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课程政策变革述评
澳大利亚中小学实施全国统一课程的背景分析
澳大利亚中小学实施全国统一课程的背景分析[摘要] 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教育实行分权式、民主化的课程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直致力于探讨与开发面向从幼儿园至12年级学生的全国统一课程,以提高教育的综合竞争力并在国际中立足。
文章分析了澳大利亚当前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困境,从而深入探讨了其实施全国统一课程的背景因素。
[关键词] 澳大利亚中小学全国统一课程一、当前澳大利亚中小学课程改革遇到的困境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制国家,由联邦和各州共同管理教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性的课程改革已席卷整个世界。
澳大利亚也在不断探索自己的改革道路,现已建立了复杂的初等教育体系。
但是,分权型、民主化的管理体制不允许联邦政府直接管理中小学课程,而只能对各州中小学的课程发展给予指导和资助。
因此,澳大利亚各州及领地之间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学生的阅读、算术、科学成绩差异很大,加上经费不足、教师短缺、移民人口不断增加等原因,澳大利亚中小学的课程改革遇到了许多困难。
1. 师资方面的困扰对课程改革冲击最大的是课程的实施者――教师。
近几年,澳大利亚中小学一直深受教师不足和师资队伍质量不高的困扰。
课程改革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实施,但来自师资方面的困难却令课程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进行的课程改革都没有对学校产生实际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教师所面临的两难境地。
比如以往对大纲的解读,由于大纲不易读懂,理解和使用它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所以教师很少会深入研究,而只是简单重复以前的做法。
尽管澳大利亚许多中学纷纷从外国聘请教师,有些州还采取了一些鼓励性措施,但师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另外,课程改革中的大纲修改、设计合理等核心问题也都取决于教师的理解及执行。
2. 优等生在国际中的优势不明显澳大利亚中小学最近的课程改革一直比较关注提高落后学生的成绩,但最近的几项国际排名颇令改革者们深思。
澳大利亚中小学生的阅读成绩在国际中排名并不高,在经和组织实施的15岁学生教育测评中,澳大利亚排名虽然靠前,却落后于亚太地区的韩国、日本。
澳大利亚课程标准框架的述评
外国教育资料2000年第1期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课程标准框架》述评崔允氵郭 沈 兰 《课程标准框架》(Curriculum and Standards Frame2 work)是1995年由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学习委员会(the Board of Studies)制定和颁发的。
它是有关中小学课程标准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制定学前班—10年级的课程计划和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依据。
《课程标准框架》设计了学生学习所包括的主要领域,并以大多数学生在每一学习领域能达到的学习结果作为标准。
其中展现了澳大利亚教育行政部门、专业团体与中小学在课程开发中的合作、参与导向作用。
当前,我国正在思考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如何制定新的课程标准来加强课程研究者、决策者与学校、教师的联系,体现课程的生成性、持续性,以实现课程的适应能力和弹性制度,这些已成为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将对《课程标准框架》作一评述,希望能对我国当前的课程改革有所启发和借鉴。
《课程标准框架》的性质和目的《课程标准框架》,与我国现行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不同。
其关键的术语是框架(Framework)。
也就是说《课程标准框架》不是对所有学校课程计划的性质、科目规划、课程组织甚至课堂教学作出具体的规定。
而是旨在尽可能提供具体的细节,使学校和社区明确课程的要素和达到这些要素的步骤,从而为各个学校在开设多样化的课程时提供一种参照、一种标准,具体的课程开发是由地方课程开发中心和学校去完成的。
《课程标准框架》为学校提供了决策框架和实现这些标准的各种途径。
学校用《课程标准框架》进行课程规划,以保证自己的工作在全国统一的标准下进行。
它也为各个学校提供了评估学生学业成绩的共同基础。
《课程标准框架》并没有确切地说明每个学习领域应该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各个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是由学校自己来组织和规划的;二是《课程标准框架》并不是一个反映任何学校课程组织的结构,也不具有规定性。
21世纪的澳大利亚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政策、特点与启示
（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 天津 ３ ０ ０ ３ ８ ７ ）
摘 要 ： 进入 ２ １世 纪以 来 ， 澳 大利 亚一 直致 力于基础 教 育课 程 的 改革与 完善 ， 形成 了独 具特 色的课 程体 系并 且取得 了骄 人 的成绩 。文 章从 立 足全 球 体 系的视 角、 注重价 值 观 念 的培
作者简 介： 光
１ ３ ８
年 行为 学派 发 表 了《 叙 述 价值 观 教 育 的影 响一一 在 行为 学派项． 目中关 于价 值 观 教 育 的最 后 报 告 》 作 为 总结 。 ＿ ｌ ３ ］ 第三， 澳大利 亚还 规定 了全 国环境 教育 框架 ， 大力 推进环 境 与可 持 续 发展 教 育 ， 设 立 了大 量 环
划” ； ２ ０ ０ １年规 定 “ 各学 校必 须 制 订学 校 环 境 教育
下 澳大 利亚学 校 全球 教 育 的框 架 》 中设 置 了全球
教育 的几个 学 习重点 ， 主要 包括 相互性 和全 球化 、
文化 同一性 和多样 性 、 社会公 正 和人权 、 建设 和平
管 理计 划” ； ２ ０ ０ ９年 推 出“ 地球公 民权” 可 持 续 发 展 教育 框架 ， 框 架 中提到 “ 可持 续 发展不 仅仅 是有
霞， 山西 阳泉 人 ， 天 津 师 范大 学 教 育 科 学 学 院硕 士研 究 生 ， 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
光
霞： ２ １世 纪 的 澳 大利 亚基 础 教 育 课 程 体 系 ： 政策 、 特 点 与 启 示
境 教育 机构 和 中心 ， 开展 相 关 科研 项 目。２ ０ ０ ０年 实 行“ 为 了可 持 续 的未 来 ： 环 境 教 育 国家 行 动 计
八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课程改革轨迹
错字, 看不懂教科书。 甚至认为一些公立学校 的教师以发展学生潜能为借口, 过分强调自由 开放的教学法, 忽略了传统文法、拼音教学; 同 时, 不注重数理科教育, 以致学生不能适应工
(十二年级) 就退学了。工人人口较为集中地区
成年人共同作为制订课程计划、解决学校和社
和工艺: 包括文学、音乐、绘画、戏据、手工、劳
区出现问题的参与者而发挥职能的能力。⑥学
作等方面。⑨卫生和体育: 包括生理卫生、心理
习是以小组形式进行辩论、协商和作决定的过
卫生、体育运动、卫, 以便提出
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上述核心课程的基
围内大力提倡与推广中央制定的“核心课程”,
教育本身的得益问题, 至少也可以认为把学生
以利于课程设置的规范化, 从而保证全国教学
吸引在学校中总比放任他们在街上学习反社
质量的统一标准。
