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对琉球的册封

清代中国对琉球的册封
吴怀民[1]
中国与琉球往来，开始于战国与汉代。

但中国对琉球册封关系的建立，则始于明初。

自此以后，凡琉球国王嗣位，皆向中国请求册封。

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五年（1879）琉球被日本吞并为止，历五百余年。

中国政府册封琉球国中山王共23次，派出正副册使封使43名，其中明朝15次，册封使27名；清朝8次，册封使16名。

中国对琉球的册封，从明代开始，有固定的仪式，并形成一种制度。

清代对琉球的册封，不但继承了明代的制度，并且有所发展，许多具体礼仪比明代更完善。

册封使的任命
据《清史稿》记载：“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王。

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

[2]这就是说，凡琉球国王去世，虽然由世子执掌同事，但仍称世子，不称王，只有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世子才能称王。

琉球国对接受中国册封之事历来非常重视。

琉球国王去世后，世子即派出报丧使，向中国报告故王薨逝，并请求册封。

中国皇帝准许琉球请封后，便决定册封使人选。

清代对选派册封使极为重视，对册封使的人品、学问，乃至仪表，都要严格选择。

在正式委派之前，由礼部通知内阁、翰林院、都察院等衙门，选举“学问优长、仪度修伟”的满汉官数员[3]，礼部自己也选司员数员，一并缮写绿头签带领引见，然后由皇帝指派正副使各一名。

但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以前，由于对应差官员自何品级开起，尚无定例，所以各衙门推荐官员，“有全行开列者，有开列甚少者”，致使推荐出来的人选，竟达80人之多，其中“内阁开送汉典籍一员、撰文中书舍人四员、办事中书舍人二十员、翰林院汉编修二十三员、检讨二十四员、修撰一员、臣部(礼部)汉主事一员、吏利等六科汉给事中三员、行人司行人三员”。

[4]到了嘉庆四年，对册封使的推荐人数有所限制，“时选得内阁中书四员、翰林院编修三员、都察院给事中四员、礼部主事三员”[5]，计14人，范围不是很大，最后由礼部选出正副使臣各一名，让皇帝裁定。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七日对这件
事的记载颇为详尽：
礼部题遣往册封琉球国王，以检讨汪楫为正使，中书林麟焻为副使。

上问曰：“此二人如何？”明珠奏曰，“汪楫系荐举博学弘词，扬州人，家贫，人优。

林麟焻系臣衙门中书，其人亦优。

”上顾学士库勒纳问曰：“汪楫学问如何?”库勒纳奏曰：“文学颇通。

”上又问曰：“其人如何?”库勒纳奏曰：“人亦甚优。

”上颔之[6]。

由康熙帝对册封正副使人品学问的垂询，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册封正副使人品及学问的留意，以及清廷对册封琉球国王的慎重。

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命出使琉球的正使汪楫、副使林麟焻，向康熙帝辞行，奏曰：“臣等奉命远使海外，万里宣扬德威，不敢不竭蹶报称，恭请皇上谕旨”。

康熙帝曰：“琉球海外小国，尔等前往，务持大体，待以宽和，以副朕怀柔远人之意”。

并亲书“中山世土”四个大宇，命使臣赍赐。

[7]
被选定的册封使，可向朝廷提出各种要求，如经费、服装、随从、医生、天文生等等。

清顺治十一年的册封使张学礼“细查往例，缘以年远难稽，敬斟酌时宜条例数款”，向皇帝提出要求：一、请求赐给使臣应得的品级服色；二、请求随带天文生一名、医生二名；三、请求都察院转行福建抚按衙门酌量取用应造船只、器用及添拨护送官兵；四，请求遴选才干职官，委其造船之事，册封使臣亦将亲督修造；五、请求颁赐使臣印信，以明职掌，以宣德意。

