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我国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表征、根源及对策

网络时代我国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表征、根源及对策
作者：***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03期
[摘要]网络时代弱势群体获得了一定的阶层流动机会，但并未完全摆脱阶层流动困境，由此产生的社会对立情绪、社会矛盾和风险日益突出。

较之传统时代，网络时代弱势群体阶层流动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机会困境、动力困境和技术保障困境三个方面，其根源在于“自我排斥”与“外部排斥”交织循环作用，其结果表现为弱势群体处于相对于网络主流社会、权力中心的边缘境遇，难以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互动，产生空间排斥，丧失认同感。

通过双向赋权激发弱势群体阶层流动意愿、建立电子包容提供弱势群体阶层流动技术动力、提供网络媒介援助增加弱势群体阶层流动机会是加快弱势群体阶层流动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网络时代;弱势群体;阶层流动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3-0058-10
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中形成的弱势群体在社会阶层中占据了一定比例，资源代际传承上出现的“权利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利益差别”现象使其长期陷入被边缘化的社会状态。

网络时代弱势群体获得了一定的阶层流动机会，但并未完全摆脱阶层流动困境，由此产生的社会对立情绪、社会矛盾和风险也日益突出，关注弱势群体阶层流动问题、改善弱势群体境遇、提升弱势群体社会地位，事关整个社会的民生与和谐。

一、网络时代弱势群体阶层流动的现实表象与多维困境
我国社会分层和阶层流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研究的焦点。

阶层分化与阶层流动二者交织，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相对封闭化的阶层固化结构，社会底层很少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从社会底层促化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与事实”[1]。

然而，伴随着经济和利益分配的多元化，一方面，阶层质的相对规定性日益显著，一些阶层内部出现了较为稳定的代际传承，形成“X二代”现象;另一方面，不同阶层社会资源占有差异日益增大，各社会阶层彼此
认同度和整合力降低，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突破“群体空间边界”向上流动的动力出现弱化趋势。

网络时代赋予了阶层二元场域①的特点，个体在现实场域拥有与其所处阶层对应的社会角色，在虚拟场域则可以通过多元化、便捷化的途径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直播APP，成为网民围观的热点，进而提高人气、创造网红经济，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阶层固化，实现了阶层流动。

然而，即使网络社会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反阶层固化的成功经验，也仅是个案特例而非普遍现象，社会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的利益博弈和阶层冲突无论在变迁社会还是后信息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

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的“阶层边界”并未因网络社会的长足推进而得到改变，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在网络时代生活方式的演绎下甚至被持续强化。

（一）阶层流动机会困境
网络赋予社会公众权力的同时，也赋予了社会主导阶层更大范围获取价值和再垄断的权力。

商业资本和权力资本在信息资源筛选、控制方面的优势借助网络互动机制，进一步扩大了强势群体的社会支配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弱势群体因经济上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能力结构无法匹配信息时代的职业要求，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对于弱势群体而言，通过教育实现向上阶层流动是最有效的方式，然而，当前我国教育存在市场化和精英化的倾向，教育信息和网络教育技术垄断加剧了教育不公程度。

我国部分偏远地区孩子上学难既有地理条件局限性的原因，也有教学硬件和师资力量匮乏的因素，更存在远程教育辐射面窄、信息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

这种在社会集体消费品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起点的不平等，使弱势群体难以在网络时代获得与其他群体一样的自我发展和阶层上升的公平机会。

（二）阶层流动动力困境
在解释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流向另一个阶层的时候，不同的社会学家都选择了两个重要维度——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并将家庭与个人的流动动力与社会创造的再结构性动力相区别。

能够产生良性阶层流动的网络社会，必然蕴涵着自致性动力与网络社会再结构性动力的双向推进，但两者发挥正向作用的要素并不完备，相互之间无法形成合力，造成了弱势群体阶层流动的动力困境。

就弱势群体本身而言，一方面，其较低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制约了其网络政治参与能力，他们较难通过网络媒介便捷地接触政治信息，网络信息发布量、网友关注量、转发评论量都处于较低水平。

另一方面，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需要一定的主动性，并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其中的逻辑关系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描述：阶层流动动力=报偿保证÷费力程度），然而，弱势群体在网络政治活动中投入成本高、实现目标费时费力，得到的报偿与投入的各项成本之间并不构成正相关关系，其阶层流动动力受到削弱。

从弱势群体阶层流动的外部环境看，正向发展的再结构化动力有强化的趋势，弱势群体因此获得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社会成员在非農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了向上流动和身份转变，亿万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继而转变为具有职业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然而，在信息分化过程中，再结构化动力发挥作用的渠道和方式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

一方面，网络社会改变了信息单向传播的路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家权力机关垄断公共信息的局面，推进了政府机关及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公开。

