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报章文体-近代实务文体的特点

梁启超与报章文体:近代实务文体的特点
梁启超是晚清资产阶级启蒙宣扬家，近代闻名的报刊宣扬活动家，在中国历史及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对当时报界及后世影响巨大，特殊是他的报章文体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在当时具有异乎寻常的反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为其赢得了“言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等美誉。

这种报章文体对中国报业在文体的选择和走向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报业的进展、对中国社会贡献巨大。

正如郑振铎所评价的：“很多学者，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

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也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信任他尚未至非常的过去。

”
报章文体的演进与形成
其实，报章文体并非梁启超所独创，这是一种在前人的基础上进展而来的新报刊文体，这种新文体的形成有着较长的演进过程，最早也许要算中国古代文人们写的政论文章了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议政的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中国文人更甚。

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肤浅的历史责任感，中国文坛历来洋溢着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弘大气象。

于是，以“言论报国”便成了一些文人实现政治理想的最佳选择。

由此可见，中国的政论文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等就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

后来报刊上的政论与这种传统的政论
文相比，其实并没有根本区分，可以说是由其脱胎而来的。

当然，报刊政论文体从中国传统的政论文进展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体，经受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它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

“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刊有言论稿，但均为阐发教义之作，未见有对政治时事的评说。

”之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辟有言论专栏，政治时事性很强，可说是最早重视政论的外人办的中文报刊。

但多为外国人，他们的中文水平不高，写出来的文章词义不甚可晓，也并未引起读者的重视。

此后很长时期所出版的中文报刊(包括由中国人所主编的报刊)，均不设言论栏，政论也较少见。

直到1872年《申报》创刊后，才把言论列为必备的内容，开报纸重视言论之风。

此后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新闻报》等均仿效，一时蔚为风气”。

这些外报对推动这种政论文体的成长曾作出过肯定的贡献。

“这些报纸曾经发表过相当数量的评论时政、鼓吹改革的文章，其中也有若干颇具见解的佳作。

这些文章形式上有较大的自由，不拘一格，为适应不同读者的文化水平，文字较浅显通达。

少见雕琢。

政论文体的若干特色在这里已初见端倪。

中国报刊上的最初的政论文体就是在这些报纸上产生的。

”
圆满的是，报刊政论文体并没有从今一帆风顺地进展下去。

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报纸，“它们所刊的论说大多为应景之作和一些无关宏旨、格调平凡的文章”。

这些文章“虽然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八股文、桐城派古文有所突破，但这些旧传统对它的束缚仍旧存在”，在盈利的目标驱使下，报刊政论文体的进展不会太顺当。

而真正推动报刊政论文体向前进展的是国人自办的报刊，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王韬的《循环日报》，王韬本
人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报刊政论家。

他不仅在实践中为报刊政论文体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同时也对这种文体的写作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

他在报刊政论文体的进展上功不行没。

可是，由于受所处时代及真正的政论文体起步较晚等缘由的局限，王韬的政论也不行避开地带上了一些被束缚的痕迹。

真正对报刊政论在理论及实践上有全面进展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成熟形态的人，是梁启超。

梁启超与“时务体”
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期，虽很年轻，却早已是“康、梁”并称、名闻全国了，尤其是他的那些以骈散合一、笔端带有丰富感情的文字写成的政论文体――“时务体”，更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就有梁启超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自序》两篇文章，他独具一格的酣畅淋漓的新文体令读者耳目一新。

前者是梁启超作为主笔登上中国文坛的一个开场白，他摒弃了一切陈旧的文章做法，开篇即开门见山地写道：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

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

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

漠不相关，语言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原，邈若异域。

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

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

而守旧之儒。

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梁启超开篇的这些“通塞”之论，实在是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同时，
也是他“时务体”的典范之作。

而另一名篇《变法通议》，则更是将他的“时务体”呈现得淋漓尽致。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

流质炎炎，热�冰迁，累变而成地球。

海草螺蛤，大木大乌，飞鱼飞龟，袋兽脊兽，彼生此灭。

更代迭变，而成世界。

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

一日千变，而成生人。

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

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文中所展现的“变”、地球之形成及人类万物之进化，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还是极为新奇的，梁启超以他独有的语言生动地将这一幅幅画面展现给读者。

因此接受这天下之公理，一般民众并不困难。

梁启超的文字热忱洋溢，气概磅礴，给国人以极大的震惊。

《时务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销量已突破一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一时间，“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更有对梁启超的文章评价之高如此者，恐无人能及：
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呜，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

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
如此看来，报章文体在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时，已是颇具规模了，成为公认的维新派诸报刊的文章魁首。

之后。

梁启超还经受了《清议报》的过渡，但真正代表其成熟文风的，则是《新民丛报》了。

梁启超与“新民体”
《新民丛报》的创刊，把梁启超推上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无人能及的巅峰。

相隔不到一年，较之于《清议报》上的文章，梁启超的笔下显得从容多了，“也许是从日本人的诸多翻译中吸取了不少新的学问，由人类而环球，由环球而中国，由兴衰而民族，由民族而英雄，总之写的是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史的兴衰之别、‘新民之道’”。

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岿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图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日百十而已矣。

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日四五而已矣。

……
《新民丛报》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梁启超之手，他的文字华美犀利，文风恣肆汪洋，笔锋饱含感情。

流亡生活不仅没有使他步入颓废，相反以其学问的广博、新奇及笔力的雄健和推论的严密，联想的奇异而使众多的年轻人倾倒。

他无可争议地成了中国“言论界之骄子”。

难怪黄遵宪在《致饮冰室仆人书》中赞美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

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全部，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还认为，中国几十家报纸，“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

至少。

从形式到谈论，中国的报章因之而“大变矣”!
一个苦难而多变的时代造就了梁启超。

也造就了梁启超与众不同的文字，或者甚至可以说一种文体。

一种全新的报章文体风格的完全确立。

梁
启超对此的熟悉是，著书立说需要“规久远，明全义”，而报章文体，由于时势变异之速而只需“救一时，明一义者也”。

梁启超坚持并强调文章“为椎轮，为士阶，为天下驱除难”的作用，这样以觉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在当时的确让梁启超成为时代的骄子，文坛执牛耳者，而由他进展并成型的报章文体也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甚至后世的报界及文坛。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