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刘向校书详析

其次，刘向、刘歆先后总“领”其事，参加者不少②。工作量大，校书的人很多，但留下姓名的不多。可考者有《汉书·艺文志》中明确记载的如：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显然在总领之下，还有兵书、数术、方技等专门书籍的分领者。
很容易让人误解的是，似乎刘向一人点校了经传、诸子、诗赋三略，占全部图书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以上。这是不太可能的。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刘向本传中有“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一句，是“领校”而不是直接的点校。所以我们用总领、分领来分别说明刘向等人在校书工作中的地位。事实上总领、分领者不可能亲手做每一本书，而具体每一书的校对，则另有其人。例如刘歆的《上〈山海经〉表》云：
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
《列子书录》说：
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
《晏子叙录》说：
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
《别录》中还有一条写道：
故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
出现形、音之误的各种情况都有。校出来的虽只有几字，但却是整篇整篇逐字逐句校对出来的，工作量很大。
有些书错乱得比较厉害，他们重新整理，甚至新定了书名，例如《战国策书录》云：
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校书……歆白《左氏春秋》可立……丞相孔光……卒不肯。唯（房）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1](p3619)
有些共校书者有较高的地位和发挥较大的作用，可以参与上奏校书之事，甚至刘歆有名的《责让太常博士书》，王龚也是参加者（“共移书”当即联名移文）之一。
刘向父子以及任宏等人，除了“领校书”之外，自己当然是具体参加了校对的，或单校、或合校。如：
（吴）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
注云：
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义见刘向《别录》。
“杀青”之说，或者始于刘向？顺便说一句题外话，这里出现的“汗简”一词，与现代说的“汉简”显然不同。但研究简牍，考其制作源流，或者也是值得注意的说法。
应该说，后世乃至今日所见之古书，很多是刘向他们经手整理的成果。
《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
（《申子》）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也。
校书工作第一步即对中、外藏书（也当包括民间新收集来的图书）进行一番清理。当时官府藏书之所很多，刘歆《七略》曾概述说：
孝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右新书定著八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
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③。
此外如《别录》所记，他们确定礼、乐等书的篇目也是如此。例如关于《仪礼》的篇目，就记述得很详细：
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
此乃《风俗通》佚文，为《太平御览》卷六百六所引，《初学记》卷二八、《文选》李善注《张景阳杂诗》等均曾引用，文字小异。“杀青”之说，在东汉已较流行，《后汉书·吴佑传》有记载：
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
这里“臣叙书”不知“叙”是否人名？
虽然校书以中书为主，但中书本身也大多是单篇的存留，重复也不少。如《孙卿书录》中说：“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重复竟多至九倍。
其所编定的整部书，包括篇目、顺序、书名等等，当即“条其篇目”。篇目也有不少问题，是原书篇目还是改编、重编篇目？顺序如何？量大的怎么办？从传世的图书看，不少书分为上、下，是原有的还是整理者所为？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说：
一 校书群体和校书时间
首先是整理时间。《汉书·成帝纪》记载说，河平三年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就是说校书开始于河平三年（前26），时刘向五十来岁。他“年七十二卒”，死时此工作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尚未完成，由儿子刘歆“卒父前业”[1](p1967)。这已是哀帝时候的事了。校书总共进行了约二十四五年①。
这里又透露出另一个很普通而未被重视的现象，即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他们搜集、参校之后，就除去重复，各种本子互相补充，整理编次。如上引《晏子书录》又接着写道：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这是他对自己的书重新整理编次。
校书的工作量很大，除上述收集、清理、删重、分类等等工作，还包括认真的校雠、誊抄定本等费时费力的细致工作。关于校雠，刘向在《别录》中写道：