出使琉球，是一件艰苦危险的事，因而使臣出发前向皇帝提的一些要求，经皇帝准许后，便成为定例。

如赐一品蟒服、准带医士、支俸二年等，都是康熙时册封使张学礼及汪楫所疏请的事。

册封使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册封使的人选决定后，由各衙门准备应带去的东西。

使臣有规定的礼服，由工部制造，礼部颁给。

明代正副使各赐大红一品服，“给事中以麒麟、行人以白泽”[8]。

清朝第一次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张学礼，王垓则“正副使俱赐一品麒麟、玉带、东珠顶”[9]。

康熙五十八年海宝、徐宝光出使琉球，也是“东珠帽顶，正副使皆赐正一品麟蟒服……顶带则自备”。

[10]以后清朝历届正副册封使具赐正一品蟒缎披领袍各一件，麟补褂各一件，成为定例。

麒麟本是将军、提督之服，册封使既遣文臣而又服麟蟒，“示武也，亦文武兼资之意也”。

[11]
颁给琉球国王的诏书一道、敕谕一道，谕祭故王的谕祭文一道，均由内阁撰写交礼部再交正副使臣带去宣读；赐恤故王的银一百两、绢五十疋巾户部支取(此
项赐恤由康熙二十一年始，后成为定例)；另赏赐国王、王妃的缎疋及谕祭故王的谕祭品等由内务府提供给礼部交使臣带去。

此外使臣所持的节及节衣，由工部移送礼部转受封使，回国时交还工部，诏敕前用的黄盖一柄、龙旗一对、御杖一对、钦差牌一对、肃静牌一对、回避牌一对，都由工部预备，回国时交还工部。

礼部还要向工部取前行牌一面、火票一道，在封使起行前交兵部饬发沿途飞递至福建，由接贡使等再转送琉球，使途中经过各处及琉球方面先有准备。

册封使回国时再将前行牌、火票带回。

赍往福建致祭的谕祭海神文两道由内阁撰拟后交封使，帛祭品由福建备办。

清廷对册封使不发给出差费，但可照原品级预支二年俸银，用来安家、制装，回国后扣还。

必须带去的东西准备完妥后，正副使由皇帝召见一次，然后离京就道。

正使准带家人跟役二十名，副使带十五名，另带精通医术的医士二名，有顶带者还可聘带从客，使臣及随从在路上的食宿、交通工具、人夫，都由沿途各地供给。

册封使离京时，“先奉诏敕付武弁负之前行，罩以黄盖；仪仗后之，节后之，赏恤诸物又后之，正副使又后之。

坐软舆，舁者八人，前负弩者一人，带刀者一人、后执坐枪者二人，步行扶舆者四人。

余人管理官私各物，各有专责”。

[12]这样一支队伍出京，壮观威武。

册封使出彰仪门至普济堂时，还受到同僚的饯行。

册封使一行人离京后陆行经山东到清江浦下船，过扬州、无锡、苏州、杭州、富阳、建德、衢州等地，到江山清湖镇，自清湖陆行越仙霞岭至福建浦城，再前行至建阳县，然后水陆兼行到福州。

因为册封使是钦差，奉有诏敕，所以牌到之日，沿途大小“文武官员出郊跪接敕书入城，并叩请圣安”[13]。

册封使抵闽后，乘船前往琉球。

册封使团的组成
福州是清代对琉球开放的唯一口岸，封使前往琉球的一切事宜，均由闽省督抚官员负责备办。

皇帝在委派册封使的同时，就已谕令福建督抚为册封使提供一切条件，并转通知琉球国王作好接待工作。

册封使团由正副使、从客、家人、医生、天文生、各类工匠、衙役、水手及武弁、兵丁等约五百人组成。

康熙二年张学礼出使琉球时，“督拨水师守备王祚昌、魏文耀，千总陈兰、施恩、兵丁二百五十余名、长随五十余名、传宣二员、听用四员、管水井二员、通事二员，管舵管罗镜二员、书吏门皂轿伞役百余名、吹手十六名、舵工二十余名、水手六十余名。