会行为好。这一计划也受到教育界的欢迎。人
该报告突破了传统教育的读、写、算的狭
们相信学校可以通过精心组织的课程, 为所有
窄范围, 提出了全体学生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
② U nderstand ing Educational R efo rm in Glob2 al Con tex t, P102.
③ T im es Educational Supp lem en t, 24 Feb ru2 ary,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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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如何使他们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受到合
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发展及其启示
四、进行操练，掌握初步能力模拟工厂工作流程，按下列工序完成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的任务。
化学试剂的准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预热→测量Ｆｅ２＋—邻二氮菲吸收曲线→绘制标准曲线→样品中微量铁的测定→数据及处理。
学生领取所需配制溶液的仪器及化学试剂，小组内成员团结协助，配制系列溶液，教师巡回指导；预热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教师和实验员根据配制完溶液的先后顺序，在各组内分别讲授示范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包括：分光光度计的结构组成及工作流程，比色皿的洗涤装液，仪器的调试，测定光的吸收曲线所需数据，绘制标准曲线所需数据，样品中微量铁的测定过程，同时说明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学生按照教师和实验员的指导，小组边讨论，边一起合作进行操练，以学会分光光度计的操作，掌握初步能力。
五、进一步深化，加深体会基本能力小组成员轮回单独操作分光光度计，并记录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光的吸收曲线数据、绘制标准曲线数据、样品中微量铁测定数据。
通过学生单独操作，可进一步深化，提高分光光度计的操作能力。
六、数据处理，归纳和总结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的能力与知识以学生为主体，小组合作，进行数据处理，做出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光的吸收曲线、标准曲线，并在标准曲线上查出微量铁的含量。
小组推荐成员总结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所用的知识，学到的分光光度计的操作技术、数据处理过程中获得的能力。
教师随时补充总结内容。
在此过程中同时进行小组评价、组间评价、教师评价。
七、布置作业，巩固所学内容，完成下次课的课页工作单教师布置作业：完成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的实验报告；借助开放的实验室，课下完成平行任务“微量磷含量的测定”；完成“分光光度法测定混合液中Ｃｏ２＋和Ｃｒ３＋的含量”的课页工作单，以小组为单位制定出工作计划。
通过微量铁含量的测定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学过程以“任务驱动”为主线，将理论知识与实训项目结合，在实践过程中教会学生相关理论知识与实训技能，并在实训过程中深入指导学习，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做中教”、“教中学”、“学中做”的良性循环，从而使课堂教学现场化，真正实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思路，将理论融于实践，动脑融于动手，做人融于做事，在“所学”与“所用”之间建立了一个近乎“零距离”的通道。
澳大利亚的课程评价制度——以昆士兰州高中课程评价制度为研究个案
⒉从新洲目标定位看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
从新洲的目标定位不难看出，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市场经济服务，适应市场需求，它要求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如：
⑴为所有年轻人提供优质教育，发挥他们的天才和潜能，以适应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需求。
⑵使所有学生获得高水平的学识，自信、乐观、高度自尊，完善个人美德。
⑵注册课程
昆士兰高中学校课程委员会承担编制课程大纲、拟订课程门类、研制学生评价标准的工作，学校享有更多的参与权。注册课程（Board－registered Subject）包括职业教育课程和学校自主课程，由学校制定教学计划，报送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批准后实施，前类课程最低学时为每学期55小时，后一类课程最低学时为每学期40小时。
课程评价的内容，涉及课程评价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课程计划评价（评价实施工作的科学化程序，如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设计评价工具；数据与证据；改进计划）的研究、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评价的研究、课程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以及课程效果（包括促进学生发展的学业成绩评价；促进教师发展、学校发展的评价体系）的研究。
澳大利亚实施STEM教育的经验述评
澳大利亚实施STEM教育的经验述评打开文本图片集在澳大利亚《STEM学校教育国家战略2016—2026》（下文简称《澳大利亚STEM国家战略》）背景下，昆士兰州提出STEM 发展路线图，关注STEM课程开发、STEM教师培养和STEM学习三个层面的筹备，旨在提高当地的STEM教育，培养STEM的科技人才，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这种模式对我国当今工程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澳大利亚STEM国家战略》的概况1.提出背景澳大利亚的产业调查显示，STEM素养日益成为澳大利亚企业关注雇员所需的核心能力，对于促进国家创新和提升国民生产力而言非常重要。
为发展幼儿与中小学STEM教育，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基础教育阶段应侧重于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与好奇心，并夯实基础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提升科学素养，依据以上理念颁布了多项政策。
2021年颁布的《澳大利亚STEM国家战略》为澳大利亚发展STEM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份综合全面的计划。
除此之外，《激励所有澳大利亚人发展数字素养》与《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通过各类项目与专项拨款，配合国家数字技术课程的实施，引领幼儿与中小学STEM教育的实践性发展，旨在通过学前教育阶段的STEM项目提升儿童兴趣，并强调中小学STEM教育需夯实理科课程基础知识。
2.基于STEM教育的五个行动领域针对当前STEM的现状和要求，澳大利亚政府也需要在国家的某些特定领域做出行动，力求改变当前STEM力量不足的现况。
《澳大利亚STEM国家战略》关注以下五大领域：（1）增强STEM教育的监控与提早干预。
在澳大利亚，很多学生对STEM感兴趣，但是并没有转化为参与STEM的行动力，导致最终与STEM职业无缘。
