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堤防故事（十四）千里长堤

黄河堤防故事（十四）千里长堤
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永平十二年，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

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

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

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

”一次建成“千余里”堤防，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明确记述堤防规模的确切数据。

一方面，显示了汉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充分显示了当权者强烈的治河决心。

从东汉初到明帝中期的将近半个世纪里，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社会呈现出一派兴旺昌盛的景象。

“四海混一，天下安定”[1]，“昔岁五谷登衍，今兹蚕麦善收”[2]等历史记述，就是对当时经济社会繁荣景象的形象描述。

然而，黄河却很不安定，灾害还相当严重。

这主要是因黄河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发生大改道的前后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引发的。

据记载，西汉哀帝时，魏郡（今南乐县一带）以东黄河决口泛滥，甚至到了难以分清主次河道的地步。

平帝时，黄河在今荥阳境内再次发生剧烈变化，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黄河与济水分流处的堤岸严重坍塌，以致于进一步发展成黄河、济水、汴水各支派乱流的险恶局面，并最终导致黄河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道。

进入东汉后，黄河下游的灾患不仅没有减轻，而且更加恶化。

黄河河道逐步向南侵蚀、蔓延，黄河、淮河间数十个县被严重泛滥的洪水所淹没。

面对如此严重的黄河灾患，光武帝刘秀也曾一度有意治理，但因当时尚处于战后的恢复期而作罢。

明帝执政后，在泛区民众的纷纷指责下，也酝酿要治理，只是因意见不统一，一时拿不定主意而未能及时动手。

直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才决定修治，并依照王景陈述的意见，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治理活动。

王景，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县西南）人，东汉著名治河专家。

王景主持下的这次治河，是一次综合性的治水活动。

治理黄河的主要工程就是筑堤，完成了自荥阳至千乘入海口千余里黄河两岸大堤的修复和建设。

汴渠治理的工程重点则放在引黄入汴口的整治和水门建设上。

由于这次治河的起因是黄河南侵，引黄入汴口门严重损毁，黄河、济水、汴渠乱流而引起的，因此对引黄入汴口的工程施治，就成了王景治河的关键性工程。

按史书记载，王景对汴口的治理归结起来就一句话“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

因史料记载过于简略、模糊，后人对此事的评述多有推测。

通过对文献资料和古地理的研究，有关学者认为在黄河分汴处设置两处或两处以上水门，实行多首制，交替从黄河中引水入汴，是较为可信的。

这从简要的历史记述中亦可得到印证。

如《后汉书•王景传》中说：王景治河时，曾视地形、地势，对阻碍水道的山体和一些旧有的阻水工程进行了挖掘和破除，并对不需要的流水通道进行堵截。

可以设想，王莽时期黄河改道后，荥阳以下的河道为平原型河道，要行治理，当以筑堤为主。

而要整治汴渠，解决黄河、汴渠的乱流问题，首先应对引水口门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

这就需要在荥阳沿河一带的丘陵坡地上大做文章。

因此可以说，上述的工程施治，重点就是围绕水门建设而展开的。

另外，《后汉书•明帝纪》中的一段话也很能说明问题。

在王景治河完工后，明帝曾对荥阳一带的治理工程进行了视察，并下发诏书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3]这里提到的“绝水，立门”，严格地说，指的就是王景治河的水门工程。

“绝水”，就是堵塞和废除旧有或新冲开的不合理的分水通道；“立门”，即重新规划和建设引黄入汴的水门。

水门工程的建设是复杂的。

一方面，黄河来水有丰水和枯水的季节之分；另一方面，荥阳以下的黄河河道又属游荡性河道，只有科学地设置口门，才可以做到在丰水和枯水期都能正常引水，并使引水口门尽可能适应黄河的溜势变化，确保引水成功。

这也可能是两处水门为什么要相间“十里”的技术依据（与当时黄河溜势摆动范围有关）。

当然，也是王景为什么把水门建设作为这次治河工程治理重点的真正
原因。

王景的这次治河活动尽管时间仅用1年，但动用的人力和财力却是很大的。

参与工程建设的人数多达数十万，投资“犹以百亿计”。

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和汴河得到了控制，数十年的黄河灾害得到了平息。

此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甚至下延隋唐，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

因此，就产生了黄河“长期安流论”和“千年无患论”之说，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引起了多方面的探讨和争论。

[1]《论衡·宣议》
[2]《后汉书·明帝纪》
[3]《后汉书•明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