”[14]出海人数已有五百出头。

徐宝
光《中山传信录》“渡海兵役”条记载：
正使家人二十名、副使家人十五名外，海防厅送使副共书办二名、巡捕二名、长班四名、门子二名、皂隶八名、健步四名、轿伞夫二十名、引礼通事二员、护送守备一员、千总一员、官兵二百名、内科医生一人、外科医生一人、道土三名、老排一名、吹鼓手八名、厨子四名，舰匠二名、舱匠四名、风帆匠二名，索匠二名、铁匠二名、裁缝二名，糊纸匠二名、裱褙匠名、糕饼匠一名、待诏一名。

徐宝光自谓全体渡海兵役为三百十八名。

而据《历代宝案》第十五册的一份“康熙五十八年亥冠船之时唐人持来品货物录”，可考知当时使臣所带有货人员有：
稿房书办一名、书吏二名、长班六名、门子七名、皂隶十六名、健步八名、轿伞夫二十五名、扇(肩)夫二名、吹手十二名、锣役八名、茶夫二名、厨子三名、巡捕一名、柬书一名、挂号一名、听差二名、门吏二名、夜役八名、裁缝二名、篙班三名。

由以上统计可知，《中山传信录》卷一“渡海兵役”条失实颇多。

货物录虽仅以有货人员为限，然所列长班已较《传信录》多二名、门子多五名、皂隶多八名、健步多四名、轿伞夫多五名、吹手多四名，还有听差、夜役、茶夫等均为《传信录》所无，足证此次随行人员超出定额者甚多。

《传信录》是要送给皇帝看的，对有违反规定的地方，难免掩一二。

李鼎元《使琉球记》对出海人数的记载是：“每船约二百六十余人，船小人多，无立锥处。

”出使人数太多，不但对琉球的供应造成困难，而且对册封使本人、册封舟都是一种过重的负担。

随封人数出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二方面：一是派往护送的兵丁人数超过原来的规定。

护送封舟的官兵，照规定是长官二人、兵二百名[15]。

嘉庆四年礼部将册封一应事宜奏明皇帝，其中有一条是：“其过海登舟，行令该督抚选委干弁二员、干兵二百名护送。

”[16]实际上派出兵丁多少，还得视海上军事情况而定。

道光以前，由于海氛未息，海盗猖撅，前往护送的兵丁总有二百五六十人之多，目的是为了保护册封使及随从人员的生命安全和保证册封大典的顺利进行。

如李鼎元的一次出使，在回程途中就曾遇上数十只盗船，发生激战，随船兵丁为保卫封使、封舟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道光年间，海疆平静，随封兵役及执事人等也就相应减少。

林鸿年出使时，就只派武弁二员、兵丁二百名。

[17]此时派兵“只以壮国威而已”。

[18]
二是封舟前往琉球，兵役随从均有带货的习例。

历来传说赴琉球贸易有利可图，因此充役者热情不减，甚至还有小商人投充随从，前往贸易的。

乾隆二十二年军机处录副奏摺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刘光国供，小的是长乐人，在闽县中亭街开布店生理，今年五十六岁了，上年跟随钦差周大人做随丁往琉球去。

梁大有供，小的是闽县人，今年三十二岁了，在省城做小生意，去年往琉球册封去的副使周大人到省，要海防厅召募跟随去的人役，小的投充巡役跟随过海。

这些人去琉球的目的是做生意，他们住在闽省，琉球人来中国，就驻泊在闽省柔远驿(俗名琉球馆)，彼此熟悉，便乘机冒充随丁、巡役前往琉球贸易，这也说明中琉间存在着私人海上贸易。

此外，跟役中有些是平日在福州柔远驿中与琉球人做生意的，有被其赊欠回国者，借随封使的机会，到琉球去催讨欠债。

嘉庆十三年，“据闽县民人马贤书等十六名，公同呈称，小的们父兄在日，均与琉球夷人贸易交关，各夷人俱有积欠，年久未还，本年因奉招募熟悉琉球海洋风土之船梢水手及各项执事人等，是以小的们承充前往，到彼之后忆及旧欠，顺便问订(讨)。