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这种校对工作，主要在于补阙订伪，工作很细，意义很大。无论旧日的抄刻书籍，还是现代的捡字、输入、排印，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程序。刘向等人当时所作工作，是有记载说明的，如《汉书·艺文志》有几处写道：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传世的汉以前（包括西汉）的古书，大多是经过他们整理的。对古籍来说，他们有保存之功，也有删改之嫌，这一点在我们利用古书、研究古史（特别是古代文化思想史）时应予以充分注意。把他们校书的情况弄清楚，是有很重要意义的。关于这件事的原始记载有但不是很系统全面，主要在《汉书·艺文志》以及《汉书》有关的纪、传中。还有就是记录他们整理结果的不完全的几个“书录”、《别录》和《七略》佚文，后世的记载也可参考。在秦汉史领域，关于刘向事迹及其思想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有限的成果又较多集中在对《说苑》、《新序》等著作的研究上。关于刘向校书，虽然一些历史文献学和图书发展史的著作中一般都会涉及，但都比较简略。直接有关的文章有庞天佑的《刘向文献整理简论》、《浅论刘歆的学术成就》和唐有勤的《论刘向校书》等几篇。其中唐有勤先生的文章论述得比较全面，如对后代有关此事论述的资料就有较多列举，但仍不能令人完全满意。这里我将要首先着眼于刘向“校书”在整个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来说，其次是对校书的一些具体问题作更详细的论述，从而使我们得以对西汉晚期的刘向校书有一个比较详尽的重新认识。
此概述藏书之所还并不全面，与刘向校书时所提到的中、外之书当略有不同。所谓“中”，应该是国家所藏图书，包括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乃至太常、太史等处的藏书，唯不知刘向他们校书是否全部都参考到了。“外”，应该就是一些私人藏书（包括民间有的）。校书时收集过中、外之书是可以肯定的，这可以从刘向当时所写的一些“书录”中看出。例如《晏子书录》说：
臣秀（刘歆避哀帝讳改名刘秀——引者）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山海经》就是这位名叫望（不知其姓）的太常属臣所校。
史书零星记载的参加校书者还有如：
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2](p339)
（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师古曰：斿每奏校书之事）。[1](p4203)
曲礼属制度檀弓属通论王制属制度月令属明堂阴阳曾子问属丧服文王世子属世子法礼运属通论礼器属制度郊特牲属祭祀内则属子法玉藻属通论明堂位属明堂阴阳丧服小记属丧服大传属通论少仪属制度学记属通论乐记属乐记杂记属丧服丧大记属丧服祭法属祭祀祭义属祭祀祭统属祭祀经解属通论哀公问属通论仲尼燕居属通论孔子闲居属通论
熊铁基：刘向校书详析
三 “条其篇目”与“撮其旨意”
据上所说，刘向等人的校书工作已经逐渐清晰起来。但是《汉书·艺文志》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概述：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每一书已”，什么叫“已”？“杀青”也许就是“已”，但这“已”之前，除了校对之外，更重要的是去重复、定篇目、定全书的规模乃至书名（前面均已涉及）。还有，校对时如何确定底本？或者以何种书校何种书？底本如何确定？从上述所引《艺文志》的“以中书”校××看，“中书”即国家藏书应是其底本。从现存的几篇“书录”看也是如此，如“所校中《战国策》书”、“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所校中书《列子》五篇”等等。校书当然是互相校对，但以“中书”为主。如《邓析书录》云：
另一件费时费力的具体工作就是誊抄定本，即后世所谓之“杀青”，这也反映在当时的“书录”之中。如《战国策书录》云：
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管子书录》云：
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源自“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晏子》）、“皆已定，杀青，简书可缮写”（《孙卿》）、“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等等。何以曰“杀青”？应劭《风俗通》写道：
【内容提要】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是一次长达二十多年的群体性的工作。从搜集到整理书籍，他们作了大量细致的校雠工作。后世乃至今日所见之古书，很多是当时整理的成果。他们整理时是有明确指导思想的，即当时“主流”思潮——儒家的思想。所以，这次大整理，既有保存之功，也有删改之嫌；既为后世研究传统文化保存了大量资料，也理所当然地引发出后世的一些辨伪、辨疑工作。
由此可见，后来所见到的《战国策》是经刘向等人整理定名的。还有其他一些当时杂乱无章的书，也是被这样整理的。如《说苑书录》云：
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复）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说）苑》，皆可观。
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正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与古文同，则无脱也，这是校对的结果。又如：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这里显然是一句一字校对出来的缺脱。当时每一书的“叙录”中都有订正伪误文字的记载，如《战国策书录》说：
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2](p337)
又《刘歆传》中记载说：
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则尹咸除了领校数术之外，又具体参加《左氏》经传之校。此外必当还有其他一些参加者未被记载。
总之，刘向父子校书是一个长达二十几年的群体性的工作。
二 校书的方法和结果
校书工作是在广泛收集图书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史书总是把“求遗书于天下”与诏校图书连在一起说。在收集图书时，除了国家藏书、某些官府或官员藏书之外，也注意到民间图书。《别录》佚文有两条说：
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
又如《管子书录》说：
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
现在可见的七八篇“书录”都是如此。
他们的整理是有一定的依据和标准的，这篇“书录”最后又写道：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
这里整理的指导思想、具体的原则方法及其慎重的态度，都能够反映出来。其他“书录”详略不一，但整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