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推荐五篇）

论当前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推荐五篇）
第一篇：论当前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论当前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
吴国平
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社会问题日趋恶化。

有人把当前拉美严重的社会问题描述为“一颗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1993年末和1994年初拉美发生的2次暴力事件表明，这样的形容并不为过。

其一，1993年12月中旬在拉美的南铂阿相廷的北部省圣地亚哥一德埃斯特罗，市民们走上街头，捣毁了省府、省议会和法院的一些办公室。

其二，1994年元旦，在拉美北端墨西哥的恰帕斯州，武装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一夜之间占领了该州的6个市镇。

恰帕斯州的枪声向拉美国家发出警告:为避免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中美洲化，防止局部冲突在拉美地区或一国范围内迅速蔓延，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已刻不容缓。

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
战后拉美经济的高速增长，曾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地区的社会问题。

由于产生社会问题的机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拉美在80年代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后，社会问题又日趋严重，并出现新的特点。

(一)贫困化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拉美各国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

60~70年代，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贫困化问题曾经得到缓解。

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加剧，贫困化问题日益严重。

1.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

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迅速下降，将1989年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同l980年比较，在拉美各国中，下降幅度最小的为
2.4%，幅度最大的高达37%1。

富有者的收入保持稳定，有的甚至有所增加。

而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失，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嫁给其他社会阶层，致使广大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

如90年代初期的巴西，占人口10%的
富有者，其收入是最贫困者的23倍，也就是说，少数富有者的收入占全国居民总收入的40%，在阿根廷、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富有者的收入比最贫困者的收入高10~12倍2。

2.贫困化队伍迅速膨胀。

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无论是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在拉美总人口中的比重，还是穷人的绝对数都在大量增加。

1980年拉美贫困者的人数为1.12亿，1986年增至1.65亿，1990年高达1.92亿，占拉美总人口的46%，比80年代初期增长近5%3。

从拉美经委会对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的统计中也可以看出贫困化队伍扩大的趋势。

1980~1990年，拉美贫困户由占总户数的35%增至39%。

在秘鲁和委内瑞拉，贫困户增加的速度超过了整个地区。

1979~1986年，秘鲁的贫困户由46%增至52%。

1981~1990年，委内瑞拉的贫困户则由22%增至34%4。

在贫困化问题加重的过程中，还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极端贫困的赤贫队伍不断扩大。

在贫困线以下的1.92亿人中，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5。

二是在穷人队伍中，儿童的情况更加凄惨。

据估计，目前拉美约有3000多万街头流浪儿6。

此外，拉美每年还有70多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7。

3.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穷人队伍的区域分布发生变化。

战后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进入80年代，区域和部门差异继续扩大，中小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下降速度远远大于中心城市。

1980~1986年，委内瑞拉中小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下降22%,而首都加拉加斯的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只下降5%8。

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日益增多。

在秘鲁利马，1979~1986年，贫困户占总户数的比重增加8%，在一些中、小城市，则增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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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随着城市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1981~199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67.5%增至76.9%，墨西哥由66.4%增至72.6%，委内
瑞拉由83.3%增至90.5%。

人口转移，也使拉美城市赤贫队伍不断扩大。

据拉美经委会统计，80年代，城市贫困户占总户数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而在农村，这一比重却在下降。

1980~1990年，城市贫困户的比重由25%增至34 %9。

这表明，向城市迁移的农村人口，主要是贫困家庭的人口。

这使得在拉美穷人队伍中，城市穷人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农村，目前约有2/3的穷人主要集中在城市。

(二)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成为拉美社会中另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拉美的毒品问题由来已久，但80年代以来又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1.贩毒队伍不断扩大，毒品数量急剧增加。

为贫困所迫，一些人把贩毒视为致富的捷径，致使过去主要由少数贩毒集团控制、少数人从事的毒品买卖，迅速扩展到一般民众之中。

在许多国家，贩毒分子气焰嚣张，贩毒活动遍布城乡。

例如，仅1992年巴拿马警方没收的毒品就超过这个国家在1980~1989年9年间没收毒品的总和;巴西警方1990年查获的可卡因为2634吨，1991年4058吨，到1992年11月就查获6259吨。

此外，1990~1992年的3年间，巴西警方查获的大麻由9560吨增至1.9万吨10;1990年11月，危地马拉警方在首都没收了价值
2.24亿美元的纯可卡因。

2.贩毒活动与暴力活动相结合。

贩毒集团内部因分赃不均，各集团之间为争夺地盘而引发的暴力活动不断增加。

据统计，1992年在巴拿马发生的300多起凶杀案中，同贩毒活动有关的占45%;1993年1月29日，5名贩毒分子在洪都拉斯总统访问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时发生枪战。