[19]”但这种情况一经被发现，册封使臣便及时加以制止。

福建地方官员除了负责组织使团的工作外，还负责严禁兵役私带货物。

乾隆年间，由于在洋猝遇飓风，舟身触礁致损，为挽回损失，随往兵役在琉球有抬价勒售之事发生。

此事虽经中国政府严办，但为了防止随封使兵役重蹈覆辙，从嘉庆五年起，就三令五申，严禁随从家丁及闽省派往护送的弁兵私带内地货物或包揽商货前赴琉球昂价勒售，负责查禁一事，便落在闽省官员身上。

他们奉命事先密访所属，取具保结，认真稽查；封舟即将起行前，还遴派大员留心查察。

如发现该使臣的家丁违禁者，即饰令该使臣自行惩办；所派兵弁如有违禁者，按名查拿，分别惩究；同时还着令派文武员弁随时严加弹压，如发现有藉端骚扰勒买索欠的，凭照乾隆年间成案依法惩办，并准琉球官员禀报。

经过这样整顿后，兵役遵纪守法，未再发现有违禁之事发生，达到了中国皇帝体恤外藩，以免扰累，以崇体制的目的。

准备封舟与启行
琉球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使团为完成使命得远涉重洋。

明洪武时期起，为防御起见，采取闭关政策，“下令禁民间海船”下海[20]，因此前往琉球册封，必得造舟。

明代和清初册封，“以造舟为重事”[21]。

明政府拨出专款，
专门用于建造封舟，册封使也得先期入闽监督造船。

封舟的建造，费工费料，造价很高。

根据历届册封使著述的记载，一艘封舟的造价，低者1800两银子，最高的则达3000两银子。

由于委官督造，“不肖者往往视为奇货而肆为侵渔”[22]。

另外，制造封舟，还需经年累月，方能造成。

使臣也要在福州等待好长时间，这就是册封使奉命后，迟迟不能如期前往琉球的原因之一。

因为建造封舟弊端很多，因此就有官吏奏请“其册封之使不必另造海船”[23]，建议以商船渡送。

但明代素有造船的传统，此事一直未予以变更。

直到清康熙二十一年，使臣汪楫、林麟焻至闽，时值施琅将兵取台湾，遂不侯造船，迳取现成战舰两艘渡海，“前弊始绝”[24]。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统一台湾，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此后，海外货易得到发展，沿海各地有很多巨大船舶，从康熙五十八年始，册封使不再造舟，改为选雇坚固商船充封舟，此举费轻办速，清代以商船充封舟自此开始。

清代挑选封舟，是由闽省督抚饬令福建布政使等亲赴南台海口，督同府厅县，于各商船内选雇船身坚固、幊具齐全，堪以涉历大洋的商船两只，稍加修整，并在船上配备枪炮、器械，以资防御；制备旗帜、仪仗以壮国威[25]。

一号船载使臣；二号船载兵役。

册封使抵闽后，西南风顺就可起程，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无疑是中琉册封史上一次成功的改革。

组织好使团，选定好封舟后，册封使臣逐名点验派定护送的兵丁及同役匠作人等，同时拨定分配给二只船上的将弁管带及炮械铅弹等一应需用。

册封使起程前，琉球国王照例遣接封使正议大夫一员，率领谙练海道者坐驾海船来闽迎接。

接封使到福州后，晋谒册封使，并将照往例所定迎诏等仪注呈请册封使过目。

封舟在启航之前必须做两件事：一是等待季风来临；二是谕祭海神。

先由册封使恭奉谕祭加封天后文出城，至南台冯港致祭，主祭者正使，陪祭者有副使和将军、巡抚、都统、司道等官，皆朝衣。

然后恭捧天后行像登舟，用三跪九叩首礼。

封舟上设有神龛，供祭天后神像，并专设“香公”一人，“主天妃、诸水神座前油灯，早晚洋中献纸及大帆尾缭”[26]。

封舟出海前，册封使还要进行谕祭海神活动，祈保航海平安。

明代在广石举行，清代，“册封琉球，于怡山院祭天妃[27]。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册使全魁、周煌奏准，嗣后谕祭天后祈报文二道，书明天后封号，即怡山院天后宫举行祭事。