但囿于政府对公共信息公开职责认识的不足，以及弱势群体对信息公开渠道了解与利用的欠缺，政府部门与弱势群体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弱势群体在不能充分了解大政方针以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具体政策的情况下，较难激发起网络政治参与的意愿[2]。

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途径尚存在堵塞、有限、低效等问题，其利益诉求不易被整合到公共政策中，政治影响力低。

政治话语权的弱势性制约了弱势群体与政府官员的纵向联系及与公民个体的横向合作，国家层次的政治参与非常罕见。

弱势群体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利地位无法得到改善，从而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阶层固化局面。

（三）階层流动技术保障困境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利用电子政务手段，以提供电子服务的形式有效惠及更多弱势群体。

政府加强与私营部门、NGO的合作，构建多元伙伴关系，为解决与贫穷和社会排斥有关的传统问题提供创新方法，并借此机会扩大电子服务范围，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服务。

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残障群体使用信息资源的无障碍和平等化被写入相关法律法规。

在无障碍方面没有做到位的企业，不仅将面对诉讼的麻烦，还极有可能要接受严苛的惩罚。

在这种压力下，相关机构不得不自建设之初就主动考虑信息无障碍。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从最初的“三金工程”到后来的政府上网工程，再到如今面向电子公共服务发展，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加强了政府和公民的双向沟通，电子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近年来，政府在大力开发电子政务服务APP平台的同时，着力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提升电子公共服务的易用性和可用性。

通过对我国几大互联网应用平台可供下载的129个电子公共服务APP本次统计涉及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残障人士（如患有视听障碍、肢体残疾、精神疾病等）、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贫困人群，由于搜索关键词统计方式的局限性，统计到的APP数量并不能保证覆盖全网。

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大多数应用平台提供了数量众多的就业服务类、综合服务类、休闲娱乐类APP，而针对弱势群体的无障碍接驳功能开发力度不够（见图1），可供下载的主要有“小艾帮帮”“声活”“音书”“伴你无碍”“启明瞳”“手之声”“点明安卓”“讯飞心智无障碍助手”;部分平台搜索引擎设计不科学，很难搜索到弱势群体需要的个性化服务，APP下载量少，评分低，没有实用价值，如盛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小云无障碍”仅有苹果商店提供下载，下载人数只有2人次。

总体而言，与老年人、残障人士有关的平台数量最多，与妇女、未成年人、贫困人群有关的平台数量较少，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平台数量最少（见图2）。

根据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统计，我国有残障人口8502万，老年人口2.05亿，低文化人群（儿童和农民工）近3亿，合计近6亿人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获取障碍，占我国人口总数近一半。

在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初期，许多公共服务项目还保留着人工服务和电子服务的双重途径;而在电子政务成熟阶段，大量的公共服务均以电子化途径提供，那些最需要得到政府帮助的“两低一高”（低收入、低文化、高年龄）弱势人群反而被排除在技术门槛之外，显得无助而悲凉。

曾有报道，山西一位农民排了3天队依然没有在医院挂到号，一些退休职工因银行不给办理存折只能选择在ATM机上艰难操作[3]，安徽宿州的58岁大爷跑了6趟火车站没买到火车票，急得下跪大哭。

可见，我国政府在为弱势群体提供阶层流动的技术保障方面还应更有所作为，更好地为其提供数字援助。

二、网络时代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的内生阻力与外部障碍
基于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潜在的负外部性强势存在，学界在先赋性因素、制度安排方面已形成较为透彻的成因解读。

笔者认为，网络时代弱势群体的阶层流动困境源自“自我排斥”与“外部排斥”交织循环作用，其结果表现为弱势群体处于相对于网络主流社会、权力中心的边缘境遇，难以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互动，产生空间排斥，丧失认同感。

这个过程具有诸多特点，必须结合网络社会的时代特征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

（一）自我排斥：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的内生阻力
1.弱势群体排斥异质网络主体，窄化网络社交范围。

在现实社会，我国转型期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群体平衡被打破，社会关系网络被利益和价值判断分割成不同的单元，逐步形成社会结构的“马赛克”化。

强势群体可以利用社会资本，通过社会交往、人际互动调整自己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以获得社会流动和社会发展的各种资源[4]。

弱势群体几乎没有可用的社会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参与到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换中，往往被排斥在主流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

此外，社会生活的不利状态客观上让弱势群体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是分层的。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同质群体和初级社会关系，青睐并接纳以“己”为中心的强关系，忽视或排斥离“己”中心远的弱关系，社会交往范围小、交往方式直接、程度较深。

在网络时代，网络技术塑造了虚拟空间，突破了传统社会交往规则，网络社交开放多元、自主随意、平等匿名的特性重新诠释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

