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将暂时延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加速世界经济规则的重塑

国际金融危机将暂时延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加速世界经济规则的重塑
一、资本与贸易的全球化将放缓
自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与贸易在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四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原苏东集团国家的加入使全球市场得到相当程度的扩大；二是需要的增加。

冷战的结束使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经济建设，使其对资本与贸易的需要大大增加；三是管制的放松。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使西方国家放松了对资本和贸易自由流动的管制；四是跨国公司的强力推动。

作为资本化身的跨国公司实际上是资本与贸易全球化的第一推动力，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从上述四方面因素可以看出，前两个因素是不发生变化的背景因素，那么问题就出在后两个因素上。

资本的逐利要求驱使政府放松管制，而放松管制给公司带来的利润和给政府带来的税收诱使政府愈加放松监管。

当这个互为因果的过程趋于极致时，负面效应就开始出现，国际金融危机是其典型表现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将使资本的全球化速度放缓。

危机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使资本的力量下降。

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中，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一大批金融资本巨头“伤亡惨重”，而且危机还将波及其他领域内的跨国公司。

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里，资本巨头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扩张，而转为“疗伤”。

二是使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同盟暂时解体。

我们看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正在反思以前的放任政策，重新拾起监管的“大棒”，对金融资本采取“整理、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

受资本全球化放缓的拖累，贸易全球化也将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势必抬头。

资本指向哪里，就会把贸易带向哪里。

那么，在资本流动减速和资本市场萎缩的情况下，自由贸易的基础就会松动。

这时WTO将很难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上有所作为，相反，涉及关税和贸易壁垒、倾销与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的争端数量将会上升。

二、反全球化势力的全球化将加速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雨露均沾”的过程，相反，它带有“两极分化”的特点。

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只是少数国家，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害的却是大多数国家，比如黑非洲和拉美国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大量的受害者。

但它的负面效应（失业、饥饿、贫富差距、环境恶化、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也催生出一股反全球化势力虽然受益者呼吁受害者提高应对全球化的能力，但事实就是多数国家暂时或永远无法具备这种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和阻挠经济全球化就成为这些国家和这些人的合理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强化经济全球化的“两极分化”趋势，推动反全球化势力的实力与影响力的上升。

危机将使部分国家及其人民陷入经济困境，并驱使这其中的一些人（或政府）投入反全球化势力的怀抱。

以前，反全球化势力难以整合，不仅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和之间的反全球化力量难以凝聚在一起，而且发达国家的许多反全球化运动人士往往指责本国政府未能有效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价产品造成本国工人大量失业。

国际金融危机反而有可能驱使反全球化势力出现某种程度的整合，比如，草根阶层的反全球化力量团结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政府对投资者提出附加性条件（社会要求或环保要求）。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影响力的差距有所缩小
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其影响力表现在三个方面：调动资本的能力、掌控组织的权力、推广模式的话语力。

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在调动资本的能力暂时下降，掌控国际金融组织的权力有可能被稀释，推广模式的话语力受到严重质疑。

反观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其调动资本的能力有所提高，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权力有望提高，但仍然缺乏提出和推广一个新型经济模式的话语力。

1.调动资本的能力。

在传统上，发达国家输出资本而发展中国家输入资本。

但这次金融危机却使事情倒了过来，美国反倒强烈希望中国向其输出资本（购买美国国债）。

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除了持续增购美国国债外，还与韩国和印尼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与俄罗斯签订了美元换石油协议。

这些事例表明中国调动资本的能力有所增强。

2.掌控组织的权力。

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股权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美国的股权使其有权否决任何对其不利的提案。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股权份额增长缓慢，致使其在组织内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

这次危机实际上给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手中的资本换得投票权，那将无疑提升自己在这两个组织中的话语权。

不过，美国绝不会放弃自己在组织中的主导权，不会使自己的股权份额下降到丧失否决权的程度。

3.推广模式的话语力。

资本与贸易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提倡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主张私有化），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在处理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时的表现遭到广泛质疑，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力挺之下，这种经济理论依然大行其道。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是美国，而且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这才使发达国家政府及主流政治经济学界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

其实，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盛行一时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它也确实解决了当时许多国家面临的“滞胀”等难题。

但是，任何一种理论一旦僵化为一种教条，并幻想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它就会走入误区。

西方发达国家就犯了这种认识上的错误。

不过，发展中国家同样无力提供一个能够代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及发展模式。

四、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
首先，要适当调整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

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我们对它的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认识，甚至很多人误以为大多数国家都与中国一样受益于其发展。

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应当更加平衡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正面与负面影响，要清醒地意识到其正面影响可能只局限于少数国家，而负面影响却是真正全球化的，中国也难独善其身。

其次，要认真研究反全球化势力。

反全球化势力并非代表极少数人，而是代表一大批受资本和贸易全球化之害的国家和民众。

这股势力的潜在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视，而且与政党以及人权非政府组织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其他海外经济利益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应对当地政府及民众提出的反全球化要求就是一个课题。

第三，努力扩大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制度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使政府手中握有大量资本，但如果这些资本不能转化为外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那它只不过是废纸一张。

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个促使资本的内在力量转化出来的良机。

中国政府应当乘势而上，利用手中的资本来有效扩大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制度话语权，增强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外交谈判与斗争中的政治威慑力，增加在建立双边及多边贸易安排时的经济诱惑力。

从历史来看，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虽然搞垮了世界经济，但却使美国迅速拉开了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

同样，如果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措施得力，那么中国也有可能有效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提高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