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
石志新
内容提要: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清末甘肃地区(包括宁夏及青海一部分)道光、咸丰时期人口的停滞或缓减,同治年间人口的锐减和光绪时期人口的恢复与波动等,同时讨论了当时人口锐减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清末　甘肃地区　人口
这里所讲的清代后期,是指道光以降,历咸、同、光、宣诸朝所统治的90年的历史;所称清
代甘肃地区,当包括今甘肃、宁夏二省区,还有青海之门源、祁连、同仁、尖扎、贵德等县及海东地区。

明季清初的战乱,使这一地区民生凋敝、土地荒芜,人口大减。

康熙时期实行休养生息政
策,经济为之复苏,甘肃地区出现了“田野日辟,民力日裕,生齿繁盛,庶而且富”¹的景象。

雍正
初,实行摊丁入亩,一般农民再无添丁纳赋之忧,生育率明显提高,漏编户籍现象减少,编入户
籍的人口大为增加。

至乾隆中期,甘肃各府州人口皆“较汉、唐、元、明四五十倍有余”º。

辖境总人口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徘徊及蹒跚发展后,终于突破了1000万大关。

延至嘉庆末期,官府
户籍册登记的民户数更增至220.8万户,口数达1523.9万口,占全国总人口3.6亿的4%
强»。

这一数据是截止辛亥革命之前,该地区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最高记录。

不过,从全国人口发展情况考察,其在道光朝仍有继续缓慢发展的趋势。

但具体到当时甘肃省的人口,其从嘉庆末道光初伊始就呈现出停滞的状况,而在道、咸两朝的40年统治时期,
又表现出缓减的逆向发展趋势。

特别是同治、光绪两朝中,兵燹不断,灾荒连年,人口大幅度锐减。

从嘉庆末到光绪末的80多年间,官府册报总户数由220.8万减至99.1万余户,减少了
121.7万户,减幅为55%;总口数由1523.9万口减至509.4万口,减少了1014.5万人,减幅为66.6%¼(见附表一和附表二)。

乍一看,这些陡减的数据令人瞠目,但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不
仅觉得其事在必然,且恰恰反映出清代后期甘肃省人口变化的时代特征。

一、道、咸时期人口的停滞或缓减
从道光初年开始,在全国人口缓慢增长的历史条件下,甘肃省境的总人口却出现了停滞或
缓减的逆向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人均耕地日蹙,二是灾荒不断。

1、土地的严重不足制约了人口的发展。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不仅规定了人口和耕地成为构成国情国力的基本要素,而且有时又会形成人稠地狭的矛
盾对立。

如雍正、乾隆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在各地已显现出来,雍正初的
一道上谕中曾指出:“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土地所出,仅可赡给。

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
¹º»¼　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251～279有关资料统计所得。

(乾隆)《甘肃府志》卷6。

(乾隆)《甘肃通志》卷13《贡赋》。

户口日滋,何以为业”¹。

从谕文中不难看出,统治者已经感觉到人口日增及土地不足的压力。

乾隆朝以降,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更为明显,乾隆五年(1740),鉴于“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
民资生无策”的实际情况,颁布山头地角零星土地“听民开垦”,并“免其升科”的谕旨。

乾隆三十
一年(1766),又重申零星土地听民开垦,并“永免升科”,“永为世业”º的命令。

这些谕令的本意
在于缓和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具体到当时的甘肃地区,这种人口过剩,土地不足的矛盾同样十分突出。

虽然甘宁青一带面积广阔,但其地形地貌结构及土壤状况决定了宜农土地不多,可耕
田土有限,据清代户部则例所载,当时甘肃省有田额共计2353.6万亩,若按嘉庆末总人口计
算,人均纳税耕地不足1.5亩。

