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民主作用之理论综述

经济发展对民主的作用之理论综述
[摘要]：关于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民主这一问题，学界一直有着广泛的讨论与争议，本文旨在通过对一些主流观点的介绍梳理，使大家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主
达尔(Dahl)在1998年曾说“民主已经被激烈讨论了2500年，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提出一套关于民主的条理清楚的思想，人人或几乎人人都能接受。

然而，不论是好是坏，事实并非如此。

”的确，关于经济发展对于民主的作用一直没有一个几乎人人都能接受的思想，虽然如此，关于这一问题也存在一些较为主流的思想，分别是利普赛特、亨廷顿以及亚当•卓沃尔斯基。

1、利普塞特
1.1理论
20世纪50年代初，利普塞特很早就注意到存在于稳定民主的政治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

他从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视角，以多重要素的经验数据佐证经济发展，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秩序的稳定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指出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亦即民主制确立并走向稳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①
利普塞特的基本论证逻辑可简单勾勒。

他选取两个基本研究区域：欧洲——英语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分为四类：欧洲——英语国家的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独裁，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与不稳定独裁、稳定的独裁。

通过数十种数据指标比较分析，他发现，随着这些国家民主稳定程度降低，各国在社会财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程度的发展程度上亦呈降低趋势；政治体系由稳定民主向独裁的递减类型，恰与各种经济发展的指标数据链之递减相吻合。

据此，利普塞特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②
自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以来，西方学者形成的共识是：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涵盖着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社会要素，这些要素包括特定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政治价值取向、居社会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规则系统等。

利普赛特政治以更为复杂的分析视角论证了作为政治发展理想形态的稳定民主秩序，这种民主秩序与其说是单纯的民主制度与规则的有效运作，不如说是民主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与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中各种其他要素相契合，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民主的政治社会生态。

而经
济发展之所以构成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它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的形成创造基础性条件：促进了与民主的制度安排相关的各种政治、社会要素的形成。

利普塞特认为，理性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政治原则是在高的社会教育程度的前提下培育而成。

社会财富的增多，贫富差距缩小，中产阶级的数量才能增加，从而扩大稳定民主的社会阶层的基础。

“财富的水平同样会影响一个国家能够在他的公务人员与政治家中培植起普遍主义原则(竞争选举、无私从政)的成功程度。

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强调裙带关系——亲戚和朋友的支持。

普遍主义原则的薄弱将减少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条件的有效官僚政治成长起来的机会。

”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治理方式和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也只有在教育充分发展、社会财富保障人们有充裕空闲时间的条件下才能充分繁荣起来。

②
利普赛特理论的基本模型可参考下图：
1.2 对利普赛特理论的反驳
亨廷顿与纳尔逊批评利普塞特与相关的学者在早期所论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民主政体问直线式的正相关关系的立论．他们把这种直线式的正相关关系称为“自由模式的良性系统”，并认为，此种模式中的因果关系的假设根据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而建构，而对于低度发展国家则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力；并且这一模式忽视了在低度发展政治发展过程中稳定、平等、参与和发展之间的复杂的变化关系；同时他们强调在利普塞特等人的论证过程中存在相关数据与假设的因果关系之间脱节的缺点(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1989：21-22)。

杰姆斯·罗宾逊则强调，从利普塞特开始到当下的很多论者，包括普泽沃斯基等人所论释的这种稳定民主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关性的理论，实质上忽略了政治精英与公民之间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诸多的变量因素，如双方的社会心理因素等，并忽略了这种博弈
的过程分析。

而他认为，经济发展并非是政治民主的直接动因，两者间并非是因果关系，毋宁是在两者的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因素促进了两者的共同发展，如良好的经济制度既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又是良好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机制(James A．Robinson，2006)。

台湾学者吴文程认为，“利普塞特只强调经济发展和民主程度是相关的，经济越发达，政治就越民主，利普塞特用单一因素解释民主化”；他并且指出“⋯⋯利普塞特的《政治人》这本书，⋯⋯只是做量化的研究，只是证明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程度问的相关函数，⋯⋯但这些交项的研究都只是民主国家中才有的，没有办法去研究民主转型，也没有办法说明经济发展就会带来政治民主，这只是相关关系，或许政治和经济是相互影响的，也或许是政治影响经济”(吴文程，2008：100、114)。

而美国学者威亚尔达则认为，“利普塞特的发现只是指出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说经济发展就能产生民主”，因此利普塞特所阐释的：那些有较高教育水平、较高经济发展程度和民众对政府行为采取较积极地参与性态度的的国家，一般是民主的；反之则趋向不民主的理论逻辑“只是趋势性陈述，不是因果律”(霍华德·威亚尔达，2006：6)。

2、亨廷顿
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提出，使民主不仅成为一种主流政体而且是一种普遍政体的两个因素即“经济发展以及非西方文化对民主的接受程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亨廷顿开始重视民主化，并重新思考了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认为“经济发展造就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这些来源独立于国家之外，而且会有新的功能性要求去分散决策权。

更加直接的是，经济发展似乎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鼓励民主化的价值观。

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培养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又反过来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的相关性。

"；第二，经济发展会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使社会成员受到较高的教育。

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民主是高度相关联的；第三，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分配，促进了协商和妥协：第四，经济的发展趋向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往来日趋频繁，依赖程度不断加强，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壮大不可能关起门来自己过活。

伴随着经济往来的是各种文化的“推销”，尤其在现代，文化也已经成为一项巨大的产业。

民主作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借助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传播。