此外数学在STEM学科之中属于基础学科，大多数在3年级数学素养偏低的学生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到9年级会更落后于其他人，导致进入大学后难以攻读许多的工程学位。
所以需要更广泛地监控学生STEM学习进程，有必要对他们采取早期干预手段，为他们以后的STEM生涯之路打好基础。
21世纪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演进解读
21世纪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演进解读【摘要】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在21世纪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从政策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了21世纪初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以及调整与改革过程。
列举了政策的目标与措施，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
结论部分探讨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提出未来政策建议，并探讨了对其他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借鉴意义。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政策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21世纪、历史背景、主要内容、调整与改革、目标与措施、效果评估、发展趋势、建议、借鉴意义。
1. 引言1.1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性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性。
职业教育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
通过完善的职业教育政策，能够培养更多具备技能和实用知识的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职业教育政策对社会稳定和和谐同样至关重要。
通过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失业率，减少社会不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职业教育政策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能够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平等获取教育资源的机会，推动社会整体素质的提升。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发展，更在于社会稳定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也将更加重要和紧迫。
1.2 职业教育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职业教育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重要。
在经济方面，良好的职业教育政策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从而提高整体生产力和竞争力。
通过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政策可以助力各行各业的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职业教育也有助于缩小人力资源市场的供需缺口，减少失业率，提高就业率，促进社会稳定。
在社会方面，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
通过为各个阶层提供平等的技能培训机会，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更加公平，有利于实现社会包容和社会发展的平衡。
21世纪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演进解读
21世纪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演进解读【摘要】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进。
本文从大背景介绍、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入手，详细解读了1990年代至2000年代、2000年代至2010年代以及2010年代至2020年代的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变化。
探讨了这些政策的影响，并展望了未来的政策趋势。
总结分析表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对教育体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提出了政策建议，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了解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轨迹，以及为未来政策调整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演进，影响，趋势，分析，建议，未来展望。
1. 引言1.1 背景介绍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政策主要集中于提高就业率、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等方面。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2000年代至201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加大对技术教育和持续职业培训的投入，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和就业需求。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挑战，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提高培训质量和教育效果。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建议。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旨在深入分析21世纪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过程，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动因，从而揭示政策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政策措施和政策导向进行比较与对比，揭示出政策的发展轨迹，从而有效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影响。
本研究旨在明确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特点和优势，探讨如何促进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和升级，为职业教育领域的决策者提供参考和建议。
通过对政策演变过程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未来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和启示，推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和提升。