此后不到10天，墨西哥格雷罗州1辆卡车遭袭击，24人被杀害。

警方不仅在死者衣袋中搜出毒品，而且在现场查获一批贩毒分子惯用的子弹和武器。

在哥伦比亚，与贩毒有关的暴力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3.贩毒活动日益国际化。

拉美的贩毒集团不仅在地区内控制着毒品生产和销售，而且还同本地区以外的贩毒集团相勾结，形成国际贩毒卡特尔。

由几个国际贩毒集团控制的巴拿马毒品市场，每年的交易额高达1.8亿美元。

近年来，在拉美抓获的贩毒分子中，外国贩毒分子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

例如，1991~1993年哥伦比亚警方抓获的
5750名贩毒分子中就有127名外国贩毒分子。

(三)贪污腐败已成为拉美社会中一个难以治愈的毒瘤。

拉美的贪污腐败问题并非始于80年代。

长期以来，由于拉美国家未能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一问题，尤其是涉及政府官员的经济丑闻一直被人为地掩盖着。

80年代，由于拉美经济陷入危机，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贪污腐败问题愈来愈严重，并且渗透到政府各部门。

1993年8月初，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关于腐败问题研讨会上，据拉美政界人士揭露，拉美的贪污腐败问题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政府内外的贪污款项每年约为210亿美元11。

从80年代以来拉美报界陆续披露的贪污腐败问题来看，有两种现象甚为引人注目。

一是着重披露现政府要员的贪污腐败问题。

从1991年起，拉美新闻媒介陆续揭露了多起涉及政府最高层的经济丑闻，其中以揭露巴西和委内瑞拉2位在职总统的贪污受贿案所引起的震动最大。

据披露，在巴西已形成一个以当时总统科洛尔为首的贪污网，共收受25家公司的贿赂达5500万美元，其中至少有800万美元流入科洛尔的腰包。

委内瑞拉新闻媒介揭露佩雷斯总统利用职权挪用国家安全资金2.5亿玻利瓦，以低价套购美元，再高价抛出，从中牟利8600万玻利瓦。

除政府首脑之外，一些国家还不断传出政府部长的经济丑闻。

二是涉及政府执法部门的贪污腐败问题严重。

不少执法人员知法犯法，这类违法事件急剧增加。

例如，根据1992年年中以后的调查，在墨西哥首都联邦区的法警中，有各种违法行为的人员高达525人(占15%)。

又如，1991年因参与各种犯罪活动而被免职的巴西军警和普通警察有169人，1992年上升到2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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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冲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前拉美社会问题确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它给拉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首先，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冲击了拉美政坛，使政党和权力结构内部的纠纷加剧，政局动荡。

代表不同政治利益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加剧。

80年代以来，这种斗争主要是执政的传统政党和在野党围绕政权及经济调整的决策权而展开的。

80年代拉美的经济危机，以及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使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的传统政党受到严峻挑战。

随着危机的加剧和社会问题的日趋恶化，加上政府腐败问题的曝光，传统政党的威信下降，在政府的换届选举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80年代后期的大选中，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纷纷败北，一些新组建的小党取而代之。

在这些国家中形成大政府、小政党的局面。

这些小党往往缺乏牢靠的政治联盟和社会基础，因而在执政后又受到在野大党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在政治决策方面软弱无力，经济上难有建树，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不能有所作为，从而成为在野大党的攻击目标。

另外，即便在传统政党重新执政的国家中，它们的地位也受到极大的削弱。

有的国家，传统政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大大缩小，反对党的席位相应扩大;有的国家出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分享中央和地方权力的现象，有的反对党甚至把持着比较重要的地方政权。

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党派之争也进入政权内部。

因此，在当前拉美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党派之争，最终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拉美的政治生活。

国家权力机构内部斗争激化。

同过去相比，拉美一些国家的党派之争不再局限在议会内部。

在政府与立法部门、政府与司法部门之间也因党派之争形成严重的对抗局面。

对立双方都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利用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相互攻击，致使政权内部的对抗日益尖锐，甚至造成政局的严重不稳。

例如，秘鲁政府和议会的对抗一度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政府许多涉及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决策难以获得议会批准，政府最终只得采取极端措施来结束这种对抗。

在尼加拉瓜，从查莫罗夫人击败桑解阵执政以来，国内3大对立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政府与立法、司法和军队的对立越来越严重。

