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间中药铺发展起来的红军医院

从一间中药铺发展起来的红军医院
林茂1929年7月，红四军解放了我的家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

翻了身的才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成了赤卫队和农民协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打土豪，分田地，压在人民头上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大山，开始崩溃了！党的政策顺民心，红军处处为人民。

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当时，我虽然年岁很小，但在这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也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工农红军。

今天，虽已事隔70余年，回想起来，昔日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1929年冬，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为支援工农红军，命令才溪乡设立医务所。

于是乡苏维埃决定，将本乡王赠接、王坤发父子经营的中药铺，改为才溪乡医务所。

1931年春，才溪医务所又奉命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临时后方中医院，开始时设在庄背庙，后来又迁至癞古窝。

王赠接父子无条件地把整个中药铺所有的药材、器皿，通通捐献给医院。

这也是建院初期的全部家当。

其实人手也是够“精干”的：院长王赠接、外科医师王坤发、内科医师吴锡福、司务长林金育、制药工邱森进、加上我和林金鉴两名看护员，满打满算共7个人。

而这7个人里，除院长、内外科医生之外的几个人都是不懂医药且少不更事的孩子。

虽然在医疗技术上我们也并非一无所有，外科医生王坤发的接骨术就是有些名气的。

早在医务所成立之前，就常有慕名远道而来找王坤发接骨治伤的。

但医院的总体条件实在是简陋。

上级赋予中医院的任务，是留治轻伤病员和向后方四都医院转送重伤病员。

就凭我们这一套人马刀枪，是怎么完成任务的呢?除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以外，我们主观上就靠两条：一是一腔革命热情，有了它我们才能勇于实践；二是边干边学的劲头，有了它我们才能善于实践。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福建军区任作战参谋的伍修权，就因作战负伤来我们这个小小的中医院住院治疗，并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出院时他曾对我们医院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自到才溪医院，生活和情绪比较安定。

医院里伤员不少，但管理非常有绪。

院长和医师工作很认真，亲自检查、治疗我的伤口。

”
说我们的工作是认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我们当时的物质条件却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从家里带着干粮来上班，而且工作服也是自备的。

伤病员来了，有时竟无米下锅。

就连伤病员吃饭的碗筷，也是从老乡家借来用的。

解放了的才溪人民，热爱共产党，对待红军就像亲兄弟一样。

每当医院接收了伤病员，乡亲们主动赶来送茶送饭。

如果分派到谁家供饭，乡亲们总是把平日舍
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给伤病员吃。

住在医院附近的大娘、大嫂们常常是不用招呼自动地到医院来拆洗被褥、护理伤员、甚至端屎倒尿。

至于分散到老乡家去的伤病员，饮食陪护房东一手包下来，从不计较任何报酬。

当时红军作战频繁，生活艰苦，外地同志水土不服，病号很多。

就在这收治任务重、医疗条件差的困难情况下，我们靠着苏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一批又一批伤病员的收治和转送任务。

为此，曾多次受到军区的表扬。

有一次，我奉命和另一位女战友护送28名重伤员去四都后方医院，一路上亲身感受了苏区人民拥护革命、热爱红军的崇高精神。

为了支援红军作战，苏区各乡都组建了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支前担架队、运输队，不分昼夜地工作，一有任务，召之即来。

他们都是自备扁担、箩筐、竹竿做的担架，自带干粮。

担架队是男子2人一副，女子4人一副，抬起伤员昼夜兼程，一站转一站，接力式地护送，三天路程，两天赶到。

我真没想到这次任务竟如此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我还记得，当时经常由于敌情的变化，使一些伤员来不及向后方转移，于是便就近分散隐蔽到老乡家里去。

遇有这种情况，乡亲们不但要承担起伤员的饮食、护理任务，而且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保证伤员的安全。

为此，为了掩护伤病员而家园被毁、亲人被害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

苏区人民为了支援红军，即使献出身家性命也是在所不惜的。

医院是在战争中不断壮大发展的。

记得在攻打上杭的战斗中，两位红军女卫生员护送40多名伤员来到我们中医院。

一下子接收这么多重伤员，是建院以来头一次。

这一次尽管把我们忙得几天几夜合不上眼，可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和提高。

两位女卫生员在这几天的看伤治病过程中，手把手地教会我们清创、止血、固定、包扎、换药等许多技术，并传授了不少医疗救护的知识，我们都亲切称呼她俩为“老师”。

这次任务使我们增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提高了医疗护理能力，为我们中医院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军区指示才溪临时中医院与白砂第二分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医院，院址迁往南阳黄蜡坑。

从此，医院条件大为改观，增添了不少医疗设备，开设了内科、外科、手术室和中、西药房等等。

编制和队伍也大有改善，如外科医师黄进一，是湖南医学院毕业生，这在当时简直就是高级专家。

于是我院从此有了开展肢体手术的能力，从而使不少伤员的生命得以保全。

不过那时治疗枪伤的西药极为宝贵，就连消毒用的石炭酸，包扎伤口用的纱布条也是奇缺的材料。

记得那时谁若是不慎打破一支体温计，就会受到记大过的处分。

对轻伤员，都是敷用中草药，消毒用盐水，伤病员住得也很分散。

因此，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很大。

在此期间，我当上了换药组长，每天挎着个药篮子，带着一组人，起五更爬半夜地走村串户，逐个地给伤员换药。

一天下来，腰酸腿疼，筋疲力尽。

但那时的我们都很年轻，只要吃得饱睡得好，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接着再干。

看
着经我们亲手治疗的革命战友，伤口逐日愈合，病情日渐好转，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我们的心里油然产生胜利的喜悦。