澳大利亚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澳大利亚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蔡喆摘要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澳大利亚大学教育近年来改革和发展的趋势，指出其大学教育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作为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家里的一种个案，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改革发展进步作者蔡喆，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心理学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广州510632）澳大利亚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经济出现衰退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呈现出一个重要特点，即国际资本的重新分配和国际经济结构的改组。
资本流向从生产成本高的发达国家，逐步转向劳力低廉而又具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对所有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国家和地区都产生深刻影响，澳大利亚就是受此变化而冲击的国家之一①。
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澳大利亚政府和广大民众越来越重视大学教育和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从经济的发展，还是从民主生活的建设来说，社会对大学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因此，必须重视具有科学研究功能和高等教育功能的大学教育的发展，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对大学科研改革和发展的支持②。
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本国的需要和资源来重新考虑大学教育的发展战略，规划其结构和规模。
当然，由于不由时期国家的需要和资源的状况不同，以及人们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不同，人们贯彻这一原则的情况也就不同③。
加强大学科研职能和社会职能，使教育目标更为全面。
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普遍认为，为了能在更大程度上帮助国家和社会摆脱困境，走向繁荣昌盛，大学在新时期的目标应更为全面。
总的来说，要加强大学的科研职能和社会职能。
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多样，治国的任务显得愈发艰难。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使国家沿着正确的道路不失时机地去发展，要求有更多能干的专家来帮助治理国家。
这些专家不能只是一般的学者，他们必须能应用最新和广博的知识来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
21世纪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演进解读
21世纪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演进解读【摘要】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是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促进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本文将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和背景入手，探讨其基本原则、21世纪初期的政策情况、调整与改革、发展方向以及特点。
通过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解读，揭示其在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意义，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对于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深入了解其特点和未来趋势有助于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的不断优化与发展。
【关键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21世纪、演进、重要性、背景、基本原则、调整、改革、发展方向、特点、意义、未来展望。
1. 引言1.1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性职业教育政策也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
通过政策的规划与实施，可以促进各个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人才培养平等机会，减少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现象，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职业教育政策还可以有效连接教育与产业之间的需求，提升教育的实用性与适应性，有效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加强产业与教育之间的对接与合作，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发展与完善对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2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背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
在这个时期，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影响使得澳大利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产业逐渐衰落，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培养和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与数量对于国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在过去，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系相对独立，与高等教育体系存在一定的割裂。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经济结构的变革，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开始逐渐向高等教育政策靠拢，实现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和互动。
从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评述教育公平
从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评述教育公平摘要：基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和关键。
澳大利亚在基础教育发展中坚持公平的目标和原则，发挥政府和社会的积极作用。
通过建立完善的国家基础教育法律政策体系为实现公平的基础教育提供保障；在政策内容、课程设置、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充分体现公平理念；落实基础教育保障性措施以提高基础教育公平的实践水平。
