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对国人的逆耳忠言：中国不能战而好战者皆当斩

戈登对国人的逆耳忠言：中国不能战而好战者皆当斩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讲晚清民初，中国政府内的洋人雇员的故事。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下《北京条约》，而不久英法联军就撤出了北京，这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可是个不得了的事，因为英法联军兵强马壮，能在北京为所欲为。

朝廷中枢似乎明白了，洋人来中国呢，并不是要当皇帝，坐天下，这和中国文明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完全不同。

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忻，开始主张抛弃“盲目排外”和“盲从崇外”的极端的态度，主张呢先从军事上向西方学习。

而这第一步就是“借师助剿”，利用洋人洋枪平息太平天国内乱，一批洋兵洋将就此成了清政府的雇佣军。

解说：1860年的初秋，对朝廷来说非常难熬，9月中南方的“太平天国之乱”愈演愈烈，忠王李秀成率兵围攻上海。

9月21日向北京挺进的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遭遇清军蒙古骑兵的阻击，但仅仅两个小时，蒙古骑兵两万五千名士兵几乎全军覆灭。

这次战斗，英国人使用了亚姆斯特隆炮，而清军骑兵武器多是火绳枪、刀、矛、弓箭之类。

此时在上海负责镇压太平军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中的淮军，李当时是江苏巡抚，另一支是由西方浪人，菲律宾雇佣军和中国亡命徒组成的洋枪队。

翁飞（学者）：洋枪队实际上是中国的雇佣军，洋人包括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的一些，一些浪人组成的，对吧，有菲律宾，有印度人，有少数白人。

那么这支部队呢，它用洋枪洋炮装备，也都是些亡命徒嘛，打起仗来有一定的战斗力。

张鸣（学者）：太平军也有洋枪，但是太平军用的是五五五进的兵制，不太适合这玩意儿，所以他有洋枪，效率发挥得没有洋枪队那么厉害。

解说：李鸿章很快发现，洋枪队虽然火力威猛，但很难节制，为了管束洋枪队，李鸿章求助于英国政府，英国皇家工兵上校戈登受派出任洋枪队统帅，此时，洋枪队已改名为“常胜军”。

戈登与当时西方雇佣军中的亡命徒不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军人，他出生于一个英国皇家炮兵将领的家庭，注重战术训练，他打仗的时候，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却任何武器都不带，只拎着一根文明棍。

张鸣：为人很严谨，为人很严谨，完了又很有操守，军事技术也很不错，就是它当时戈登的洋枪队啊，最大的牛就要不在于说那个，在于它会用炮，它会用那种，就是它会测。

这点中国人都不行，中国人是根本做不到，它有仪器会测。

解说：1861年10月，戈登在给英国的妹妹写信说，我喜欢这个国家，这份工作，以及这份悠闲自在，在英国，我们地位卑微，在中国，却位高权重，中国的气候也很宜人。

张鸣：后来戈登这个就是，这个跟淮军就是形成一体了，协同作战，最后洋枪队就融入到淮军，就划到淮军里去了，就是淮军最早的训练，按洋枪队那个训练去走的。

解说：一开始，李鸿章和戈登相处的还不错，但李鸿章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来自给自足，但戈登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

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截留军费。

1863年，“常胜军”与淮军围攻太平军在江南的重镇苏州，太平军屯兵八万，兵强马壮，李鸿章利用太平军降将程学启，以二品武官为诱饵，要镇守苏州的太平军八个王献出城池。

八王将信将疑，提出让较有信誉的英国人出面作保，于是双方让英国人戈登作证，并折箭为盟。

几天后，太平军打开城门，将清军迎入，但他们还留了一手，只让出半个城池，自己还占着另一半，并在城中建起路障，以防不测。

翁飞：因为当时它（太平军）说是十万降众，大概有战斗力的四五万人，让出半城给淮军进去，淮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两万余人，一万人进去，一万人在城外，这样它一对五啊，或者一对十啊。

解说：当晚，李鸿章便布置城外淮军在四门外埋伏，次日上午李鸿章来到城内，传令要召见太平军八个降王，并说要当场封他们为总兵副将，八个降王不知是计，兴高采烈地来到军营。

酒宴开始，忽然有校兵送来紧急公文，李鸿章便趁机离开，正当八个降王酒酣耳热之际，进来八个武士，每人手拿着一套清军的顶戴官服，说请大人更衣换顶带。

八个人洋洋得意地站起来，自己用手解开头上包布，说时迟那时快，八个武士手起刀落，八颗人头被斩落地上。

李鸿章、程学启在诛杀了八个降王之后，又在苏州城内大开杀戒，将太平军将士全部杀光。

曾在苏州城外作过证人的英国人戈登，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惊失色。

翁飞：戈登认为他是英国皇家这个陆军的军官，对吧，是以这个信义为第一，因为它这个军队它有一个是不杀俘虏，对吧，第二个你人家已经投降，我是证人，他觉得他的大英帝国这个军官的面子，受到极大的侮辱和挑战，于是气势汹汹地拿着手枪去，找李鸿章，找程学启。

解说：李鸿章在苏州杀降，全国舆论大哗，在北京，有官员上折，要求朝廷处罚李鸿章。

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代表列强及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彻底地背叛。

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政府打仗的洋兵洋将。

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量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

