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文学中的想象、记忆与方法——张新科《铩羽》的创作启示

陈 静
一、想象与记忆的绞缠与博弈
作家借助于文学的抒情性和隐喻功能遮掩了战争题材的硝烟性，恰恰反映了战争主题下的创作过程以及同题材作品与生俱来的固执性格，这些文学努力难以摆脱历史已经发生的牵绊，作者越是执意坐而论道，强调自己与过往的一种割席关系，外部的文化轮廓则愈加明显——文、史在战争主题的号召下需要分配好相应比例，勾兑、分层、穿插、调和，随物赋形战争文学相应的当代性格。

所以在当代文学视阈下，陈思和认为当代性和战争文学密不可分。

“中国新文学的战争题材创作是在抗战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

”a这也是战争文学特有的品质。

1947年7月，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明确指出作家进行战争文学的创作，应当用新的历史观点去反映现代战争的历史，再诉诸文学加以最终的呈现：
革命战争快要结束，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甚至反映抗日战争，是否已成为过去，不再需要了？不，时代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它已经远远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们必须追上去。

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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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直接锚定了新中国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动机和表述方式，从个人化与偶然性的主观发挥向上层政策与意志的路径转变，附着于相关文本之上的美学品格自有其开先河之处。

作品崇尚英雄主义，又在这种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中日渐窄化或深化，由此建立的文学体系直接反映了时代美学风格的流转过程。

本应属于史学的白描被逐渐弱化，作者笔下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能凭借史实和故事拉扯而出的空间对国族想象进行填充，大众从而认识到相应题材中的主人公是位高高在上的传奇英雄。

与此同时，技法、立场以及人物的不谋而合却也催动了一种戏谑的可能。

作家作品的雷同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叙述，相反却在作品的累加与繁复中催生了怀疑的因子——他们不惜以古怪的形态（神话、戏说、异邦）来支援他们对于战争的想象。

顾颉刚先生有关中国历史的“层累说”判断——人们距离史实年代越近，知道和说出的越少，距离越远就说出的越多。

某种程度上，当代战争叙事的事实并非如此，但又恰恰与此相关：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
战争文学中的想象、记忆与方法——张新科《铩羽》的创作启示
次战事在文学场域中辗转，人物脸谱化以及正反极端化的塑造方式也被一再诉诸笔端。

数量上的叠加对创新性造成伤害。

如陈思和所说：“由于英雄主义模式的限制，使这类创作只是在数量与篇幅上得以增长，却没有造成艺术上多样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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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双方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成为战争叙事的主要语言系统。

“这两大语言系统归根结底可以用‘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模式来概括。

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两大语言系统是不允许被混淆的。

”d 然而，对这种标签的突围和模式的破坏，在张新科作品中表现得异常明显。

他的《远东来信》《鏖战》《渡江》包括近期的《铩羽》等等，把曾经习焉不察的叙事立场进行纾解，善恶依旧对立却不再分明；同时他沿用各种格雷马斯式的民俗性符号，把战争的硝烟气息濯净，从而延展关于战争的表现纵深和思考空间；并以民间立场和官方立场的圆融贯通，呈现出历史与文学互动之后的蜕变可能。

他毫不忌讳踵事增华的铺陈，在琳琅满目的生活全息图景之间与之后，直指上至庙堂之高、下到江湖之远的全民抗战的图景，加以文学的想象进行点缀、黏连。

在《铩羽》中这种现象极为典型，历史的脉动和文学的想象相互铆合，所以“战争”成为张新科作品中的特殊话语，他借助空间和时间在《铩羽》中的碰撞，暗示了历史和文学合则生机乍现的极大可能，“战争”于他而言是一种话语体系，更是一种想象历史的方法。

二、历史记忆之“实”
张新科构建的战争文学体系有着明显的史学风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近现代历程中的大小战事，是他观照国族历史的切口。

