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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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
易中天中华史读后感(一)
春节黄金周,大吃大喝、生物钟紊乱之余,在各种时间、各种地点、用各种姿势,抱着Kindle,看《易中天中华史》。
目前读到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没有完成年前定下的看完目前出版的所有卷的目标,内心还是有点惭愧。
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写至《两汉两罗马》时,已到了四分之一。在我个人的体验中,这是第二个小高潮。从汉高祖刘邦建国,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刘彻建立空前庞大的汉帝国,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光芒。而此前的第一个小高潮,是西周、东周时期,封邦国、制礼乐,自此,中华文明的基调就定下了。
易中天认为,两千多年的中华史,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只有三次:一次是西周确立封建制度,一
次是秦始皇大一统,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建立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次是辛亥革命,帝制退出历史舞台。
易中天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写这部中华史的同时,又能在书写的过程中充分地照顾到读者的感受,这很不容易。比如,他在写春秋战国时,较少从霸主和诸侯的角度写,而是从那些小人物的个人经历出发,以小见大,以小人物的起落去反映大历史的变革。又比如,他在写汉朝时,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单独描述一个帝国的兴亡史,而是将其与西周、秦王朝联系起来写,试图从纵向的历史长河中理清规律,同时将其与罗马帝国联系起来写,试图从横向的世界视野中寻找启示。
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被放在一起比较,很有些意思。这两个帝国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壮大、繁盛的大帝国,都在世界文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两者在时间上的同步性更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王莽称帝、西汉灭亡时,差不
多是罗马从共和制走向帝制的转折点;晋亡,中国分裂为南、北朝,也差不多是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的开始。
这太有趣了。
易中天用四个字总结两罗马延续数千年的精髓所在:共和,法治。
用另四个字总结两汉强盛的秘诀:帝制,礼乐。
这短短几个字,基本概括了两大帝国的本质差别所在,同时,这也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分水岭。
自此之后,罗马帝国灰飞烟灭,而中华帝国长盛不衰两千年。对于这其中的原因,易中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罗马的灭亡,是因为没有”道”,也就是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终极追求。
这一点,希腊人是有的,它们是独立、自由、平等。但他们的问题在于有民主而无共和,因而最终走向衰亡。
这一点,中国人也是有的,它们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国人从不缺乏政治智慧,总能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平
衡。可惜王道只是梦想,仁政则要碰运气。结果,就是治乱循环。
易中天的这个观点不禁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名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传统,虽然一直磕磕绊绊,但总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延续下去,直到20世纪初才在全球的民主革命浪潮下最终熄灭,恐怕正是因为如此吧。
汉武帝的伟大已无需多言,易中天甚至专门用了一整卷的篇幅写这个创下了千秋霸业的皇帝。他的推恩令,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各种经济体制改革,他的远征匈奴,无一不是帝王之举,任何一样单独拿出来说,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走向有着深刻影响。
而我更感兴趣的,则是易中天将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屋大维和西汉王朝的灭亡者王莽放在一起对比的那一段。
王莽和屋大维,无疑都是雄心壮志、野心蓬勃的改革家。但两者的历史功绩
和评价却截然相反,为什么?
王莽称帝之后,改革全面展开:他愤怒声讨过去几十年的不公平,将地主的田产分给农民,降低物价,削减官员薪水,降低王侯待遇规格,实行盐、铁、酒和铸铜的国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宫廷开支。
他的动机和出发点绝对是善良的,甚至有史学家称其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但结果却是一败涂地,他建立的新朝最终也成了一个极其短命的王朝,在历史上几乎很少被人提起。
易中天评价王莽的改革是”书生气”的、不切实际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于改变制度的痴迷。王莽拿着一本《周礼》搞改革,一心想要恢复周制,但他不知道,秦皇汉武之后,周制的恢复已再无可能。他的这种改革,在他自己是替天行道,在历史洪流中就是倒行逆施。这一点,像极了后来的袁世凯。
对于王莽的失败,易中天的这几句话一针见血: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
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点:一是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而屋大维的改革,几乎每一步都和制度融为一体。
实际上,屋大维所做的事情和因此引起的改变,比王莽大的多。王莽只不过是让皇帝由姓刘的变成姓王的,而屋大维却彻底改变了罗马的政体。屋大维的集权统治,是罗马由共和转变为帝制的标志,而且,这个新政体在此后延续了近五百年。
首先,屋大维执政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在当时,治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超级大国,显然不能再像治理一个小国那样使用共和制。其次,战争对于罗马极其重要,唯有战争才能让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和世界首都,也才能让罗马公民获得财富和
荣誉,而要战争,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
因此,变共和为帝制,已经呼之欲出。
但屋大维无疑比王莽聪明、谨慎得多。他很清楚哪些东西是可以动的、哪些是绝对不能动的、哪些是暂时不能动的。罗马人民已经做了五百多年国家的主人,一旦突破他们的底线,那么死无葬身之地的就将是自己。
屋大维很清楚,”主权在民、共和政体”是丝毫不能冒犯的,但他又必须实现实际意义上的权力集中和独裁统治。这一对看似不可能调和的矛盾,屋大维却用一系列高明的手段巧妙地化解了,而且做得让人民群众和精英阶层心悦诚服。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这一点,又让我想起了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只不过,屋大维的操作手法更加婉转、更加春风化细雨。
时势和方式,才是真正考验领袖智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