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研究

第三章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研究第一节敦煌遗书对于古文献校勘、训诂、辑逸方面的贡献敦煌遗书规模之大，内容之宏，涉及面之广可谓是空前的。

姜亮夫先生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说：“它在文化上的整个价值，虽此时尚不能作确切的估定，将来影响于学术文化，甚至于我们民族创进的资鉴，亦正待于国人的兴起研究。

但我可以平平实实，不夸张、不收不揜地说，它的深邃之处，容或不如孔壁之于儒家经典，甲骨之于殷商史实，铜器之于两周史迹，而博大之处，关联之处，即综合的比价必不在前几次任何一次之下”。

诚如斯言，敦煌遗书为浩博的中国古代文献增添了异样的光彩，弥补了许多以前意想不到的空白，在古文献校勘、训诂、辑逸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校勘校勘，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基本任务，又叫做“校雠”，是广泛搜集各种相关的本子，取证各种相关资料，对同一古籍进行比较对照，校出篇章文字的异同，审定是非，力求准确地恢复古籍原貌的一项学术性工作。

敦煌写本中，有些原本是四部典籍的写本，还有的不少是孤本，可以取作底本或参校本，也可用作参考材料，补充现存古籍校本的不足。

敦煌写本产生年代一般要早于刻本产生年代，往往更接近于原本真实面目，在校勘中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在校勘《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地志文献时，不仅要取两《唐书》、《唐会要》、《通典》、《太平寰宇记》等书相互参证，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采用敦煌文献，才能更好地还原本本来面目。

敦煌写本中存3件唐代编纂的地理总志写本，即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十道录》，保存了5道138 州府、614 县的记录；P.2522 《贞元十道录》，保存了剑南道12州残文；P.2511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保存河东道州府情况。

这 3 种文献都可作为整理《元和郡县图志》等的参考资料，可利用借鉴之处甚多。

如《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卷40沙州敦煌县悬泉水条“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一句，校勘记云：“今按：各本作‘出悬泉山'，无‘腹'字”。

而据敦煌写本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悬泉水”条载，“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

《西凉录· 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

”据此，“腹”字不误。

又据P.5034《沙州图经》卷五龙勒山条，“右在 [寿昌] 县南一百八十里”。

可知《元和郡县图志》底本“龙勒山”应为“悬泉山”。

又如，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首尾完整的唐代慧能的《六祖坛经》抄本，这个抄本比现存的宋代刻本要少很多内容。

根据这个抄本，人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坛经》的扩充经过，以及到宋代时又增加了哪些内容。

此外，敦煌市博物馆藏完本、旅顺博物馆藏完本的首尾照片、北京图书馆藏冈 48 和有 79 号两件残本的相继问世，为校订新的《六祖坛经》提供了重要资料。

周绍良先生《敦煌写本 < 坛经 > 原本》一书指出，这些敦煌本年代不一，但内容相同，应当就是慧能的原本，也就是惠昕所据以改动的古本。

在此种见解的指导下，周先生对此书的整理方法是，先把各个敦煌写本影印出来，然后校录，以保存本子的真实性。

周先生的看法是建立在利用现有所知全部敦煌写本来考订《坛经》写刻本基础上的，是利用敦煌文献来考订古籍的范例。

二、训诂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古籍写本和一些与之相关的珍贵文书，在训释、考订古籍，或是在利用古籍编纂某一专题的工具书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如古代口头语言，在正统文献中涉及的很少，而利用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变文文书却可以对当时人们的口头语进行深入的探讨。

变文是唐五代时期的民间文学，其中保存了不少民间口语，有些材料可以和敦煌的其他文献相印证。

如《难陀出家缘起》中有文“道三两声家常”，此言较难理解，而通过敦煌王梵志的诗文，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它含有布施的意思。

又如“庠序”，利用敦煌文献可以了解它除“学校”含义外的意思：在敦煌维摩诘讲经文“威仪庠序，服锦新鲜” 中，可知它有“安详”的意思，同时根据敦煌《贤愚因缘经》可知“徐庠”“祥序”都可表示安详。

又如《资治通鉴》卷239中曾记“（李）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

其中的“奸人”是指何人？据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前缺）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僕射。

”可知奸人应为密探、间谍之人。

可见敦煌文献在训诂字义、考订古籍方面具有其他正统史书所无的价值。

三、辑逸辑逸是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手段，是对群书保存下来的已经亡佚文献的佚文进行搜集整理，编辑成册，以达到基本恢复原书面貌，或辑录出一个残本的目的。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都含有一些古佚书的残卷，如《论语郑氏注》、《春秋后语》、《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等，它们是古书的转抄本，和清代学者辑逸作品相比，大多保存字数较多，而且相对完整，价值大大超出一般从类书、地志、古注等书中所辑出的零散片断。

因此，敦煌文献在古籍辑逸上具有极高价值。

如唐五代时颇为流行的晋孔衍的《春秋后语》，元以后亡佚，明清时期辑逸之风盛行，现在所能见到的该书辑本共有6家，其中以王谟《汉魏遗书钞》所辑最全，共辑75条，约七八千字。

而敦煌所存《春秋后语》写本多达12件，即P.2569、P.2589、P.2702、P.2872 、P.3616、P.5010、P.5034、P.5523、S.0713、S.1439、P.t.1291和罗振玉旧藏本等，保存下来的文字既多于前人辑本，而且更为真切，大多为孔书本文，弥足珍贵。