他选取若干战役聚焦其中，善于把时间和空间固定在具体可察的一段范围中，比如《铩羽》中的抗日战争全过程和五省通衢的徐州，被延展成为文本的经纬，编织成册。

某种程度上，战争叙事也绕不开历史的既定事实，一旦出现戏剧化的创作倾向就难免沦为世俗消费主义的傀儡，这便和战争事件在一地一时的具体可考的事实，以及此后所构建的颇具规模的集体记忆形成一种对冲关系，从而打开战争事件触发的思索向度和深度，诸如对历史之真的考证、过往语言体系的“训诂”、以及当下文类是否合理的推演等等。

这也是为何近期战争题材作品看似繁复，大浪淘沙之后得以幸存成金的却寥寥无几的原因之一。

《铩羽》显然做足了准备，文本中的历史并非全然一副不近人情的严肃面孔，而是至少包含了“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传播的历史”“接受的历史”四个层次：
“真实的历史”是指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

“真实的历史”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惟一性，二是不可重复性。

“记录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口述、回忆、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比如《史记》。

“传播的历史”更为复杂。

它存在两个极端，一是神话，二是丑化。

“接受的历史”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一种思维成为定式，一个故事成为模式，人们就会拒绝接受这个故事的其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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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范围下的文本内容层次分明、相互支撑、内外互参，全书有了一种全新且丰富的史学品格和骨骼。

在其中的空间里，张新科既能用有血又有肉的真实真事进行填充，同时也可以让文学想象发挥得游刃有余。

文本在第十六章开宗明义：
中日双方在上海交火至11月初，战事进入僵持阶段。

为摆脱困境，日军参谋本部调集三个师团和一个支队的兵力，在一批潜伏日谍和汉奸的里应外合下，于11月5日出其不意地从杭州湾登陆。

自此，战局急转直下。

猖狂至极的日军计划占领上海后，接着就是全面占领华东并夺取中国首都南京，控制军事咽喉重地徐州，然后继续向西南推进……f
这属于正史的编年。

在“真实历史”的框架之下，作者用真切的年限和地域把文本的史学背景介绍出来，可感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指向性，直接把故事的时间和空间锚定，这种客观的描述把读者感受限制在有限范围的所思所感里，而无从自在发挥。

但正是这种有限性和对于求真的偏执，使作者不惜把文本的展现余地收窄、压缩，从而夯实了内容的体量和密度。

作者直接放弃了有的放矢的叙述策略，在“真实历史”的上下求索中一板一眼地把每一个事件的螺丝镶嵌在历史
的逻辑中。

可考的时间和伤亡数据延宕了战争的影响，这才是《铩羽》的用心所在，它把自身作为真实战事的“中继放大器”，随即把时间延长，甚至于在当下都逃逸不了它所产生的战争叙事引力。

所以，某种程度上，“真实历史”的记录方法是文本旧貌换新颜的法门所在，作品在用真实的品性和前提让受众先入为主，并撩拨所有参与者的神经，让他们去接受战争史和中国大历史的融会贯通。

因此，《铩羽》不啻为一座当下回眸过往的塔台，它的文化品性建立起的高度在于创新而非传承。

它是在用历史的内容和当下的文化情思对过往加以圆融，论证着战争残酷的与生俱来，以及其中的反抗行为所携带的丰富的历史内容。

战争成了《铩羽》的历史索引，作者用世家列传的方式陈述着他的民族立场，把貌似中立的外在行为赋予人物生旦净末的出演和性格内化上。

于是，具体鲜活的故事丰富了人们对于大历史中一向习焉不察的种种转捩的认知，并在一众人物身上具体、丰沛起来。

这种叙述习惯常见于各种本纪世家式的逆天英雄，历史的真正底色——普罗大众却一再被忽略。

而战争的巨大痛感一旦落实在匹夫匹妇上，两相并不对等的体量外观便具有了迷人的魅力。

很自然，战争题材下的“真实历史”需要过渡到“记录历史”之类的地方志中，并把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的中国志史传统具象化，战争题材也便成为这种国族文化传统的一种作经注释的方法。

《铩羽》“记录历史”以平民为主，中日双方的所有间谍、特工人物角色：龙士宇、英夫等等一并泯然在徐州城的百姓中，他们相继扮演着当地百姓所熟悉的贩夫走卒角色，或者说是在战争的“纵容”下，所有参与者都毫无负担地出演了最为平凡的寻常百姓，如此日常性的回归才具有了别样的意义。