其中凉州府人均1.9亩余,甘州府仅1.5亩许,而兰州府和巩昌府皆不到1亩»。

自然,户部则例及方志所载的只是税亩,并非实亩,其中并不排除一个较大的
隐瞒不报或统计不实的耕地数额,但耕地不足的状况是十分明显的。

据章有义先生估计,道光
末,甘肃省约有耕地3279.8万亩¼,依此而论,当时人均实际耕地仅为2亩余。

可甘肃省境大
多数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山多土瘠、地气早寒”,常年亩收不过百斤左右,平均得有5至6亩耕地方能勉强养活一口人,而实际情况却是,嘉庆至光绪时期,甘肃实有耕地一直徘徊在2200万
余亩至3200万余亩之间½,这就是说,自全省人口接近或突破1000万大关之后,人均土地无论
如何也达不到可供填饱肚子的标准,再加之土地兼并的社会因素,农民缺少耕地成了一个严重
的社会问题,为抢垦有限的宜农荒地而酿出诉讼者屡见不鲜。

于是清廷下令:“劝令贫民出口觅食”,到新疆去开垦土地,一些农户随之远迁口外¾。

不过,按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论,估计强迁到
新疆开垦屯种的多是河西一带的农户,且从方志记载中反映出,迁出人数也不太多,不足以缓
解甘肃省境人多地少的矛盾。

而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严重制约着人口的发展。

2、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人口停滞或缓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口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发展状
况的制约,道光时期,甘肃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经济的破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停滞
或缓减。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将清代甘肃划分为陇东、陇西、河西、宁夏、河湟等五个
农业经营区来考察,将会发现除宁夏平原和河湟谷地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处于陂陀起伏、黄土梁和纵横深切的黄土沟壑交错地区,水利灌溉无法实施,加之气候方面干燥缺雨的特征,旱灾
造成的缺粮缺水一直是影响甘肃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历史上很少有某一时期如道
光朝一样,灾荒那么频繁,那么严重。

据《清实录》等文献资料做了一个统计,在道光朝统治的30年期间(1821～1850),只有道光十九年、二十五年和三十年等3个年头甘肃大部分地区尚
称风调雨顺,其余27个年头里都是灾荒连年。

其中灾及陇东、陇西、河西、宁夏、河湟等五个经
营区,受灾县(散州)在20个以上,即灾区约占甘肃省所隶建置县(散州)40%以上的重灾年,就
达15次之多。

而灾及三个经营区,受灾县(散州)在10个以上的灾年,还有12次(见附表三)。

反映在文献中,不断见到的尽是有关灾情的记载,如:道光四年(1824)“皋兰、静宁、西宁、巩昌、秦州等大饥”¿。

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通渭大雨雹。

秋,皋兰、狄道等处雨雹,通渭复
雨雹。

是年,固原……靖远大旱。

永昌、山丹大饥,道
相望”
À。

道光二十年(1840),“皋兰、金¹º»¼¾¿À(光绪)《甘肃新通志》卷2《天文志·附祥异》。

《清史稿》卷44《灾异五》。

(乾隆)《甘肃府志》卷3。

½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

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251～279有关资料统计所得。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4《户部·田赋·免科田地》。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乙亥条。