尽管他们是借着民主的外衣，追求各自利益在全球的最大化，但不能否认这一举动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前文提到的民主发展的两个因素中的一个是“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度”也可以大致归结到经济
的发展上去。

因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得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就得开放自己的国门，而经济的开放程度影响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在民主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人们通过自己的比较鉴别逐渐地认识、知道、接受甚至认同它。

因此经济的开放也影响着民主的发展。

最后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天然支持者。

国际上普遍认为最稳定、最理想的社会模型是“橄榄型社会”，就是极富极穷的社会两级所占比例较小，而中间的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庞大，对社会贫富分化有较强的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有较强的缓冲功能。

亨廷顿提出民主不可能在两种社会状态下实现：一种是绝对的平等社会；一种是很不平等的社会。

他从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最大变革者来分析，他认为“产业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有时都可能会反对政府。

贫民区居民最终也许会爆发骚动和政治暴力时间。

尽管这样，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制造革命的材料。

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计较眼前目标。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

“是政治上的一致节制力量”。

中产阶级往往是由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等组成，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受过高等的教育。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集团的崛起是革命反叛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编了”。

知识分子更倾向于鼓动暴力，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鼓动的艺术了，换句时髦点的话就是他们懂得如何“忽悠”。

用中间阶层的正作用解释也好，副作用解释也好，中间阶层在民主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它与底层有着直接的接触，能影响底层人们的政治观和价值观。

而经济的发展正是壮大了这一阶层的力量，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力。

③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有一个过渡地带即民主化最可能发生在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之间。

但所谓“过渡地带”就是一条“回归线”太阳光线不断地在此区间晃动，在此地段的国家可能走向民主，可能继续回到或处于威权，在一波波的民主浪潮中有很多的回潮，亨廷顿认为回潮会不断地减少，最后会被民主的大潮所淹灭。

3、亚当·卓沃尔斯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发展对政治转型的影响这一问题，看法基本上是笼罩在现代化的理论话语之下，即所谓的“内在化的”(endogenous)民主转型模型，这种宏观结构决定论，被集中表现在利普赛特命题上：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发生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

我们看到的现象是，非民主化国家大多是贫穷国家，而民主化国家大多是富裕国家。

针对这个问题，卓沃尔斯基提醒我们注意利普赛特命题不太被人注意的另外一种含义：
越是富裕的国家，民主制度越容易生存。

如果按这种思路去看问题的话，我们看到的上述现象，就可能仅仅是一种表象：不论民主体制因为何种原因产生，一旦它们产生了，在贫穷国
家的民主制度如果更容易失败，而在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更容易生存下来，那这种选择机制在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中，就给我们积淀下了一种非随机的样本分布，即非民主制都集中在比较贫穷的国家或地区，而民主制都集中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或地区。

卓沃尔斯基的分析基本上否定了利普赛特命题的第一层含义，但非常扎实地验证了利普赛命题的第二层含义。

根据卓沃尔斯基的分析结果，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找不到任何统计上可靠的相关性.
在图2中，非民主体制在人均5000～6000美元可比价格范围内所展现出来的小突起，在统计分析控制了政权的政治变化历史、语言和族群多样性指数、三种主要的宗教分布以及被殖民历史等等变量后，趋于消失。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度的生存率之间，卓沃尔斯基的研究却找到了统计上非常稳定可靠的相关性，即民主制度在贫穷国家很难生存，而在富裕国家非常稳定。

这一统计结果非常可靠，不论你是否加了上述几个控制变量，二者的相关性依然明显存在。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体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也越高。

在人均6000到7000美元的水平上，只有智利—个国家发生过数次从民主变为非民主制度的现象。

而在人均8000美元(购买力可比)以上的水平，还没有出现过一例民主制度死亡而变成非民主制度的案例。

他的研究发现有多重重大意义。

第一，在民主转型的生成问题上，它告诉我们不要把复杂的政治问题归约为简单的经济结构决定论。

研究政治转型，不能脱离了对各种政治力量的
政治分析，不能简单地依赖“结构一功能”的思路。

卓沃尔斯基反复提醒我们，政治转型在本质上是由政治行为构成的政治事件。

第二，在民主体制的稳定与生存问题上，卓沃尔斯基提醒我们，在不发达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使我们深化了对在不发达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困难的理解和警觉。

4、结论
事实上，经济发展是民主化前提条件，并不能解释不富裕的印度有民主和富裕的新加坡无民主的现象。

根据历史和现实并不能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

即使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条件，也许是重要的条件，但也不能假定经济发展就会一定带来民主化，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领袖人物的行为都会在某一特定的情况和时期推进或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虽然经济发展不能决定民主化的进程，但也不能否认，贫穷的国家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土壤，如果一个国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扩大教育范围和提高教育程度，至少为民主化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剩勇徐殉：《民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政治发展理论解读》，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9卷，第2期。

【2】徐珣：《民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D] 浙江：浙江大学，2009 【3】陈洁：《浅谈经济发展对民主的作用》[A] 《科教文汇》2010(16)
【4】王校彬：《亨廷顿政治发展观研究》山东大学, 2008
【5】何高潮：《与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科学追求——亚当·卓沃尔斯基关于民主与发展的研究介绍》，载《开放时代》2010（8）
【6】马奔：《经济发展、政治文化与外部力量———民主化的条件之分析》，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①Larry Diamond．“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in Garry Marks & Larry Diamond (eds.), Reexamining Democracy：Essays in Honor of Seymour Martin Lipset , Newbury Park，Calif．：Sage Publications，1992，PP.93—139.
②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al，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
③
(美)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M]．上海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