但这并不意味着多中心的网络社会将会逐步消解现实社会的分层现象。

从整个网络全景考察，网络社会仍然偏向同质性，网络主体以相互认同、共识与议题为前提，以构建和参与虚拟社群为途径，从而增强现实行动的能力。

“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与这些网络关联的各种人拥有的（经济、文化、符号）资本的数量”[5]。

弱势群体的网络社交关系主要存在于社会边缘群体中，社会交往空间相对封闭，社会资本含量低，缺乏引导和控制网络舆
论的资源，个体发展缺乏内部支撑与外部资源保障，向上层流动变得更为艰难。

最终的结果可能出现两种导向。

一是在缺乏社会参与、自我提升的组织资本的情况下，弱势群体倾向于寻求网络同质群体在信息共享、集体决策方面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如我国最大的乙肝患者及携带者网上聚居地——“肝胆相照”论坛，该论坛为乙肝患者这一备受社会歧视的典型弱势群体提供了情感、信息和陪伴支持。

目前注册会员已达41万人，日访问量超过1万人次[6]。

二是弱势群体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既有的认知信息和价值观构筑“信息茧房”，进行自我封闭，排挤异质性的网络虚拟社群并与之敌对，导致群体“巴尔干化”。

2.弱势群体精神公共性失范，诱发脱离社会集体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公共性得到很大发展，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社会断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弱势群体精神生活赖以发展的社会公共性和个人主体性，使弱势群体的“价值观、休闲文化生活、心理、行为偏离人与社会公共性价值、原则，产生一系列不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活动”[7]。

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网络技术渗透，网络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均发生了改变，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8]。

网络文化不断冲击弱势群体所处的传统生活场景，使弱势群体形成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对应的具有强烈个体意识的生态体系，并在一定时期内塑造了一批带有精神特征和对抗、嘲讽、批判态度的网络流行词汇。

同时，网络社会原子化的特点使弱势群体很少关注公共事务，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参与集体或公共活动。

此外，网络“犬儒主义”成为弱势群体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技能，更使其产生以自我为中心、不支持团队协作的倾向，出现精神公共性失范行为，即精神生活层次较低，内容和形式极为单一，精神消费的世俗性、媚俗性较为严重;忽视对社会的责任担当、法律规则意识淡薄，甚至出现以死抗争、以身试法、群体骚乱等各种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种种现象说明，弱势群体在精神公共性发展方面的弱势化进一步遏制了其向上层流动的积极性。

（三）阶层流动技术保障困境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利用电子政务手段，以提供电子服务的形式有效惠及更多弱势群体。

政府加强与私营部门、NGO的合作，构建多元伙伴关系，为解决与贫穷和社会排斥有关的传统问题提供创新方法，并借此机会扩大电子服务范围，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服务。

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残障群体使用信息资源的无障碍和平等化被写入相关法律法规。

在无障碍方面没有做到位的企业，不仅将面对诉讼的麻烦，还极有可能要接受严苛的惩罚。

在这种压力下，相关机构不得不自建设之初就主动考虑信息无障碍。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从最初的“三金工程”到后来的政府上网工程，再到如今面向电子公共服务发展，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加强了政府和公民的双向沟通，电子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近年来，政府在大力开发电子政务服务APP平台的同时，着力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提升电子公共服务的易用性和可用性。

通过对我国几大互联网应用平台可供下载的129个电子公共服务APP本次统计涉及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残障人士（如患有视听障碍、肢体残疾、精神疾病等）、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贫
困人群，由于搜索关键词统计方式的局限性，统计到的APP数量并不能保证覆盖全网。

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大多数应用平台提供了数量众多的就业服务类、综合服务类、休闲娱乐类APP，而针对弱势群体的无障碍接驳功能开发力度不够（见图1），可供下载的主要有“小艾帮帮”“声活”“音书”“伴你无碍”“启明瞳”“手之声”“点明安卓”“讯飞心智无障碍助手”;部分平台搜索引擎设计不科学，很难搜索到弱势群体需要的个性化服务，APP下载量少，评分低，没有实用价值，如盛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小云无障碍”仅有苹果商店提供下载，下载人数只有2人次。

总体而言，与老年人、残障人士有关的平台数量最多，与妇女、未成年人、贫困人群有关的平台数量较少，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平台数量最少（见图2）。

根据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统计，我国有残障人口8502万，老年人口2.05亿，低文化人群（兒童和农民工）近3亿，合计近6亿人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获取障碍，占我国人口总数近一半。

在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初期，许多公共服务项目还保留着人工服务和电子服务的双重途径;而在电子政务成熟阶段，大量的公共服务均以电子化途径提供，那些最需要得到政府帮助的“两低一高”（低收入、低文化、高年龄）弱势人群反而被排除在技术门槛之外，显得无助而悲凉。