这场民族间的战斗被人物的平凡升华成为国族之间的较量，看似无关却又牵扯其中的老弱妇孺，他们成为民族立场等宏大概念的一种具体化演绎。

和外部战事的格局相比，《铩羽》的人物格局似乎并没有表现得很宏大，但唯有这种有限性反而成为纵观全局的一个“虫洞”，在那个大时代历史的边边角角，在每一个朴素平淡的细节中，《铩羽》完成对抗日战争全息图景的想象：
两个月前，对龙士宇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徐州安下身来。

所以，来到徐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户部山小学报到。

与徐州其他学校相比，户部山小学是所袖珍学校，仅有四个班不到一百名娃娃。

学生少，教职工更少，加起来一共五人……龙士宇到来后，顶替刚退休的一位教员上算数和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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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英夫对这所学校就有所耳闻，但他无意做一个穿梭于街巷，整天与流氓、黑道周旋的警察，而是憧憬那种战场上纵马驰骋、叱咤风云的壮阔场面。

所以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英夫旋即应征入伍，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骑兵部队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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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的宏阔场面相比，人物的平凡丝毫没有相形见绌，他们在各自的命运内容中进行着人生和民族间的两难抉择，人物身份越是卑微越具有悲剧性色彩所赋予的重量，唯有险中求活，用世道人心中的种种无赖手段与世界周旋，才能在两相不成比例的角力中找出历史留下的活路，然后求仁得仁。

所以“讲述的历史”需要周边景致的点缀与过滤，并在人物身后的不远之处用地方志的方式进行着时代造景，以便在记录历史的楼阁中把讲述的内容不停定位并加以确认。

这种行为自身便有一种悖论的嫌疑，进而在记录历史这一行为中打开了史学记录的罅隙，官方历史的宏大抽象是如何在“记录”这一行为的转捩下具体化为可以感知的细民稗史，并被承载在身边日渐熟稔的生息行止的内容里。

大沙河是丰县境内最长的一条河流，南起砀山蟠龙集，流经丰、沛两县，从微山县张楼乡程子庙村西南入微山县境，在大孙庄东北注入昭阳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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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铩羽》需要这样的地理实景来区别于当下战争题材的戏说方式，并主动添加“记录历史”的文字证据，呈现故事人物在个人私情和民族大义间的两难，呼应了文本为何执着于历史讲述的定性的处理方式。

文本的诚意越足越显现出战争的残酷，所以《铩羽》用“记录历史”的笔法把个中小人物和大命运的不相匹配诠释得淋漓尽致，民间的小历史方能首先获得一种“记录历史”的合法地位，进而凭借细节的充盈以小博大、以轻博重。

小说将人物命运置于大历史的撕裂下，不断加剧痛感，甚至于不惜把活着的意义导向虚无与倾圮的境地，惟其如此，《铩羽》才能用“记录
历史”的官方口吻获得诠释战争的合法资格。

面对“传播的历史”和“接受的历史”，《铩羽》显然已没有沉重的文化包袱，既然以“传播”和“接受”等具有主观和个人感情色彩的特征为追求，针对同一对象所衍生出的内容和解读方式自然也就并不唯一。

作者修辞立其诚，胸有成竹把这两种历史中无法回避的能动性和不稳定性一一呈现，甚至于文本的最终目的，就在于铺陈战争现象本身的前因后果和事态的多重性。

于是《铩羽》中人物的所有行为都有了合情合理的理由，它们产生于各自文化和民族立场之中，并被作品传播、为读者接受或质疑：
警察和军人不一样，警察维持国内的秩序，是本国的雇员。

军人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去其他国家开疆拓土，若以军人的身份远征，我愿意去；但去其他国家当警察，即受聘其他国家做雇员，我不会去。

田中太郎只为大日本帝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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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命运的忧惧将一群身在异乡的学子凝聚在了一起，他们隔三差五地碰头，高亢激昂地争论时政，交流看法，那份对祖国的赤诚在每位游子的心中涌动。

他们关注着，谛听着，焦躁地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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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看待时事与历史的立场因人而异，这在传播历史和接受历史的逻辑框架中，有了具体实在的外壳。