李鸿章为挽回舆论，先重赏“常胜军”白银七万两，还有一万两奖给戈登本人，又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

不久，朝廷对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做出了肯定，认为他们“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张鸣：杀降和不杀降，其实上都有中国背景的道义这个支持，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不杀降，不杀降因为我，就是我守信，如果我杀降，你背叛了你原组织，你本来就是不忠不孝，怎么都可以，就是中国的这个道义上讲都可以说通的。

解说：在朝廷的赏赐中，英国人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样式，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

但戈登说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为了缓和与戈登的矛盾，李鸿章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并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

1864年3月，戈登终于原谅了李鸿章，两人见面商议战事，但避而不谈“杀降事件”。

在英国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虽然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但拒绝了李鸿章一万两白银的赏金。

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戈登随即也准备返回英国。

翁飞：戈登这个人也是一个比较有点血气方刚的，就是这个英国就指责他，你不应该就这么卖力地去帮湘淮军，帮李鸿章，他就觉得，你这样干我就干不了了，然后戈登就宣布辞职。

正好这个机会，那么李鸿章一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得力干将丁日昌，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地用十八万两这个白银，迅速地把“常胜军”解散掉，然后把它的武器装备全部挪为己有。

张鸣：淮军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嘛，它是公认的嘛，淮军后来也很厉害，洋枪，整个的，包括这个炮队什么的，操练，包括甚至是口号，包括立正、齐步走、向前看齐这全都是英语。

解说：戈登回国前，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他说现在中国会外语的人不受重视，这些人应该得到比会中国话的洋人更多的机会。

中国要学会自强，否则洋人也帮不上忙，中国一日以北京为首都，则一日不可与外国轻开战端，因为北京离入海口太近，中国没有海防，洋军可长驱直入，中国需要设立电报，整顿海防，建立自己的水师。

在他的建议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条是，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义者，皆当斩首，这是戈登对朝中大臣“好空谈尚清流”作风的回答。

戈登最后说，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

李鸿章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建议和预言，日后竟被自己都一一实践和体会到了。

陈晓楠：李鸿章44岁那年，当上了大清国最年轻的总督，他也是和洋人打交道最多的地方大员，他在奏折里说，不管这些外国人做什么事，他们都很讲规矩，虽然我无法了解他们行动的动机。

戈登对李鸿章影响深远，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价值的东西，就是契约精神。

相当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李鸿章呢更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特别是坚甲利兵。

30年之后，李鸿章模仿英国的海军制度，建立起了北洋舰队，1882年，他聘任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北洋海军的总监察，负责训练，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解说：琅威理，1843年出生于英国，十四岁即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此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

琅威理第一次来华是1863年，当时中国从英国购买的一支舰队，琅威理负责护送，此后他又在1877年护送舰队来华，大英公使曾纪泽曾告诉李鸿章，说琅威理为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

张鸣：很小就进海军学校，然后呢从海军学校毕业然后就进海军了，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进了，就他是一个老行伍，他是这个学院出身的，是这样的，就是他确实是懂。

解说：英国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自己的军官在中国海军中服役，直到驻华公使威妥玛、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多方周旋，才勉强同意。

琅威理一到北洋水师，头衔便是副提督，也就是副司令，当时提督为淮军将领丁汝昌。

丁为人忠厚，但不懂海军业务，因此日常操练全部交给了琅威理。

张鸣：那个丁汝昌是个白薯，上了军舰啥也不懂，他是个步兵，舰队在海上那不是开玩笑的，必须得懂，必须得指挥，懂行的能指挥得了。

实际上一直都是琅威理在指挥，琅威理就等于替，等于他替身似的，丁汝昌就是一个，就是政委，就是看着的。

解说：琅威理在北洋水师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娱，有时上厕所，还打旗语传令。

他认真按照英国海军条令训练北洋水师，日夜操练，士卒离船艰难，无人敢出差错。

一次，他深夜鸣警号演习，诸将闻警讯无不披衣而起，各司其职，从容不迫，这时北洋水师的训练达到了巅峰。

琅威理还根据国际惯例，制定了中外海军交往礼节，扩大了中国海军的影响。

金满楼（《晚清帝国回忆录》作者）：北洋舰队应该说，从这个英国提督琅威理的时候，它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非常非常严格，当时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军门”。

张鸣：而且他非常敬业，非常敬业，相当严格，这个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是严格到了，就是那些留学生都不太满意。

留洋的这些洋学生，有学军事的，在国外的时候可规矩了，很军事化，到国内就开始玩忽。

它是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呢一直是重文轻武的，就是文官，文官，士大夫那是地位高，穿长衫，就玩这套。

但是你要作为军人，你就是整个一个穿军装，过着刻板的生活，这两回事。

所以他们显然回国以后就受这个影响，回国之后就开始穿长衫，完了马也不骑了，去坐轿子，我不是一个武夫，所以他们很快就不是很习惯，就是对琅威理就不是很习惯。

解说：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提督衔。

李鸿章在电文里也经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二提督”的称谓。

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也全是“提督”。

张鸣：琅威理当时他，在中国地位也高，他等于是提督衔嘛，提督就是海军少将。

他自己说自己我是舰队副司令，他下面就是那个刘步蟾，刘步蟾是总兵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