曾有报道，山西一位农民排了3天队依然没有在医院挂到号，一些退休职工因银行不给办理存折只能选择在ATM机上艰难操作[3]，安徽宿州的58岁大爷跑了6趟火车站没买到火车票，急得下跪大哭。

可见，我国政府在为弱势群体提供阶层流动的技术保障方面还应更有所作为，更好地为其提供数字援助。

二、网络时代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的内生阻力与外部障碍
基于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潜在的负外部性强势存在，学界在先赋性因素、制度安排方面已形成较为透彻的成因解读。

笔者认为，网络时代弱势群体的阶层流动困境源自“自我排斥”与“外部排斥”交织循环作用，其结果表现为弱势群体处于相对于网络主流社会、权力中心的边缘境遇，难以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互动，产生空间排斥，丧失认同感。

这个过程具有诸多特点，必须结合网络社会的时代特征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

（一）自我排斥：弱势群体阶层流动困境的内生阻力
1.弱势群体排斥异质网络主体，窄化网络社交范围。

在现实社会，我国转型期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群体平衡被打破，社会关系网络被利益和价值判断分割成不同的单元，逐步形成社会结构的“马赛克”化。

强势群体可以利用社会资本，通过社会交往、人际互动调整自己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以获得社会流动和社会发展的各种资源[4]。

弱势群体几乎没有可用的社会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参与到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换中，往往被排斥在主流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

此外，社会生活的不利状态客观上让弱势群体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是分层的。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同质群体和初级社会关系，青睐并接纳以“己”为中心的强关系，忽视或排斥离“己”中心远的弱关系，社会交往范围小、交往方式直接、程度较深。

在网络时代，网络技术塑造了虚拟空间，突破了传统社会交往规则，网络社交开放多元、自主随意、平等匿名的特性重新诠释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

但这并不意味着多中心的网络社会将会逐步消解现实社会的分层现象。

从整个网络全景考察，网络社会仍然偏向同质性，网络主体以相互认同、共识与议题为前提，以构建和参与虚拟社群为途径，从而增强现实行动的能力。

“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与这些网络关联的各种人拥有的（经济、文化、符号）资本的数量”[5]。

弱势群体的网络社交关系主要存在于社会边缘群体中，社会交往空间相对封闭，社会资本含量低，缺乏引导和控制网络舆论的资源，个体发展缺乏内部支撑与外部资源保障，向上层流动变得更为艰难。

最终的结果可能出现两种导向。

一是在缺乏社会参与、自我提升的组织资本的情况下，弱势群体倾向于寻求网络同质群体在信息共享、集体决策方面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如我国最大的乙肝患者及携带者网上聚居地——“肝胆相照”论坛，该论坛为乙肝患者这一备受社会歧视的典型弱势群体提供了情感、信息和陪伴支持。

目前注册会员已达41万人，日访问量超过1万人次[6]。

二是弱势群体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既有的认知信息和价值观构筑“信息茧房”，进行自我封闭，排挤异质性的网络虚拟社群并与之敌对，导致群体“巴尔干化”。

2.弱势群体精神公共性失范，诱发脱离社会集体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公共性得到很大发展，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社会断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弱势群体精神生活赖以发展的社会公共性和个人主体性，使弱势群体的“价值观、休闲文化生活、心理、行为偏离人与社会公共性价值、原则，产生一系列不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活动”[7]。

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网络技术渗透，网络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均发生了改变，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8]。

网络文化不断冲击弱势群体所处的传统生活场景，使弱势群体形成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对应的具有强烈个体意识的生态体系，并在一定时期内塑造了一批带有精神特征和对抗、嘲讽、批判态度的网络流行词汇。

同时，网络社会原子化的特点使弱势群体很少关注公共事务，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参与集体或公共活动。

此外，网络“犬儒主义”成为弱势群体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技能，更使其产生以自我为中心、不支持团队协作的倾向，出现精神公共性失范行为，即精神生活层次较低，内容和形式极为单一，精神消费的世俗性、媚俗性较为严重;忽视对社会的责任担当、法律规则意识淡薄，甚至出现以死抗争、以身试法、群体骚乱等各种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种种现象说明，弱势群体在精神公共性发展方面的弱势化进一步遏制了其向上层流动的积极性。

（三）阶层流动技术保障困境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利用电子政务手段，以提供电子服务的形式有效惠及更多弱势群体。

政府加强与私营部门、NGO的合作，构建多元伙伴关系，为解决与贫穷和社会排斥有关的传统问题提供创新方法，并借此机会扩大电子服务范围，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服务。

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残障群体使用信息资源的无障碍和平等化被写入相关法律法规。

在无障碍方面没有做到位的企业，不仅将面对诉讼的麻烦，还极有可能要接受严苛的惩罚。

在这种压力下，相关机构不得不自建设之初就主动考虑信息无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