(嘉庆)《甘肃统志》与(光绪)《甘肃新通志》所载甘宁青地区人口数变动表
(附表一)单位:人府(直隶州)嘉庆末年人口数光绪末年人口数增或减增减百分比兰州府2694991547636-2147355-79.7%
巩昌府1895260658894-1236366-65.2%
平凉府2340323
427036
(含固原直隶州人口)
-1913287-81.8%
庆阳府1272823158362-1114461-87.6%
宁夏府1392815230802-1162013-83.4%
甘州府813615249789-563826-69.3%
凉州府1504498583557-920941-61.2%
西宁府708829367115-341714-48.2%
泾　州837730229919-607811-72.6%
秦　州8689481058026　+189078+21.8%
阶　州379206382702+3496+1%
肃　州452063161703-290360-64.2%
安西州7787338139-39734-51%
合　计152389745093680　-10145294-66.6%
(嘉庆)《甘肃统志》与(光绪)《甘肃新通表》所载甘宁青地区人口数变动表
(附表二)单位:户府(直隶州)嘉庆末年户数光绪末年户数增或减增减百分比兰州府429973119701-310272-72.2%
巩昌府319690119758-199932-62.5%
平凉府26807964997-203082-75.8%
庆阳府132********-105515-79.8%
宁夏府21499248443-166549-77.5%
甘州府7984156914-22927-28.5%
凉州府182862110809-72053-39.4%
西宁府9285780396-12461-13.4%
泾　州173********-133718-76.9%
秦　州160563209728+49165+30.6%
阶　州7466473743-921-1.2%
肃　州72537*32246-40291-55.5%
安西州60947630+1536+25.2%
合　计2208344991324-1217020-55%
注:(嘉庆)《甘肃统志》载,肃州人口452063人,户22537户,户均人数达20人强,可见记载有误。

若按6口之家拉通计算,估计有50000户的误差,兹予以调整。

道光时期甘宁青灾荒情况表
(附表三)
时间灾情性质被灾地区灾情程度资料来源
道光元年旱、雹、水皋兰、西宁、武威、宁夏等27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二年旱、雹、霜皋兰、西宁、高台、宁夏等21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三年水灾皋兰、陇西、灵台等16州、县中《清实录》道光四年旱、雹、水皋兰、河州、西宁、武威等29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五年水、雹皋兰、宁夏、灵州12州、县中《清实录》道光六年旱、雹、水皋兰、宁夏、武威等13州、县中《清实录》道光七年旱、雹、水皋兰、宁夏、固原等14州、县中甘肃通志稿道光八年雹、水秦州、西宁、阶州等12州、县中故宫档案
道光九年旱、水皋兰、碾伯、宁夏等15州、县中《清实录》道光十年雹、水皋兰、宁夏、碾伯等16州、县中《清实录》道光十一年旱、雹、水皋兰、武威、固原、碾伯21州、县大《清实录》道光十二年旱、雹、水皋兰、宁夏、灵州等15州、县中《清实录》道光十三年旱、雹、虫皋兰、张掖、宁夏等27州、县大《清实录》道光十四年旱、雹、水皋兰、平凉、武威、固原等27州、县大《清实录》道光十五年旱、雹、水皋兰、宁夏、碾伯等28州、县大故宫档案
道光十六年旱、雹、水皋兰、武威、碾伯、固原等24州、县大《清实录》道光十七年旱、雹、水皋兰、宁夏、碾伯、固原等23州、县大《清实录》道光十八年旱、雹、水皋兰、宁夏、张掖、固原等20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二十年旱、雹、水皋兰、宁夏、固原等17州、县中《清实录》道光二十一年雹、霜皋兰、碾伯、宁夏等18州、县中《清实录》道光二十二年旱、雹、水皋兰、碾伯、武威、宁夏等26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二十三年旱、雹、水皋兰、碾伯、宁夏、泾州等24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二十四年旱雹水风皋兰、西宁、宁夏、固原等21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二十六年旱、雹、水皋兰、碾伯、固原等16州、县中《清实录》道光二十七年旱水霜等皋兰、张掖、宁夏、碾伯等21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二十八年旱、雹、水渭源、宁夏、西宁、泾州等22州、县大《清实录》道光二十九年雹、水皋兰、武威、宁夏、泾州等21州、县中《清实录》县、狄道等处大旱”¹等等。

有些地区甚至是春旱、夏雹、秋水,一年数灾,以至使本来就穷困不堪的人民群众“颠连荡析而栖泊无所”,甚至“饿死者相籍”º。

在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后,小户之家皆难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冻馁之虞不时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哪有经济能力再添丁增口?这必然会导致社会人口的缓减。