关键词：澳大利亚教育公平基础教育教育改革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起点，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特征，基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和关键。
澳大利亚在基础教育发展中坚持公平的目标和原则，发挥政府和社会的积极作用。
澳大利亚政府努力建立完善的国家基础教育法律政策体系为实现公平的基础教育提供保障；在政策内容、课程设置、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充分体现公平理念；落实基础教育保障性措施以提高基础教育公平的实践水平一、构建基础教育公平体系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全澳有2000万人口。
2010年澳大利亚人均GDP 为55590美元是一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
在工业化进程中结合自身多元文化和社会需要，澳大利亚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基础教育特色，在基础教育方面积极贯彻教育公平性原则。
（一）国家法律政策保障教育起点公平澳大利亚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框架，为基础教育公平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维多利亚州的公立学校充分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
只要你是澳大利亚的公民，就有权享受中小学的免费教育，并且对不同背景和有某些特殊困难的学生一视同仁提倡平等的教育。
政府为6类学生提供特别的帮助和援助。
这6类学生为：有各种残疾的学生，以及在学习、情感或行为方面有障碍和困难的学生；面临失学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低下或贫穷的学生；土著学生；来自非英语背景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需要在学习英语上给予特别的帮助；位于偏远地区的学生。
政府还采取具体措施,让这些学生能够和其他学生一样得到同等水平的教育（二）学校、学校课程设置体系保证学生个性需要，体现教育过程公平澳大利亚有六个州，每个州的基础教育都由州政府投入和管理，其政策和法规也由州政府制定，因此各个州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比例都各不相同。
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综合课程改革的动向与启示
杜文彬：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综合课程改革的动向与启示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综合课程改革的动向与启示*杜文彬摘要：为回应21世纪社会变革对于中小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时代要求，澳大利亚开展了以“共通能力”为主线的综合课程改革运动通过科内整合、相关课程、主题课程等整合策略的采用，澳大利亚构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课程体系在澳大利亚整个综合课程改革过程中，表现出基于课程整合理念的课程一体化设计、多方力量协同参与以及国家主导的课程资源库建设等特点，这对当前我国综合课程改革深化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综合课程；课程理念；共同参与；课程资源库作者简介：杜文彬/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生（上海200062)综合课程是将具有内在逻辑与价值关联的分 科课程内容整合在一起，旨在消除知识界限，使学 生形成关于世界的整体性认识与全息观念，并养 成灵活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一种课程模 式。
[1]随着信息文明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学校 教育中知识无限增量与有限教学时间的矛盾愈加 突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采用不同的综合 课程思想观念和实践形式来融入和推动21世纪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潮，澳大利亚亦不例外。
为 回应21世纪对于中小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时代 要求，澳大利亚以共通能力培养为主线展开了综 合课程改革运动，并在课程综合化理念指导下形 成了包括科内整合、相关课程、主题课程等不同课 程形态在内的综合课程整体建构。
我国自2001 年新课程改革开始尝试设立品德与生活、历史与 社会、综合实践活动等综合课程。
在取得一定经 验的同时，也因综合课程理念认识尚浅、教师专业 发展不足以及多方利益难以有效协调等而产生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拟对澳大利亚综合课程 改革的动因与内容、特点等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 中小学综合课程改革提供一些参照。
一、澳大利亚综合课程改革动因分析(一）回应新世纪人才培养的能力要求学生的发展与当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_和学新
２０１６年１月当代教育与文化Ｊａｎ．２０１６ 第８卷第１期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ｏｌ．８Ｎｏ．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２０［作者简介］和学新（１９６６—），男，河南获嘉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理研究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和学新，刘瑞婷（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摘 要］基于世界课程改革的潮流，国内教育质量逐年下滑等原因，澳大利亚对其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改革。
教育理念强调公平、追求卓越，确立国家课程，开发校本课程，课程设置灵活、人性化，评价制度趋于完善、体系化，统一师资标准，实施分权型、民主化的管理体制。
虽然澳大利课改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改革持续性差，师资短缺及素质不高，移民的涌入造成多元文化课程难于开设。
澳大利亚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我国的启示在于：课程改革要体现教育的公平和卓越两大目标，要注重教师和校长专业发展，课程大纲要具有普适性，课程评价要关注学生学习能力，要建立人性化的ＨＳＣ制度。
［关键词］澳大利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图分类号］Ｇ ６２９．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７７９（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５４－０８ 澳大利亚虽然只有２００年左右的建国历史和不到２０００万的人口，但其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东盟六国的总和，人均资源占有量为世界第一，生活水平为世界第七。
澳大利亚在短短的２００多年内，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
