”出发、服从“总体”需求，根据“总体”的目标与功能去谋划设计子系统的功能，确保“全国一盘棋”[27]。

首先，始终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建立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只有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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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才能协调各方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解决国家安全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其次，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掌握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总体国家安全观擘画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布局，是国家安全“管总”的思想，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有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领，我们才得以在严峻复杂的风险挑战面前稳住脚跟、把准方向、破解难题。

最后，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党和国家全局中来把握，运用全社会全政府全体系全手段应对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挑战。

国家安全风险来自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单靠国家安全的专职部门是不够的，需要党政军民一体联动、多向发力、广域布势、重点突破，充分调动各子系统的力量去实现大系统的功能。

（三）注重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涉及多方面问题、具有多方面关联的复杂系统，但这个系统内各要素并不是个体或现象的简单相加。

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认为，为保证系统的科学运行和高效运转，必须充分认识发展过程中各领域、各环节间的关联性和协同性，注重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以对系统的深入、全面的把握代替对事物内外部因素的孤立考察[28]。

因此，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事业全面发展进步，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是主阵地、主战场，要着重抓好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外部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工作[29]。

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指出：“统筹做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新型领域安全等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30]等，为我们进一步优化国家安全系统的资源分配指明了方向。

除了要定位和找准大系统中的主要矛盾，还要善于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两点”中抓住关键、找出重点，然后根据矛盾的性质差异与主次排序来确定具体的斗争手段。

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为例，既“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31]；也要在具体工作中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实事求是的积极因素，筑牢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安全思想防线。

（四）注重前瞻谋划国家安全未来
系统始终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外部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的过程之中。

随着环境安全、气候变化、太空、信息网络、传染性疾病等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安全问题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其中既有显性风险又有隐性风险，既有周期性风险又有结构性风险，既有预料之中的风险又有难以预料的风险，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

因此，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我国确定的全球安全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

可持续安全理念，是一种着眼未来的安全理念，是通过发展化解矛盾的安全理念，是基于道义和理性的安全理念，是为了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安全理念。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内国际安全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倡导树立新安全观，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扩展到世界。

在系统安全观下确立的可持续安全理念，一方面强调在空间维度上全面布局，在合作的框架下，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重手段，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地区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如何应对各类潜在的安全威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32]；另一方面强调在时间维度上着眼长远，坚持“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33]，既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

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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