”[28]此后，“册封琉球使舟开行时，俱于此致祭”[29]。

现在宫内仍保存一块同治五年(1866年)于光甲立的石碑。

祭毕天后之后，封舟驶至五虎门候风，一俟顺风，即便放舟，封舟与琉球接
封船联帆渡海，福建官员以配船40只，兵千余护送出海，以壮声势。

册封使在琉球的活动
册封使在琉球有两大主要任务：二是谕祭故王；二是册封世子为王。

举行谕祭和册封两大典礼，多在册封使到达后两个月内先后举行。

这两大典礼的仪式，经清代册封使汪楫更定，以后并无增改。

谕祭礼在崇元寺先王庙举行，谕祭那天黎明，法司官率众官，金鼓仪仗齐集天使馆。

启门参见毕，请龙亭进公馆中堂，捧轴官将谕祭文放进龙亭内，另备两个彩亭，安放祭绢和祭银，各官对龙亭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前导龙亭彩亭至安里桥，世子素服，率众官在道旁跪迎，向龙亭行三跪九叩头礼，前导天使龙亭等进入庙内行祭礼，世子百官等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册封使将谕祭文付捧轴官交宣读官在宣读台上宣读，世子率众官俯伏于先王神位下。

谕祭文读毕，册封使在先王位前上香献爵，由卫子将另一份誊写的谕祭文加帛焚化，原谕祭文仍放回龙亭，世子及百官又向龙亭行礼，然后册封使向先王位行一跪三叩头礼，礼毕，退班。

世子将先王神位安于庙内神座，世子谢册封使，行一跪三叩头礼，册封使答拜。

册封使回馆后，世子遣官致谢，次日册封使遣官入王城答谢[30]。

册封典礼，通常在首里城正殿的广场举行。

册封日黎明，也是由法司率众官到天使馆来迎诏、敕、龙亭及赐国王、王妃的彩亭。

世子率百官至守礼门跪迎，导入王府。

册封时世子及众官均吉服，到处结彩，“倾国聚观，不啻数万，欢声若雷[31]”，非常隆重热闹。

行礼时奏乐，三跪九叩，宣读诏敕，接着册封使颁发赐物，礼数非常周详。

照规定诏敕宣读完，应由册封使带回国交还内阁。

但琉球一向请求将诏敕留下，奉为传国之宝，册封使一般亦允其所请。

此外，清代自康熙二十二年起，每次册封时均赐御书匾额，故中山王正殿上有高敞壮丽的御书楼，专为悬挂御赐匾额之用。

册封那天，本次所带来的御书匾额已挂在楼上，册封礼最后的几个项目中，有一项是国王请册封使拜御书，由国王引导册封使上殿阁向御书瞻拜。

册封典礼完毕后，国王及百官跪送册封使回馆，仍由国王遣官到馆谢册封使，次日册封使遣官入王城答谢。

三五天内，国王再择定一吉期率百官在王府庭中举行一个北面谢恩礼，另国王又亲诣天使馆行谢册封使礼，册封使与国王交拜一跪三叩首礼。

从谕祭、册封两大典礼的仪式可以看出，琉球方面对两个大典是极为重视的，而且一切礼节、仪式都严格按照中国的方式进行，完全承袭了中国的君臣之礼。

册封使在琉球，除按次完成各种典礼外，还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中琉册
封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清代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多是翰林院的官员，翰林院本身就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而被任命为册封使的官员，更是品学兼优者，他们是重要的文化使节。

