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屈原评价的主要分歧,及其体现的思想和美学观念

汉代对屈原评价的主要分歧，及其体现的思想和美学观念
汉代对屈原的评价的主要分歧及其所体现的思想和美学观念主要有：
（1）贾谊、刘安、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
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价，总体上是褒扬的，特别是贾谊、刘安、司马迁等。

①贾谊：对屈原表示了极大的赞扬
最早对屈原和《楚辞》作出评价的是贾谊，贾谊结合自身遭遇，写作《吊屈原赋》。

这篇辞赋对屈原表示了极大的赞扬，赞扬了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不与谄媚小人同流合污的品质。

但是他并不赞成屈原这种过于执着的性情。

②刘安：多方位的肯定屈原及其作品
继贾谊后，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较高评价的是刘安。

刘安对《离骚》作了很重要的评论，其主要内容有三点：
a．他对屈原作品的评论，突出了“怨刺”的观点，强调《离骚》是通过回顾历史，“以刺世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b．赞扬屈原与统治者作斗争和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

c．他对《离骚》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其特点是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这就接触到了一些浪漫主义特征，同时体现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③司马迁：强调《离骚》“盖自怨生”和“发愤著书”
司马迁和屈原一样，曾受过重大政治打击，并且以“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来激励自己。

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在刘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挥，更加突出《离骚》“怨”的特点。

他强调《离骚》是悲愤哀怨之作。

同时司马迁认为他的可贵就在于他敢于“直谏”，把个人安危抛之脑后，人民百姓的利益至上，将屈原的直谏能否被采纳和楚国的存亡联系起来，特别强调了屈原及其作品的政治意义。

司马迁认为自己的“发愤著书”正是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

司马迁强调《离骚》“盖自怨生”和“发愤著书”，一方面继承孔子“可以怨”的思想，另一方面符合道家对黑暗现实愤激的特点。

（2）扬雄、班固、王逸对屈原的评价
从西汉后期至汉末，学者对屈原的评价颇有分歧，最有影响的是扬雄、班固、王逸。

①杨雄：认为屈原的浪漫主义内容不符合儒家经典
首先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的是杨雄。

扬雄对屈原的批评，主要从道家思想结合儒家明哲保身为立论根据，认为屈原不应投江自杀，君子知命不优，既然生不逢时，就应该远祸避害。

对屈原作品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的浪漫主义内容不符合儒家经典，显示出“过于浮”、“蹈云天”。

然而，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有肯定和赞扬的方面。

他肯定了屈原人品的高洁，肯定他的作品丽而有则，文质并茂。

他的这种矛盾观点正是汉代儒家文学思想内在矛盾的体现。

②班固：认为屈原违背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原则
班固的批评是在杨雄基础之上的批评，他认为屈原对上层统治者的批评违背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原则。

他倾向于现实主义，对作
品中浪漫主义持批评态度，这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并不都是否定的，也有肯定和赞扬。

③王逸：认为屈原的为人及其作品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
王逸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认为屈原的为人及其作品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的。

在为人上，都强调对君主绝对的忠心，与班固所提倡的忠有所不同，王逸强调直谏。

在对屈原的作品上，王逸认为它并没违背“温柔敦厚”之旨，也没有越出“礼仪”规范。

在作品的艺术特点方面，屈原的作品继承了诗经的一些传统，同时在艺术表现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和创新，他充分肯定了《离骚》的浪漫主义特征，认为诗中的比喻，象征，寄托都是有现实基础的。

总之，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了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