在面对教育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时，澳大利亚政府在基础教育课程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改革以实现从“追求质量”转向“强调公平、追求卓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教育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
１９８９年４月的《霍巴特宣言》提出地方、州、中央互相合作。
１９９９年４月的《关于２１世纪国家学校教育目标的阿德莱德宣言》（Ｔｈｅ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简称《阿德莱德宣言》，确立了提高教育质量、保证教育公平改革的方向，为２１世纪教育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的革新及其启示
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的革新及其启示作者：李静涵来源：《教学与管理(中学版)》2017年第07期摘要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与时俱进。
因此，澳大利亚在教育改革方面从未停下脚步，在新版课程标准实施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教育决策机构致力于让学生受到最公平的教育，努力培养学生成为积极的公民，成为创新型人才。
本文介绍了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的变化与特点，剖析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启示为了让国内学生受到更公平、更科学、更合理的教育，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澳大利亚教育决策机构从未停下改革的脚步。
2015年，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ACARA）受澳大利亚教育部批准，负责对基础年级（学前班）到10年级的国家课程标准进行修改。
课程评估和报告局在广泛听取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成绩优异国家的课程标准文件，对澳大利亚旧版课程标准（7.5）做出重要修改，在简化内容、平衡课程、精细标准等方面呈现诸多亮点。
本文介绍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的变化与特点，剖析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一、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介绍2015年9月，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通过了新版课程标准，这是澳大利亚第八版课程标准。
新版课程标准于2015年10月开始实行，旧版课程标准于2016年底正式废止，新版课程标准相对于旧版课程标准而言，在课程设计宗旨与目标、内容结构与标准上均进行了改革与创新。
1.课程设计宗旨与目标澳大利亚新版课程标准（8.0）为澳大利亚的教育框架提供了新的纲领，课程设计的宗旨和目标在于为澳大利亚年轻人尽可能多地提供知识和技能，使他们能够高效地参与社会发展、参与全球化竞争，并能够在未来的信息量庞大的工作体系中茁壮成长。
课程标准作为一个国家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统一化的新版课程设计有利于形成“规模教育”，减少各州地的工作量，为教师提供了充分共享资源和专业发展的机会。
与旧版课程标准相比，新版的教学量分布更加均匀，基础性内容增加。
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最新动向及启示
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最新动向及启示【摘要】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持续推进，政策举措多样化，实施进展顺利。
改革影响深远，为学前教育提质增效，重视教师培训和家庭参与。
启示在于注重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提高政府支持和监管力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未来展望包括提升教育资源配置与服务水平，加强评估与监测机制，推动教育公平与包容。
改革成果显著，启示在于重视早期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关键作用，倡导教育多元化，加强家园合作。
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在于学前教育改革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经验，为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社会进步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关键词：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政策举措、实施进展、影响、启示、展望、成果、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
1. 引言1.1 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的背景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的背景可追溯到二十世纪末。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政府和教育部门开始意识到学前教育在儿童成长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他们开始致力于改革和提升学前教育的质量，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学前阶段获得充分的教育和发展。
在澳大利亚，学前教育通常包括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家庭教育和其他非正式的学前教育环境。
通过对学前教育改革的实施，澳大利亚政府和社会各界希望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率和质量，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和优质的学前教育服务。
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的背景是对当前教育体制的不足之处和机遇的思考，也是对孩子们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认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的背景将继续影响着未来的教育政策和实践。
1.2 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学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学前教育是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儿童的全面发展和未来学习成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学前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儿童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建立积极人格和价值观的教育环境。
通过学前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为其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澳大利亚学前教育课程改革