册封使可以随带几位自己选择的从客同行，这些从客在书法、绘画、诗词、音乐等方面也往往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与琉球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各展所长，为中琉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册封使对于中琉文化交流的另一贡献是代请琉球官生入中国国子监读书。

琉球派遣官生入国子监读书，有助于吸收和传播中国文化。

每逢册封使赴琉球，琉球王必请求册封使代他向中国皇帝上奏，派遣官生入学。

此事始于康熙二十二年，使臣汪楫，林麟焻事毕将旋，琉球王亲诣馆舍，向汪楫恳请转奏，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

以后每遇册封，遂沿为例。

从明代陈侃起，历次册封使从琉球归来后，或由正使，或由副使，多有撰述。

他们的著作，虽繁简不一，体裁各异，但所记载的都是他们的出使经过、实地考察和耳闻目睹之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代册封使留下的著作，最具特色和史料价值的为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周煌的《琉球国志略》及李鼎元的《使琉球记》，它们分别以使录、志书和日记三种体裁写成，文体各异，相得益彰，为不可多得的研究中琉关系史必读的参考书。

甚至18世纪欧洲人对琉球的了解以及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对琉球的了解，都有赖于这些书。

日本在明和年间就出版了《中山传信录》的两种版本(明和丙戍平安书林酉山房发行本和平安书林文锦堂本)。

天保三年(1832年)又出版了《琉球国志略》(学问所御版制本)。

这两木书成为江户时代后期直到明治维新为止日本人对琉球知识的最大来源。

总之，清代中琉册封关系，对加强中琉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巩固中国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清一代，清政府一直奉行康熙提出的“怀柔远人”，“待以宽和”的外交政策，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奉中国正朔、遵中国典礼，用中国律例，琉球与朝鲜，安南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圈内的一个忠诚属国。

中国的册封使，既是外交使节，又是文化使者，他们和从客一起在琉球热心传播中国文化，对僻远的琉球岛国的开化、文明和进步，以及生产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琉球国的国际地位。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徐恭生副教授指导，在此特表谢意。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清史稿》卷五二六，列传三一三，属国一。

[3]李鼎元：《使琉球记》页121，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

[4]《明清史料》(庚编)，上册，页639，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

[5]李鼎元：《使琉球记》页121，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

[6]《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8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

[7]《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8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

[8]李鼎元：《使琉球记》页122。

[9]张学礼：《使琉球记》页2，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

[10]李鼎元：《使琉球记》页122。

[11]李鼎元：《使琉球记》页122。

[12]李鼎元：《使琉球记》页122。

[13]《军机处录副奏摺》，闽浙总督阿林堡、福建巡抚张诚奏，嘉庆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

[14]张学礼：《使琉球记》页4，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

[15]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卷五，“志余”，嘉庆年间内府刊聚真笨，(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出版，昭和五十三年。

[16]《历代宝案》二集卷九○，台湾国立大学印行，1972年。

[17]《军机处录副奏摺》，差往琉球正使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副使翰林院修编高人鉴奏，道光十八年六月初九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

[18]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卷五，“志余”，嘉庆年间内府刊聚真笨，(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出版，昭和五十三年。

[19]《历代宝案》二集卷一○六。

[20]《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

[21]徐宝光：《中山传信录》卷一，“封舟”，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

[22]夏子阳：《使琉球录》卷上，“题奏”，台湾文献丛刊第287页。

[23]杨一葵：《裔乘》卷五，“东南夷·琉球”，明万历乙卯刊本，见《玄览堂丛书》第五册。

[24]徐宝光：《中山传信录》卷一，“封舟”，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

[25]沈云龙主编：《左文襄公(宗堂)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六集，奏稿卷十八，台湾文海出版社。

[26]徐宝光：《中山传信录》卷一，“封舟”，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

[27]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页64，台湾文献丛刊第299种。

[28]《福建通志》“坛庙志”，第7—8页。

[29]《光绪闽县乡土志》，第280页。

[30]周煌：《琉球国志略》卷十一，“典礼”，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

[31]张学礼：《使琉球记》页2，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