敦煌写本中还保存下来一些佚书片断，这些片断往往留存于类书、书仪、地志当中，它们对于辑逸工作同样是极其珍贵的。

台湾成功大学王三庆教授所著《敦煌类书》（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3 年）中特别列出“提供遗佚书籍的残文”一项，将敦煌类书所含亡佚古籍的名录加以分类，为今后辑逸工作提供了指南。

现转录于下：经部及小学：《尚书中候》、《易飞候》、《易乾凿度》、《易通卦验》、《易是类谋》、《河图洛书》、《赤伏符》、《运斗枢》、《礼含文嘉》、《春秋说题辞》、《春秋考异邮》、《春秋元命苞》、《孝经援神契》、《韵集》，共14种。

史部：《春秋后语》、《三十国春秋》、《东观汉记》、《三国典略》、《晋中兴书》、《晋阳秋》、《汉官仪》、《良吏传》、《孝子传》、《三秦记》、《梁四公记》、《广州记》、《武昌记》、《英雄记》、《宜都山川记》、《嵩山记》、《蜀王记》、《南越志》、《风土记》、《拾遗》等，共50余种。

子部：《亡名子》、《玄游子》、《华子》、《抱朴子》、《符子》、《典论》、《世语》、《制法论》、《忠臣论》、《物理论》、《古今通论》、《氾胜之书》、《语林》、《女诫》、《博物志》、《太公家书》、《灵异记》、《五行记》、《梦书》、《符瑞图》等，共 41 种。

集部：诸家《诫子书》、《流别论》、《魏朗书》及各家诗、文、论、引、俗谚等，数十种。

此外敦煌其他文献写本也常常引用佚书。

如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引有《西凉异物志》、《十六国春秋》之《西凉录》、《北凉录》、《后凉录》等多种。

P.2511《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引用《赵录》、《图经》等。

P.3900《书仪》残卷，引有毋至《风土记》、《续晋阳秋》、《晋咸康起居注》等。

可见，敦煌文书对于中国古籍的校勘、训诂、辑逸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敦煌遗书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价值敦煌遗书中历史学资料极为丰富，有些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些则可以纠正正史记载的讹误，有些则可改变某些传统的说法，特别是有关西北史研究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史学材料包括：法制文书、官府文书、田制文书、户籍、手实、差科簿、赋役文书、财政文书、寺院经济文书、仓廪文书、勾检文书、地理文书、军事文书、各种契约以及有关公廨钱等方面的资料。

这些资料大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的第一手史料，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些文献有助于了解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情况。

有关土地制度的文献，可以使我们得晓唐代均田制、吐蕃计口受田制、归义军请授田制度等实行的细节；户籍、差科簿、契约与社司转贴等文书，对敦煌古代徭役、兵役等制度的研究很有帮助；唐代法制文书，可与现存唐律相互印证；社会史的史料，有助于帮助了解唐代物价、劳动力价值、僧尼的生活、喜庆宴会及婚丧嫁娶等社会风俗。

如敦煌唐代法制文书，保留了正史中大多已散失的唐令、格、式，以及部分唐代律、疏等，计有20件，另外吐鲁番出土法制文书8件，共计28件，计律10件、律疏6件、令2件、格5件、式4件、令式表1件。

这些写本共计载律、疏、令、格、式约250 余条，涉及名例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诈伪律、捕亡律八律，名例、职制、贼盗、杂律四疏，田、禄、祠、假宁、公式、职员、官品七令；刑部、户部、吏部、职方、兵部五格；吏部、度支、祠部、水部四式，保存了贞观、永徽、仪凤、垂拱、神龙、开元及天宝历朝的法律制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代律典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尤其是令、格、式等法典写本的保存，填补了正史典籍记载的空白。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4件为历代书目所未载，题名为《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的残卷，卷号分别为：S.5505、5785、P.2652、4016 。

记载了远古传说中的开天辟地、九氏三皇五帝的事迹，一直到晋朝。

据考证此书作者是宗略、宗显二人，成书时代不早于西晋，不晚于隋，而作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据《隋书· 经籍志》所载，这一类著作当时还有《帝王世纪》、《古史考》等，但大多数都已失传。

而敦煌石室中保存的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却首尾完整，较好地保存了这一类书的面貌。

敦煌文献中的社会经济史料，开拓了对唐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的研究领域。

如敦煌出土的有关均田制与户籍管理方面的文书，记载了均田制的实施情况及细则，十分珍贵。

如有关北朝均田制的情况，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无法清晰地了解其实施的完整过程，而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残卷》，记载了西魏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情况。

在田制上记载了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内容；在丁户上记载了老、丁、女、贱、婢等内容。

此外还保存了有关当时的纳税量词：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

从而为研究北朝均田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再如敦煌文书中保存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资料，其中尤其以晚唐五代宋初的资料为最，这些资料为我们敞开了古代敦煌佛教社会的大门，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僧官体系、僧尼生活、寺院规模、依附人口、佛教节日等相关问题。

其中僧官体系在吐蕃与归义军时期名称不尽相同。

吐蕃时期敦煌的僧官体系为：都教授—副教授－都法律－法律－都判官－判官；归义军时期的僧官体系为：都僧统－副僧统－都僧政－僧政－法律－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