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央集权

浅谈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央集权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时间最长、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

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化那样无以后继，更不像古希腊、罗马文化那样中经蹂躏以至荒芜。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腊化、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

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

唯有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更新其内容，继续发展，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和顽强的应变同化力。

古人所谓“周邦虽旧，其命维新”。

正好印证了这种世界上少有的奇特文化现象。

在中国“合久必分”是插曲，“分久必合”是主旋律。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笔者认为，这与传统文化与中央集权构成了互为表里、相互依托的关系有关。

传统文化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利器，中央集权是传统文化延续的保证。

秦汉统一中国以前，众多诸侯国林立，国家小，人口少，不能形成集中、凝聚的力量，各国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战争此起彼伏。

好处是创造了先秦诸子经典文化，坏处是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

秦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新阶段。

中华民族大融合开始形成，其活动范围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众多民族在相互学习、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中，发展了传统文化，发展了自己，壮大了群体。

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政治格局。

历代帝王有汉族的，也有非汉族的，但无论哪一个民族的人当皇帝，都要吸收多民族的人才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管理，都要用心维护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使大一统的职能不断完善。

两千年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举国上下已取得共识，认为国家统一是正常的，分裂割据是不正常的。

中央集权的利弊历来有争议。

有人认为大一统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学术思想不及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不利于学术发展。

这种认识
显然有失偏颇。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什么要争鸣？他们争论的中心议题是什么？只要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他们争论的都是如何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建成后如何管理的问题。

孔、孟、荀、墨、韩非都提出了他们统一的方案。

貌似超脱的老子、庄子开出的治理药方也不是不要统一。

秦汉统一是大势所趋。

这一历史事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历史通过秦始皇、汉刘邦的个人野心，推动了历史前进。

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这个见解是比较深刻的。

秦汉统一后，对于生活在王朝大地上的人民群众来说，至少得到了五个方面的好处：
1、有利于较大范围的物资流通。

如南方的茶、木材，北方的盐、铁、畜牧产品，得以互通有无。

2、有利于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建设宏大工程。

如统筹上下游的利益，治理河道，统一指挥防洪排涝，兴修水利；以丰补歉，救灾度荒，减少自然灾害给群众造成的损失，促进恢复生产。

3、有利于对内防止动乱，对外抵御外族武力掠夺，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我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五千万是在汉朝，第二次超过五千万在唐朝，都是出现在全国统一、政治稳定的时期。

4、有利于集中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兴办一些大型工程建设和文化建设。

如修筑万里长城，开掘贯穿南北的大运河，编纂大型丛书，为人类积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四库全书》等。

5、有利于更好的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进一步充实民族思想文化宝库。

比起春秋战国时期，秦汉及以后各代虽然思想不甚活跃，但从得到的实际利益来看，人民宁可接受大一统的集权制度。

历代统治者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不断总结经验。

吸取前朝衰亡的教训，调整政策，构建理论，从而发展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有如此深厚的治国理政资源。

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是小农自然经济，它是各自独立、相互隔绝、分散经营的。

小农自然经济本来不利于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大国，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主要靠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政治的高度集中，经济的极端分散，这两者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构成了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

强化政治统一，不能只用武力，还要以德治国才能相得益彰。

秦汉统一，推行“车同轨”、“ 书同文”、“ 行同伦”等多项举措，都收到巩固中央集权的实效。

特别是“书同文”、“ 行同伦”，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强力凝聚剂。

中国地域辽阔，山川阻隔，风俗不同，方言各异，有了共同使用的汉字，就能有效地推行教育。

传播政令，通行全国，毫无滞碍。

如果没有秦汉以来坚持不懈的推行统一汉字，中国也许要分成几十个国家，统一汉字对中国大一统政治所起的作用，今天看来再怎么肯定都不过分。

当然“ 行同伦”的社会效应也不可低估。

它向中华民族系统的灌输共同的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

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法律中，核心的精神就是首先要维护伦理道德，因为伦理道德是人的秩序，这个秩序直接关系到家庭、族群和社会的安危，概括的说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五伦”就是人类关系共有五种，它的标准是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这是人生在世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必须要处理的五种人伦关系，古人讲这五种关系，处理得好天下大治，处理不好天下大乱，是有道理的。

而人伦道德、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本无法用法律来解决的，所以千百年来伦常道德的教育是不可替代的，也是无法抛弃的。

古圣先贤说过四句话，“天下没有伦常之外的人，没有伦常之外的家庭，没有伦常之外的民族，没有伦常之外的国家社会”，所以“五伦”的教育就是家庭和睦、天下大治的根本。

“五常”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通俗的说就是作为一个人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常就是恒常不变、永不改变的真理，它就是仁义礼智信。

人们可以想一想不要这五种做人的规矩，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大概是多么混乱不堪的景象，人岂不又回到动物世界。

所以“五常”的教育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最基础的教育，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做人资格的教育。

“四维”就是四种维系长治久安的根
本，它们是礼义廉耻。

中国有部经典叫《管子》，其中有一句名传千古的告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是说礼义廉耻没有了，这个民族和国家就非常危险了。

在人性中还有八种与生俱来的的德行，那就是孝悌、忠信、仁爱、和谐。

这些原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命脉，成为几千年稳定社会秩序、协调家庭关系、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它保护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趋吉避凶、平安幸福。

“夷夏之辩”是中国判断文明先进与野蛮落后的界限，区别夷夏的标准，不限于种族血统，而在于伦理道德。

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中国历史现实，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以德治国，进而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兴旺、人民幸福的目标。

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救苦救难的中国先哲们，反对洋人；学习洋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

传统文化被冠之腐朽、没落、愚昧而陷入灭顶之灾。

在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破败时，其实西方人比我们看得清楚，理解深刻，所以他们说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世纪。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先生曾经说过：“解决21世纪的人类问题，唯有靠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

”他讲是唯有，就是说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说外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作为中国人还对传统文化不自信就是问题了。

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央实行集权制，地方实行郡县制和乡绅制。

这种制度有弊端，是人治，容易出现人亡政息的周期律。

但是也有长处，就是一旦君明臣贤，国家很快就会政治清明、繁荣昌盛，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

在中国历史上反复证明，中央集权制强有力时，一般是太平盛世，反之被削弱时，就是动乱、分裂、战争。

所以我们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不能盲目崇拜，对我们的中央集权体制也不能妄自菲薄。

把握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

一般的说，倾向于“古”的人，往往对“西”了解比较少，或者根本不感兴趣。

而倾向于“西”的人，对于“古”又往往有点感情淡漠，或者干脆瞧不起。

但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的人才情况看，越是能级高的人物，越是博古通今、学贯东西的人。

相反那些特别瞧不起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也是对西方文化同样浅薄的人；而对于西方文化持极端态度的人，
也是最没有传统文化根基的人。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包容才有创新。

”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增强文化自信，必须对传统文化有个自觉认识，既要认真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认真反省传统文化的缺陷，更要积极融合外来文化的可取之处，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