道光朝,有关甘宁青各府州的户口资料,极为少见,这就给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该地区总人口变化的情况布下了一段断线。

但这并不影响个别的例举和大体的概说。

以兰州府为例,其在嘉庆末有户43万户,口269.5万人。

至道光十年(1830),官府册报户数为32.7万户,口为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2《天文志·附祥异》。

¹
º(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卷31。

242.5万人。

户数减少了10.3万户,减幅为23.9%;人口数减少了27万口,减幅约为10%¹。

虽然兰州府的局部数据尚不足以反映甘宁青人口变化的整体情况,但从中可以窥见一种趋势,即从道光伊始,甘宁青人口发展总趋势呈现出停滞或缓减的势头。

二、同治朝人口的锐减
同治以降,甘肃省域人口大幅度锐减。

减少的原因有二:一是兵燹、二是灾荒。

1、数百万人口死于兵燹。

同治元年(1862)春,陕西华州回民举事,关中地区的回民四处响
应。

接着,甘肃回民也先后于会宁、通渭、秦安、平凉、灵武、河州等处起兵。

这次回民起事的主要原因,乃是清政府长期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

但毋庸讳言,起事的表现形式
主要反映为回汉人民间残忍的仇杀,十年斧镝之祸遍及甘宁青各地,大量人口死于战火中。

首先,在长达十年的战乱中,无数回民被仇杀。

如: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平凉城东关回
民焚两桥,准备起事,地主民团“搜杀城内回民殆尽”。

º同治三年,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
俱为汉民(民团)杀尽”
»。

陇右发生事变后,河西各地回汉间猜疑日甚,同治三年二月,古浪县“大堡民团夜屠回且尽。

于是,古浪、永昌、山丹、甘州继之。

其幸脱者,东走宁夏金积堡,南走西
宁之大通”¼。

更多的回民死于战争。

只要我们翻看一下《张集馨日记》或《左宗棠全集》中写到
的某日“杀贼千余人”,某日又“斩逆回首级数百”的记载,就可知道在多路清兵的镇压中,死难回民人数之众多。

其次,在十年浩劫中罹难的汉民无数。

回民起事后,各地乡间的汉民多搬进城邑以求保护,而这些府州县官署的驻地恰恰是回军攻击的主要目标,一旦城破,玉石俱焚。

如同治二年正月,
固原城被攻陷,“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½。

同年八月,又陷平凉,将“汉人全行杀尽,尸皆以火烧化”¾。

据称:“平凉数万户仅存百四十七户”。

¿同年十月,回军“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

不久,又攻破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À。

数年后待宁夏局势稳定,地方乡绅实地调查,宁夏府一带“前后殉难官绅商民人等约有三十万之多”Á。

除上列屠杀外,
还有屠巩昌,破金县,陷靖远、肃州,洗劫皋兰之红水堡、买子堡,攻碾伯、大通等,均有大量汉民罹难。

所举这些实例,也仅择其大荦者言之,至于屠洗一村一乡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

以上用了较多的文字赘述这类屠杀的惨景,无非想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清朝同治时
期,甘宁青地区曾发生过长达近十年的惨绝人寰的民族仇杀,屠杀情况之残酷及死难人数之众
多,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自然,制造了这场仇杀的祸首是封建统治阶级,发生仇杀的根本原
因是统治者制造的民族隔阂,当时的回汉人民是没有历史责任的。

今天我们更不应该带有任何
民族情绪或政治偏见去认识这一历史事变。

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冷静的、实事求是地评述
这场浩劫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以及给当时各族人民带来的沉痛的灾难,思索一下“同治事
¹
º»¼½¾¿ÀÁ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0。

《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第374页。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0。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4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36页。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42。

分别见(嘉庆)《大清一统志》卷252,(道光)《兰州府志》卷5。

变”的性质和历史作用,思考一下在人类历史进入近代文明以后,还发生如此野蛮的民族仇杀,
我们该给它一个怎样的评价呢?对之应取肯定还是批评态度呢?
其三,各族人民不仅惨死于民族仇杀之中,且死于清兵的屠刀下。