澳大利亚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作者：王春亚来源：《早期教育(教师版)》2012年第07期一、澳大利亚学前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一直以来，澳大利亚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学前教育课程大纲。
几乎每个州和领地都为自己的辖区编写了的学前教育课程大纲和指导方针，但由于各个州和领地各自对本辖区的学前教育负责，不同辖区的学前教育课程的内容和组织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如，就适用的年龄段来说，塔斯马尼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学前课程大纲适用于0岁～5岁儿童，南澳大利亚州的适用于0岁～12岁儿童，西澳大利亚州、北领地、首都领地和昆士兰州的适用于3岁～5岁。
全国所有辖区只有南澳大利亚州的课程标准和问责大纲（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具有综合性并强制实施的。
这种差异使澳大利亚儿童接受的学前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不利于实现学前教育公平。
2007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各州和领地政府共同合作实施学前教育全国质量议程（National Quality Agenda）。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每一个儿童都有一个最好的人生开端，那么他们就会为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开创一个更好的未来。
2008年11月5日，教育、就业、训练和青年事务部长委员会签署了《墨尔本宣言》(the Melbourn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s) ，它确立的两大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澳大利亚所有的青少年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自信且富有创造力的个体以及主动明智的公民”。
2009年7月2日，澳大利亚政府签署了澳大利亚史上第一个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全国性战略——“投资儿童早期”（Investing in the Early Years），它勾勒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到2020年全国所有的儿童都能获得最好的人生开端，从而为他们自己和国家开创一个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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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课程政策变革述评 谢少华1（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管系，广州，510631）［论文提要］ 本文从宏观政策角度探讨澳大利亚课程政策变革，以课程政策变革的背景为切入点，围绕课程控制权的重新定位、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内容结构变化、课程政策执行行为调整等问题，追溯了澳大利亚课程政策变革的全过程，以期获取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课程政策；变革；澳大利亚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1）10-0023-27课程政策概念十分复杂，学者们见仁见智。
艾尔摩和塞克斯[1]（Elmore & Sykes）从广义上将课程政策定义为“影响学校实然和应然教学内容的指导方针”，而且，他们认为课程政策包括政策条文和政策行动两种表现形式，亦有成文与不成文之分。
就课程政策的本质而言，舒微尔、朴特尔和甘特[2]（Schwille，Porter & Gant），斯库来纳和英格勒特[3]（Scribner & Engler），以及齐格勒、金宁斯和皮克[4]（Ziegller, Jennings & Peak）等视课程政策为一种纯政治交易的产品。
兰焘[5]（Landau）、扑热斯曼和魏德吾斯基[6]（Pressman & wildavsky）认为，考虑到其潜在结果，课程政策包含着高度不确定性，而且，课程政策有多种权威形式。
梅蔬[7]（Mayhew），艾得尔曼[8]（Edelman），以及艾尔德和柯布[9]（Elder & Cobb）等则把课程政策当作课程行动的符号。
艾尔摩和塞克斯[10]（Elmore & Sykes）在总结课程政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课程政策做了如下概述：“政策不仅仅包含体现在法律和规章中的决策者的意图，还包括符合这些意图的后续行为。
政策不仅仅是权威法令，还是有待检验的关于目的和手段的不确定预测。
”赖尔德、格冉帝、麦克瑟尔和华核斯特[11]（Laird, Grundy, Maxell & Warhurst）从批判理论的立场反思了澳大利亚过去二十年的教育政策，特别是课程政策。
他们的结论是：课程政策一般来说已经成为教育家、政治家、商业代表、工会成员及广泛社群之间持续激烈论争的对象，争论的焦点在课程控制的职责权限划分上。
肯密斯、柯尔和萨奇特[12]（Kemmis, Cole & Suggett）同样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课程政策上的论争折射出不同利益、价值观和信仰之间的冲突。
这种论战的结果通常导致课程政策的不同价值趋向。
可见，课程政策的焦点是对教育内容的控制权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在教育内容领域由冲突达到平衡的政治结果，其走向受制于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价值观和信仰等的价值取向。
因此，本文探讨澳大利亚课程政策变革，将主要立足于课程政策变革的宏观背景、围绕课程政策过程的发展、课程控制权的重新定位、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内容结构变化、课程政策执行行为调整等问题。
一、澳大利亚课程政策变革的背景宏观背景：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澳大利亚政府和其他西方政府一样竞相抢占1作者简介：谢少华（1960- ），男，湖南人，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管系，副教授。
—23—国际市场份额。
采取的主要策略，一是对内紧缩开支、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投放国际市场；二是以经济领域的发展为先导、以提升国际市场的经济竞争能力为目的，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其结果是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财政资源不断缩减，另一方面是老百姓越来越多地要求新增和改善社会服务。
为了提升公共部门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政府开始检讨各公共部门职能、重新改革和调整机构，进而采用企业管理主义模式来管理政府部门，使得管理过程出现分权与集权并存的新局面。
在这一波改革浪潮中，教育系统首当其冲。
教育政策变革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改革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各国政府改革教育的中心大都聚焦在课程改革上。
例如，英国1988年通过的《教育改革法案》，其特点就是“把（课程）管理责任交给地方的分权和中央政府对权利和控制的重新集中二者并存”。
（Phillip Gammage）中观背景：澳大利亚的课程政策变革主要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