1993年，尼加拉瓜对立的两派分别扣押了包括副总统在内的近70名人质，总统查莫罗夫人声称将于1994年初解除掌握在桑解阵手中的军队首脑职务，这使尼加拉瓜局势更加紧张，权力之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政局严重动荡。

近年来因经济丑闻造成的个别国家政府首脑的仓促更迭，也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局不稳。

1992年以来，巴西和委内瑞拉先后发生的因经济丑闻而导致总统下台的事件，对两国政局的稳定造成巨大影响，议会也一再受到各种经济丑闻的冲击，政治形势始终难以稳定。

这种政府首脑临时仓促更换，尤其从对总统丑闻的揭露、立案到通过法律程序对总统的罢免，往往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实际上要么形成暂时的权力真空，要么在政府内部造成混乱，因而对这些国家政坛的影响尤其明显。

其次，不断恶化的社会问题还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由暴力引起的抢劫、袭击和偷盗事件接连不断，一般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也使街头抗议示威活动和罢工增多，甚至暴发局部的武装冲突，激化了社会矛盾;左右翼恐怖活动不断增加，进一步导致社会不安定。

犯罪率不断上升。

80年代以来，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贫困者队伍不断扩大，使一些人只能通过各种违法途径谋取财富。

据哥伦比亚《每日新闻报》报道，绑架和贩毒已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利可图的行业。

近年来，在拉美许多国家，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犯罪手段比以往更残忍，罪行更严重。

据统计，1992年同1983年相比，哥伦比亚首都的犯罪案件增加了1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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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这类暴力事件，既包括各类左、右翼团体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恐怖活动，也包括贩毒分子进行的各种凶杀、爆炸活动。

这不仅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而且也给拉美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据南美洲和平委员会统计，在80年代，仅秘鲁的颠覆性暴力活动就给这个国家造成高达1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还使2.1万名无辜百姓丧生，哥伦比亚的凶杀案件不断发生，1983年为1237起，1992年达到4470起，几乎平均2小时就发生一起。

局部地区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8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间发展严重失衡，一些落后地区更加落后，农村贫困化程度更加严重。

这些地
区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种族对立情绪的增加，致使暴力冲突事件和社会骚乱时有发生。

这些事件尽管大多发生在边远地区或印第安人集居的山区，但是它们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例如在1993年底阿根廷圣地亚哥一德埃斯特罗省和1994年初墨西哥恰帕斯州发生的暴力事件，都加剧了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紧张局势。

个别国家的地方分裂主义势力抬头。

拉美国家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扩大了不同地区的贫富差别，使一些国家地区分裂主义势力抬头，对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构成巨大威胁。

例如，巴西最富有的南部3个州的分裂主义分子公开活动，不仅打出要求独立的旗帜，而且还提出自己的宪法和行动纲领。

这种活动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据民意测验表明，上述3个州近92%的居民赞同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方共和国。

在巴西最贫穷的东北部地区，分裂主义者指责南部各州是“新殖民主义者”，对东北部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殖民主义式的掠夺，阻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因而他们也主张实行独立。

第三，社会问题的恶化，从两个方面阻碍了拉美经济的恢复。

一是面对社会问题的恶化引起的政局动荡，不少国家的政府难以集中精力处理经济事务，尤其是在党派之争激烈、权力对抗严重的国家，重大的经济决策难以出台，即便是一些业已形成的经济政策，也常常因派系之争而左右摇摆，这对它们的经济稳定和恢复非常不利。

二是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和暴力事件的增加，也给经济造成直接损失，加重了经济困难。

拉美国家每年为此损失达数亿美元。

为了平衡各种社会矛盾.，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不断修正经济政策，从而延缓了经济恢复的时间。

深刻的原因和教训
当前拉美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历史上形成的一般社会问题的简单再现，而是在拉美政治和经济变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集中反映。

80年代以来，拉美政治和经济的剧变使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不断升级，城乡之间、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日趋严重。

这些因素加速了社会问题的恶化。

如果说拉美社会问题的形
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话，那么当前社会问题的不断恶化则更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

80年代拉美经济的变化，形成了促使社会问题恶化的不利环境。

从80年代初期拉美经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后，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拉美经济一直被衰退的阴影所笼罩，城市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下降，公共部门的生产萎缩，经济越来越失去活力，陷入停滞状态。

这种局面造成投资萎缩，许多企业破产，设备闲置。

据1992年对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的调查，工业设备闲置率高达50，破产的企业达2200家。

到80年代中期，不少拉美国家的失业率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80~1985年，委内瑞拉的失业率由6.6%上升到14.3%，阿根廷由2.6%上升到6.1%，哥伦比亚由9.7%上升到14.1%。