当时清朝的吏治军纪已
十分腐败,同治前期入甘的营军兵勇,大多数是“将不成将,兵不成兵”¹,如多隆阿所部“兵勇
滋扰,甚于盗贼”º,所到之处,“杀掠奸淫,一月之间,至四百余起,逼死民间妇女一百余人”»。

雷正绾的营兵“全无纪律”,光天化日之下,其“亲兵在街奸抢,连杀三人”,有人向雷言之,“竟置
不问”¼。

左宗棠督甘后,对各部军纪有所整饬,但把屠刀对准起事回民。

同治八年(1869),左宗
棠派军进攻董志原,据其奏摺所称,杀死回军三万多,“董志原一带……沿途百里,贼尸枕
籍”½。

肃州、凉州等地的情况更惨。

先是“肃州城中汉民三万余人,被回民先后残杀”,生存者仅千余人。

到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出兵河西,攻破肃州城,纵兵大杀,男性回民六十岁以下,
十五岁以上全遭杀害,一些老弱妇孺亦有不免,全城变为屠场,“环视尸骸枕籍”。

与此同时,“甘
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¾。

通观上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同治时期的事变中直接死难的甘肃人民约达数百万之多。

2、大量人口死于灾荒。

兵燹与灾荒并作,是同治时期甘肃境内的一个惨痛的时代特征。

甘
宁青地区地瘠民穷,气候寒冷,常年之收,仅供一岁之食,普通农户皆无隔年储粮。

同治之时,战
乱纷起,“耕者废来,织者废杼”,数年中颗粒无收,这就带来长期夏饥冬寒的严重后果。

加之从
同治元年至十年间,各种自然灾害连作,瘟疫肆虐,兵连祸结的后果,把一些战乱中的侥幸逃生
者又送上了绝路。

这方面的具体资料俯拾即是。

如:同治二年(1863),“皋兰县大疫”¿。

同治四
年(1865),“皋兰、靖远、西宁大饥”À,饿殍载道。

同治五年(1866)春,“皋兰、靖远荐饥,人相食。

河州亦大饥,斗麦钱八千”。

“泾州、永昌瘟大作,死者无算”Á。

同治时期的几次大瘟疫都是从人
口凑辐的皋兰、巩昌等地发生的,这就有一个战乱的因素寓于其间。

第一,这些地区多次遭到屠
城洗村,尸横遍野,腐臭熏人,极易引起疫病发作及蔓延。

第二,由于长期战乱,农事废耕,房舍
毁坏,余生者往往夜来偎依颓垣破壁之下,就土地为眠;昼则缘伏荒地废圃间掘野菜为食。

这种
极坏的食宿条件使人体抵抗力大大下降,加之饥民又常取食腐尸坏骨,很容易染上各种疾病而
亡。

同治七年(1868)至八年(1869)的大灾荒更属罕见。

“天久不雨,夏禾枯槁,秋苗失种,呼癸
呼庚,各处皆然”b k 。

所见从陇东到陇西,到处是严峻的灾情:“皋兰县大旱,饥”。

“泾州大饥,人
相食。

新瘗死尸食之殆尽。

秦安县亦大饥,斗粟钱十千有余,十室九空,草根树皮掘食净尽,死
者无数”。

城垣兰州“所需米麦已不登于市,民有衣锦怀金携妻子投黄河以死者。

饥丐偷掠小儿
为食”。

到处“饿殍载道,状极惨悯”。

镇原、秦州、隆德等地也是“人相食”、“死者塞路”b l 。

¹
º»¼½¾¿ÀÁb k b
l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2《天文志·附祥异》。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1。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2《天文志·附祥异》。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2《天文志·附祥异》。