事实的唯一性和内容的多重性形成一种折冲的关系，这种差异性越是表现得分崩离析与大相径庭，则越是把怀疑的砝码加重。

正如对于抗日战争，中日双方青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张新科后退一步，不仅是去完成历史陈述，更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这种撕裂产生的前因后果一并进行陈列。

或者说，这才是“传播历史”和“接受历史”的肯綮所在。

用主观意志的人为分裂故意引战，达到一种文本之外的客观性与中立性，这种公平不同于历史的庙堂式讲述。

《铩羽》在“真实历史”与“记录历史”的“假意铺陈”与“故作姿态”之后，终于把犹抱琵琶的主观性历史拉至前台，所以张新科不惜用足气力在中日双线上做足文章，更是用双线上的多个人物进行来回的战术穿插，以此对人们习焉不察，被动接受历史说教的习惯进行挑战和撩拨。

在读者行为习惯的主动被动之间，历史内容的唯一和多元进行着辩证性的互动。

如此，《铩羽》才有了独具特色的史学性格。

三、文学想象之“幻”
相对于历史的坚硬，文学的展现手段与最终输出的内容则要柔软得多，这自然得益于各种修辞技术包括抒情等文学手法的装饰。

基于书写对象的主观性发挥，在文学的畛域里已没有遮掩的必要，相较于历史的直观，想象与有感而发反倒成为文学区别于历史的重要表征。

需要主观性发挥的虚构表达，既是文学的重要征候之一，也是文史交涉的重点所在。

对于以“战争”为题材的这类极具引力的文本而言，其自身必然要顾及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元素。

因此，除了要对事件自身进行侧写，战争的具体显影也要借助于故事人物的生息行止才能实现。

《铩羽》中，相较于其对历史多层次又极具暧昧性的苦心经营而言，文学性的发挥则要洒脱与详实得多。

全书内容与线索走向，围绕虚构人物——中国的龙士宇和日本的英夫——展开，龙士宇在日本留学期间寄宿在英夫家，并和其妹妹和美暗生情愫，和美后来为了掩护恋人而选择牺牲自己。

民族性的公义和个人私情产生冲突，这是一对璧人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大历史之下“岂有完卵”成为众生的宿命，这种冲突不仅仅在于个人命运和时代的搏杀，背后隐藏的还有文学和历史的诸多冲突，一面是微观之上的具体，一面是宏观之下的抽象，历史是为故事的成因。

文学性的行文走笔再一次暗含了文史的冲突，只是这种冲突对撞出一种文化的褒义性和文学当量可以无限绽放的可能。

《铩羽》因为其文学性格使然，舍弃了对于真实人物的迷恋，只需要凭借戴笠等确有其人的真名真姓，来偶尔点缀文本的宏大框架，并确定事件走向和关乎战争题材的自我定位。

随后小说如蝴蝶穿花，把平凡人的故事置于战火硝烟中渲染，使其褪去铅华，让小人物自欺欺人般于战争年代偏安一隅。

但是，中国传统故事中的花好月圆终将成为一场水中月和镜中花式的欺骗，因为在战争的巨大离心力里，依附于太平年代中的所有哲学几乎都会成为毛将焉附的存在，所以人物故事的悲剧起源于一种对文学团圆传统的破坏。

“哥哥，小时候，你常常带着我和静子去上野看樱花。

你还记得樱花的样子吗？我说像纯洁的雪片，静子说像满天的星星，你说像盛开的烟花……”
英夫眼睛里罕见地露出一丝温柔，似乎在回忆当
时的情景。

“但是现在，再美的樱花你和我都看不到了，你不该到这里来呀！”和美再次痛苦起来。

英夫惊愕地望着和美。

“啪！”和美手中的枪响了，一颗子弹从英夫的太阳穴一侧射进，从另一侧穿出。

“哥哥，我们一起去看洁白的樱花吧！”
“啪！”车内又是一声枪响，饮弹自尽的和美倒在了哥哥英夫身上……l
和美为了给爱人龙士宇报仇，追随龙的脚步来到徐州，击毙自己的亲哥哥，并以自己生命的结束为全书收煞。