每当我们集合列队欢送归队伤病员的时候，特别是归队的战友喊着我们的名字说“再见”、“谢谢”的时候，我们就会忘却一切劳累，深感能为革命事业贡献一点力量而自豪。

就是这样从一间中药铺发展起来的红军医院，不仅完成了大量的伤病员救治任务，而且还培养出一批革命的白衣战士。

这所医院的发展历程，无疑是无比艰辛的，但回忆起来却从来没有辛酸之感。

相反，总是感到振奋，受到启迪。

“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军队和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我们就是无往而不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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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上杭探伤员
刘宝联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挥师南下，经过瑞金、长汀抵达上杭县城，中共闽西特委和上杭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前往县城迎接这支英雄的部队。

当他们发现部队里有不少战士伤口复发，有的战士伤口已开始糜烂时，便立即组织人员将这些伤病员分送到医院治疗。

伤病员送走后，贺龙老惦念着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

待部队得到妥善安置后，他就带着两名警卫员前往医院看望。

这一天，秋高气爽，贺龙身穿灰色军装，徒步来到医院。

贺龙刚刚走到病房门口，迎面便走来一位年轻的护士，看她的神态仿佛心里埋了一肚子气。

“小护士，伤病员跟你吵了?”贺龙关切地问她。

“没有吵！”小护士有些不愉快地回答。

“那，肯定遇到了什么麻烦啰，是吗？”贺龙和气地询问。

“当护士的整天跟那些病号揩屎倒尿，替伤员涂敷伤口，哪件活不麻烦?再说，我们医院条件又差……”小护士诉苦似地解释道。

“是啊，护士工作又脏又累又麻烦，我非常理解。

”贺龙说。

“但是，我更理解护士工作的重要!没有你们这些护士，许多伤病员就要失去生命哩！”说完，贺龙指着身上一处伤疤继续说“像我身上这样的伤口，要是没有你们护士的照料，我这条命可能早就归天啰！”
小护士听着贺龙这么一说，仿佛第一次遇上了知音，脸上露出了甜甜的微笑。

“当官的，你贵姓?”小护士问。

“我姓贺，叫贺龙。

”
“你是贺龙军长?”小护士吃惊地望着贺龙。

“唔!那你姓什么?”贺龙接着问。

“我姓什么——我不告诉你!”小护士淘气地回答。

“你不告诉我，我也会知道。

小护士，我想跟你说几句，我们这些伤病员，都是穷苦人民的子弟，他们是为人民大众负的伤。

当护士、当医生同样是为人民大众救死扶伤。

你们一定要小心、细致，消
毒一定要严密，敷药一定要均匀，纱布要包扎得又轻又牢，这样他们的伤口才能好得快呀!是不是?”
“是!贺军长。

”
小护士听了贺龙的这番话，心里暖洋洋的。

贺龙跟警卫员走进病房。

一些重伤员看到贺军长，就噙着泪水诉说了自己的伤情、病情，有位数
处受伤的战士灰心地说：“军长，我是不行了，你还是……”看到这般情景，贺龙心里十分沉痛。

他没有责怪大家，而是耐心地跟这些伤病员说：“这一路上，因为敌军追赶，没有照顾好大家，我心里十分难过。

”接着他又说：“同志们，振作起精神来！只有振作精神，配合医生护士治疗，伤口才能好得快。

大家对革命那么坚决，对医治伤口也要充满信心。

打仗嘛，难免会受伤。

只要听医生、护士的话，你们
的身体是会很快恢复健康的。

”讲到这里，贺龙掀开上衣，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对伤病员说：“你们看，我不也是负过几次伤吗？我这一身伤口不是全都好了吗?所以你们一定要安心养伤，我相信也会好的……”
伤病员听了贺龙军长的这席话，一个个振奋了精神，对治伤治病充满了信心。

9月14日，这些伤病员又跟随起义军一起，在上杭南门乘坐木船飞渡汀江，继续南下，直驱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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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弘扬优良传统保障人民健康
新中国人民卫生工作的“根”在赣南，在红都瑞金。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苏区的卫生工作机构，分政府和军队两个系统。

在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设卫生管理局，省及省以下地方政府设卫生部（科），乡设卫生委员会，村设卫
生小组。

在红军部队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总卫生部（初称总卫生处），军团、军、师和军区各级设卫生部，团设卫生员，连设卫生小组。

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吸引白区和国民党军医务人员为红军服务，同时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医务人员，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后改称红军卫生学校）。

全中央苏区先后创办了数十所大小不等的红军医院，还办有中央红军医院。

苏维埃政府为了保障苏区军民健康，鼓励支持私人诊所开业。

“预防为主，减少疾病，保障健康”，是苏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

苏区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深入持久，有声有色，成效卓著。

苏区卫生部门十分重视向广大军民宣传和普及防疫知识。

红军总军医处在贺诚处长领导下，先后创办了《健康报》、《红色卫生》等卫生报刊，专门宣传医疗卫生知识。

1933年9月，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研究会。

苏区的卫生工作，为后来人民卫生工作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1991年5月9日，国家卫生部《健康报》社在瑞金隆重召开纪念《健康报》创刊60周年暨全国记者会议，学习苏区卫生工作优良传统，共商办好《健康报》、促进人民卫生事业发展、保障人民健康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