《清史稿》卷41《灾异》。

《恪靖侯奏稿·续编》卷52《安插肃州老弱回民片》。

《恪靖侯奏稿·续编》卷21《追剿逆回大胜荡平董志原贼巢庆泾肃清摺》。

《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第373、361页。

《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第381页。

《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第339页。

《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第381页。

同治之变,可谓是甘宁青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浩劫。

虽然死难于兵燹与灾荒的人口总数文献无确载,但可以从一些方志资料和当时目击者的记述中窥其大概。

如靖远县,在道光时期有
口24.8万余,经同治之乱,人丁“几被残杀净尽”,境内都是“十室九空,村多废墟,余县户不满
千,口只五六千人”¹。

又如合水县,同治七年四月县城陷落,“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

七
月,“城又陷……,人民逃尽,止余空城”。

后来新任知县到任,“多方招集,城内止有二三十
家”º。

再如宁夏府,在道咸以前,“人烟辐凑,商旅往来,塞北江南,为甘肃第一繁盛地”»。

而“道咸以降,迭遭兵燹。

同治之变,十室九空”¼。

左宗棠穿行甘肃全境,目睹了各地极度残破的
情景:从陇东、陇西到河湟、河西一带,“皆系残破之区”,“频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百数十里,
人烟断绝”
½。

读了以上文字,人们自然会发问:死难于同治之变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从本世纪三十年代
以来,不少历史学者带着这个沉重的问题,对同治末年甘肃省境实有人口数及同治时期的锐减
数作过多种推算,接近史实的最新推算当为《中国人口·甘肃分册》的编写者的意见了。

据其推测,同治末年甘肃人口(不包括宁、青)约为280万,如果列入当时西宁府及宁夏府的人口,大体
为350万左右¾,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甘宁青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低谷。

若与嘉庆末年官府
户籍册所载总口数1523.9万相比,锐减绝对数为1173.9万余,减少了77%。

从本文附表一和
表二可以看出,既便是经过光绪时期三十多年的恢复发展后,至光绪末年全省人口数也仅为509万余,与嘉庆末相比,甘肃13个府和直隶州中,除秦州、阶州外,其余11个州府人口减幅
均在50%以上(西宁府于道光三年割兰州府之循化厅隶之,由此估计人口实际减幅比表列数
还要大些),特别如兰州、平凉、庆阳、宁夏、泾州的户口锐减率更高达70%～80%以上。

出现在光绪时的这一严重情况,主要还是同治时期人口散失的历史结果和曲折反映。

三、光绪时期人口的恢复与波动
同治之变,使甘肃省境的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时有张集馨按察陕西,为办理剿
抚而由陕入甘,亲眼看到的是,一路“所过村堡,俱成灰烬”“从泾州至平凉百五十里,村镇皆瓦
砾,田亩悉荆榛”。

平凉城内更是“满街瓦砾,断井颓垣,不堪言状”¿。

左宗棠入甘肃,所见也尽
是遭战乱后经济极度凋敝的一片惨景,他给朝廷报告说:自回民起事以来,甘肃“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

平(凉)、庆(阳)、泾(州)、固(原)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
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À。

以上讲的是陇东的情况,其实陇西及河西之地亦然。

如:河
州回民起事,“狄道受祸最先,亦最惨”,数年后所见城中“瓦砾成堆、蒿与城齐,环城数十里无烟
火”Á。

清军进兵河西,往往行百里不闻鸡犬之声。

面对这种满目疮痍的残破局面,左宗棠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经济的政策,
¹º»¼½¾¿ÀÁ《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5,卷22。