死亡成为全书的谶语乃至战争的写实性基调。

《铩羽》里的痴男怨女，早已不在传统文本的框架之中，自然不能赓续你侬我侬的爱情故事，他们唯有在战争浓烈的硝烟中左冲右撞，不断上演着人生的惨烈。

这种文学策略是要把人物的平凡无限放大，唯此，才能在命运的离奇环节里把战争的存在意义导向荒腔走板的可能中去——有情人难成眷属、手足相残等戏码轮番上演。

社会意志及其一切形式被这些惨烈的故事架空，整场战争的意义被悬置，成为一场毫无道理的蜃景。

所以，人物的平凡的比重越是巨大，产生的悲剧性就越是强烈。

他们唯有凭借以命相搏的支点，才能撬动对战争质疑的杠杆，在死亡的结局中获得解脱的资格，才能完成大悲剧的意义以说明战争的徒有其表——让个体内容的破碎来填充对于战争的理解空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这一传统其来有自。

周作人认为：“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

我们不必记英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m 平凡的故事人物唯有用这种平凡的有限性，才能上演出逆天成英雄的史诗。

也唯有在细微的生命空间里，才能把人性的诸多异变压缩，以至引发质变。

这成为战争文学中的一处奇点，进而管中窥豹，得以展现整个时代的人物群像。

所以《铩羽》没有规避死亡，而是把过往传统中的消极因子当作看待世界的方法；也没有争论是非公义，却在中日双方众多生命的屈抑和铺张的体验中，择出一种心力：这是在用生命的异变来解释战争中死亡和破灭催生而出的一场场人生的哗变。

平凡人的生命虽然在战争中是脆弱的，文本的玄机和法门却很坚固，战争的暴政底下的一切行为是生存之道使然，包括主人公的隐姓埋名、于家于国忠孝难以两全……这些具体到个人的努力，只是为了尽力恢复和平的常态，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构成彼此相左的张力，以双向拉扯的努力和实际结果的原地踏步，表现出战争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徒然性。

所以英夫和龙士宇的关系是为战争的一体两面，甚至是中日双方立场对峙的一种具体化演绎。

他们双生双杀的故事发生在徐州的时空范围内，实际包含的是中日双城式的关系。

他们本是同一屋檐下的挚友，却因战争的爆发导致彼此出现分歧，各自人生走向分裂。

当龙士宇和英夫的双子关系成为这种境况的一种具体化表现，他们从原初的天真无邪蜕变成各自立场上的代言人，彼此之间相互映照，又必须审时度势不停明确人生坐标。

英夫从一名学生到最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红人，龙士宇也从游离于军统，利用各种身份周旋于不同人之间，到对共产主义产生认同并心驰神往，他们彼此之间渐行渐远，直至最终剑拔弩张，非要致对方于死地的状态倒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两种人生的泾渭分明实际上可视为看待战争的两种方式，对比越是强烈，结果越为明显。

两者之间的距离也指涉文本的表现空间，《铩羽》需要把战争概念性的宏大凝聚在一人一事上，所以龙士宇和英夫的双子分裂是为一种必然，在他们的背道而驰中生出一处文学的飞地，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撑开了战争穹顶之下的一处切口，《铩羽》有了独属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它测绘出了战争年代应有的人事逻辑和线索。

这一切源于以龙士宇和英夫为中心衍生出的一种指涉关系，他们放弃了以自我为中心，将之置换为更为广阔的民族主义，这也是个人的唯一欲望来源。

这种场域不仅仅在于个人人生的开拓，还在于截然不同的两者之间的角力，然后收煞在各自消亡的命运中，从而把外部一切结果的原因——战争，盖棺定论。

《铩羽》成为一个巍峨的符号，贯穿文本始终的正是这种必然的分裂性，无论出自文本自身的阐释，还是在现实情景的应对中对于一切美好与合理的排斥。

所以，王德威认为：“战争是一个分裂时代最重要的征候。

‘大分裂时代’的叙事不能规避战争叙事。

”n 这一看法是有其道理的，战争的存在决定了分裂的必然，它与生俱来排斥所有正面的因素，在战争的前提下，所有的美好和浑圆一体，都要面对最后破裂的必然结局，所不同的只是同一结果所经历的各种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