第一，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认为，该国的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他们把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希望寄托在教育。
第二，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与积累资本投放国际市场形成矛盾，用有限甚至缩减的资金办更好的教育成为政治家们积极倡导课程政策改革的元驱动力和口号。
第三，自80年代中期起，澳大利亚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
改革的方向是“大权”逐步上移到联邦教育部，而“小权”则下放至学校。
权力下放后，政治家们及纳税人怀疑学校是否能有效使用教育资金，因而期望有一把衡量学校绩效的尺子，以确保“学校及教师对教育系统、社会公众和学生更加负责”。
[13]微观背景：在课程政策变革的早期，澳大利亚两位工商业巨子梅约和菲因（Mayer and Finn）分别就澳大利亚教育应培养学生的主要能力提出了工商界的主张。
时任联邦教育部长的约翰・道金斯（Dawkins）也认为，提升澳大利亚整体经济竞争能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国家课程并使课程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一部分。
同时，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4]坚持课程政策的调整应有利于充分利用稀缺的课程资源和确保尽可能地缩小各州间在课程方面所存在的不必要差异。
二、澳大利亚课程政策变革的过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对课程政策进行新一轮调整变革前，首先对发展和控制课程的联邦教育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组。
改组经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委员会阶段。
从70年代早期到末期，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些国家委员会，如社会科学委员会、亚洲研究协调委员会，以及全国英语教学委员会等。
这些委员会用作联邦、州和领地政府之间联合课程行动的协调机制。
第二阶段：课程发展中心阶段。
1975年，作为联邦法定机构的课程发展中心成立，以便联邦政府在课程领域从事更多的“更协调和更广泛”活动。
该中心的活动在1981年被联邦职能考察委员会所终止。
第三阶段：课程发展中心恢复阶段。
1983年，第一届工党霍克（Hawke）政府恢复了课程发展中心以“兑现其竞选承诺之一”。
因此，课程发展中心成为联邦学校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半自治机构[15]。
它通过课程发展委员会直接向联邦教育部长报告工作。
第四阶段：课程发展中心合并到就业、教育与培训部阶段。
1987年，第三届工党霍克政府上台时成立了就业、教育与培训部。
之前的联邦学校委员会被废除，课程发展中心被兼并到该部。
中心保留其大部分的活动和职能，但失去了向就业、教育与培训部以外报告工作的机制。
第五阶段：课程政策室阶段。
1989年7月1日，课程发展中心被取消。
其部分工作由就业、教育与培训部学校与课程政策司课程政策室取代。
该室后来被更名为性别平等和课程政策室。
以前课程发展中心研发教学资料的功能移交给了新成立的由联邦和各州教育部长联合拥有（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长除外）的公司——课程公司。
在对发展和控制课程的联邦教育机构进行一系列改组的同时，课程政策的变革也已起步。
从联邦政府构思课程政策变革方案到新的课程政策出台，历时8年，也经历了5个阶段：[16]第一阶段：发起。
发起阶段可追溯到1986年，当时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正在考虑国家级的协作工作以充分利用稀缺的课程资源并减少各州间的课程差异。
翌年，刚走马上任的联邦教育部长道金斯强烈坚持澳大利亚的教育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认为应有一—24—套可作为提高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竞争力工具的国家课程。
他在其著作《澳大利亚应有的技能》[17]一书中明确阐述了他的意图。
同年的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会议决定，将科学、数学、语文、外语和非母语英语作为协作活动的5个优先发展领域。
1988年，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协作课程，道金斯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强化澳大利亚学校》[18]的文章。
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国家课程的框架、列出了主要学科领域及最适合各级学生的技能和经验。
在他看来，国家课程框架应解决主要学科领域内容、确定评价课程目标实现状况的方法和标准，而且这个框架应为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的最优化提供指导。
是年的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会议决定编一套国家结果指标（National Outcome Statements），并在全国各州开始数学和国家课程的规划工作。
第二阶段：课程规划。
1988年，数学的规划工作已由各州的课程主管完成。
同年年底的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会议确定将规划工作延伸至六个领域：数学、科学、英国文学、非母语英语、外语和技术。
但尚未决定将规划工作延伸至社会和环境研究(Studies of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迟至1989年10月，社会和环境研究的规划工作才完成，并最终出台了两个文件，即：K-12环境课程研究规划和环境教育课程规划课题组报告。
规划工作一完成，国家课程编写者便着手为8 大领域（另加艺术和卫生，具体课程领域在行文时稍有变动）的课程起草纲要。
第三阶段：起草设计纲要。
1991年，建立了一个新机构——课程和评价委员会(CURASS)——来管理国家协作课程工作。
该委员会于1991年年底召开首次会议，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规划工作，并制定了课程纲要编写、国家结果指标体系设计、国家课程指导纲要编写的严格时间表，希图设计纲要能为国家结果评价指标体系编写者提供一些说明和指导。
第四个阶段：国家结果指标体系的制定。
1992年8月，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招聘国家结果评价指标体系方案编写者的启事。
一个代表职业协会和昆士兰州教育厅的团体获得了“社会和环境研究”方面的合同。
他们于1992年9月提出了首份草案，但课程和评价委员会的官员们与编写组之间争议颇多。
课程和评价委员会秘书处的官员们认为这份草案过于激进，要求编写组进行修改，后未果。
第五个阶段：编写指导纲要。
就在“社会和环境研究”国家结果评价指标体系草案正在接受咨询和进行修改的同时，报纸上刊登了招聘指导纲要编写者的启事。
这一合同最终给了一个由西澳中学教育局、南澳高中教育评价委员会和新南威尔士州学校教育局成员所组成的联合课题组。
课题组接受分别来自西澳和维多利亚州两名协调员的监督。
1993年3月，大纲文件最后方案得以完成，并进行了咨询、试验和修改。
三个月后，该课题组根据试验和修改的反馈信息完成了大纲文件，并于1993年6月提交给课程和评价委员会会议通过后呈交给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审批。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到1993年，所有的评价和纲要文件都已编写完毕，但由于执政党的更迭以及联邦与州执政党派系的不一致，它们并不是一定会被全澳各州所接受。
其中，仅南澳、昆士兰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同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