《恪靖侯奏稿·续编》卷21《追剿逆回大胜荡平董志原贼巢庆泾肃清摺》。

《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第325页,第353页。

嘉庆末,宁夏府人口近140万。

又据《西宁府续志》载,咸丰三年,西宁府有口87.4万,若平均以损失三分之二计,同治末两府有口不过80万。

《左宗棠奏议》卷10。

(民国)《朔方道志》卷9《贡赋》。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90《志余·轶事》。

(民国)《靖远县新志》卷5《户口略》。

如:举借外债,增开商税,以支持甘省的财政;清丈土地,变通税则,按田亩及肥瘠均摊田赋,蠲免农户的杂税逋欠,以解民困;广招流民回乡归农,安置受抚回民耘耕,发给口粮、牛只、籽子,
以扶持农事;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兴办煤窑矿山,令民自力自救;整顿书院,筹办义学,强令回
民子弟读书;增改县治,清查户口,设立保甲,以稳定地方秩序等。

这些得力措施的推行使甘肃
省境的经济得到恢复,社会趋于稳定,为人口的恢复创造了社会条件的物质基础。

有人推测,从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1875～1894),甘肃人口平均以20.3‰的递增率稳定发展,至甲午战争前夕,全境人口约达540万口左右,与同治末期比较,净增190万口,净增率为54%¹。

但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甘肃人口的增长率又趋于缓慢,其间还出现过一次锐减的波折。

仍如前述,不时的灾荒与战乱仍然是制约人口发展的两大直接因素。

其一是灾荒。

从光
绪二年至七年间(1876～1881),甘肃地区旱灾频发,多次出现“饿殍载道,人相食”的惨景。

甚至
在饥饿绝望中“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º。

光绪十七年(1891),循化、河州一带大旱,粮价
涨至每石一万多文,饥民掘鼠刈草而食。

光绪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1900～1901),又出现了全省性大旱灾,从陇东到陇西天久不雨,颗粒无收,各地“粮价踊贵,比户枵空……,饿殍载道,鸿
雁哀鸣”。

有乡绅借官库银施以救济,未几,官府逼收本息甚急,农户“有卖儿鬻女以偿者”»。

灾
荒频发的结果,严重制约了人口的发展。

其二是战乱。

从同治末起算,甘肃的稳定局面只维持
了二十年许。

光绪二十一年(1895),循化厅撒拉族地区的新老教派之争又诱发了“河湟回乱”,动乱波及今青海东部和今甘肃之临夏、临洮等地。

虽然这次动乱的时间不长,地区也不如同治之变那么广阔,但在形式上还是野蛮的民族仇杀,众多的人口死于战火,甘肃人口又一次遭到
严重摧残,全境人口损失了100万,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甘宁青人口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低谷。

四、结　论
从以上叙述看,人口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人类生育繁衍的数据问题,而且是一个反映社
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综合性参照指标。

人口的剧烈波动背后总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首先,人口与经济发展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古今皆然。

其次,人口问题又受到时代政治环境的制
约,也就是说,历史上人口流亡与归复,往往与社会的治乱兴衰、吏治的清明与腐败相联系。

就
甘肃而言,清前期社会大治,人口为之发展。

清后期吏治与法制腐败,从封疆大吏到司、道、府、
县各级官员都是“一堂鬼蜮,暗无天日”,其所行“法事无不纰缪,政以贿成”¼。

他们“横征严比”,使得“民不聊生”½
,广大农民对天灾人祸的承受能力降到最低点,一遇兵火灾荒,就有饥
冻而死之虞。

除此,社会战乱总是造成历史上人口骤减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19世纪初期开始,尖锐的社会矛盾已使中国社会渐渐临近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局面。

龚自珍在30年代曾说过:“起视斯世,乱亦竟不远矣”¾。

发生在甘肃地区的“同治之变”和“河湟之变”,就是当时社会矛盾和民族矛
盾激化的反映。

而这两次事变,又直接导致了甘肃地区经济的极度凋敝和人口的锐减。

作者石志新,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西宁,810008。

¹º»¼½¾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第395页。

《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日记》第333页,第347页。

(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17。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5,卷22。

参见《全国人口·甘肃分册》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