其后，这些国家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在巴西，如要解决失业问题，每年必须创造2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实际上由于经济衰退每年只能提供95万个13。

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如此巨大的供需矛盾，必然导致成年人大批失业，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

在经济衰退的同时，拉美国家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不少国家的通货恶性膨胀，居民实际收入急剧下降。

1980~1990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年，拉美国家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下降17.5%，在某些国家，下降幅度甚至高达35%。

在墨西哥，1991年同1980年相比，工资值下降40%14。

在这种情势下，拉美的社会问题必然日趋严重。

拉美经委会在分析80年代的拉美经济时，称这10年是拉美“失去的10年”。

这不仅意味着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失去10年的时间，而且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同样也失去了10年。

80年代，拉美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得到缓解，而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产生，新、老社会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经济调整政策顾此失彼，政策上的失误使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

8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调整是在巨额债务、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严重困难中进行的，经济调整政策的回旋余地极小，许多调整措施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措施在稳定宏观经济的
同时，却在社会效益方面产生了负效应。

首先，对政府职能的调整加快了私有化进程，使失业人数激增。

国有企业萎缩，私有企业裁员，政府部门精简人员，原来一直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国有企业失去了活力，使经济危机中本来就很严重的失业问题，犹如雪上加霜更趋严重。

据统计，1980~1990年拉美国有部门的就业机会减少了15%，公共部门就业下降的速度超过了私人部门。

这种状况还造成流入城市的大量劳动力不能在正式部门中找到就业机会，只能流向非正式部门。

这些人的就业非常不稳定，实质上成为一支隐蔽的失业大军。

其次，一些调整措施忽视对社会低层的保护，使广大穷人在失去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被动地卷入剧烈的变革进程中去，付出了较大的社会代价。

在80年代的I经济调整中，拉美国家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控制政府开支、限制工资增长，以求在短期内迅速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

为此，国家全面取消对物价的补贴和削减对社会福利的投入。

结果是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生活费用上升，多数民众的收入锐减，生活失去保障。

到 1993年，城市工人的最低实际工资还不及1980年的一半，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数倍。

第三，经济调整中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

80年代拉夫国家对经济济实行了应急性政策调整和战略性结构调整，但有两个问题被忽视。

其一，拉美的税收调整严重滞后，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更加严重。

面对80年代资金短缺、经济衰退的困境，拉美国家的经济调整措施着重向私人资本倾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私人资本的措施，例如开放市场，取消对物价的管制，为私人资本开放长期受国家保护的领域，限制工资的增长。

这就意味着，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私人企业的利益受到一定的保护，而最终受损害的是领取工资的广大劳动者。

因为私人资本以赢利为其最终目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加资本投入，采用新技术，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不仅就业失去保证，而且因为工资的增长受到国家严格限制，他们的收入受到了影响。

而物价却是放开的，私人企业的产品价格随通货膨胀的变化而浮动，私人资本的利润几乎很少受到损失。

这就使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更趋严重，而国
家又未及时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予以控制，使得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例如，1993年阿根廷的城市最低实际收入仅为1980年的44%,墨西哥仅为42.1%,秘鲁仅为16.3%。

税收调整的滞后还使国家收入失去保障，大量的偷税、漏税更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来源的流失，更加剧了资金紧张的矛盾，使国家的必要财政开支受到限制，用于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投入进一步削减，一些社会问题更难得到控制，于是形成一个促使社会问题恶化的恶性循环。

其二，边远地区、中小城市和农业部门的利益被忽视了。

80年代，拉美国家在经济调整过程中，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地区的经济困难，而是将调整的重点放在工业部门和大城市，许多调整措施都有利于它们,而边远地区、中小城市和农业部门的利益却受到损害。

因此，在80年代经济危机中，这些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社会问题更加突出。

尽管有些国家也制定了关于解决边远地区和农村贫困化问题的社会计划，但由于受资金的限制和旧机制的制约，这些计划大都难以奏效。

拉美的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调整，难以形成有助于缓解社会问题的政治体制。

80年代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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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拉美国家的经济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在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下形成的旧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旧的经济秩序正在消失。

然而同这一变化相应的、适应新的经济机制和新经济秩序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政府官员行为的机制。

一些政府要员大权在握，利用新旧机制和新旧秩序交替时期存在的某些漏洞，营私舞弊，贪污腐败。

这也是造成社会问题恶化的一个原因。

从80年代以来拉美社会问题日益恶化的成因中，我们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一是必须将经济调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进行，切不可零打碎敲。

面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化，经济调整势在必行，但是这种调整必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又尽量减少对社会的冲击。

二是经济调整和政治改革只能采取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