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中女性的凝视

摘要：三十年代的上海，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入诸如咖啡馆、舞厅以及跑马场等公共领域。

她们作为城市的新的探索者，凝视着游走在她们身边的男性，颠覆了被建构的地位，重构了主动性的身份。

这些时髦的女郎成为城市新的风景，使追逐她们的男性迷失在城市，迷失在爱欲中。

作为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刘呐鸥与穆时英笔下的摩登女郎们是这一转变的最好诠释。

关键词：新感觉派女性公共领域闲逛者消费文化
三十年代的上海，物质的丰盛和消费空间的增长不仅给身处其中的都市人带来无穷的享受及放纵的快感，同时让他们在欲望的尽情释放中醉生梦死。

以刘呐鸥和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的主要背景就设置在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娱乐场所，这其中既包含着他们的个人体验的描述也以他们的敏锐感觉揭示了趋于物化的两性关系。

在新感觉派的文本中，女性无疑是绝对的主角。

这些活跃在咖啡馆，舞厅和跑马场的摩登女郎比男人更热情，常扮演控制男人的角色。

在作为男人欲望的对象的同时她们也大胆的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到男人身上。

她们可以被理解成男性作家的欲望设想，也可被解读成“城市物质文化”的载体，她们一个个活力四射，对她们自身的主体性也更有信心，甚至还与男人周旋，在舞厅咖啡馆跑马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耍弄男人。

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在都市消费文化中的扩张，尤其是在公共空间里的扩张。

她们走出家庭，开始出现在传统消费观念中女人不应该涉足的公共场所中，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这种转变所带来的人与人尤其是两性关系的变化。

一﹑公共场所中的女性
新感觉派文本中的女主角的活动场所几乎没有家庭生活，更不用说厨房。

取而代之的是咖啡馆﹑跑马场等娱乐场所，而前者是父权制社会为妇女规定的活动场所。

通过购物，消费，娱乐，女性开始跨越传统父权制社会价值观念规定的公共和私人的疆界，走出家庭。

如果说“家”对女性来说意味着家庭奴役，意味着她们对父权制通过基本家庭结构施加给她们的要求惟命是从，那么“百货大楼则就成了解放意义的场所:女性可以自由出入，被赋予权利并且是自由的，可以承担不同于基本家庭所要求的角色。

”[1]在新感觉派文本中，“家”的缺席，而与此同时女性在公共消费场所的活跃，意味着现代消费文化给女性开拓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

刘呐鸥与穆时英笔下的摩登女郎并没有家庭身份的认同，她们在公共空间扮演的角色通常只适用于娱乐场所而不是家庭，她们的行为无关爱情，无关婚姻，只有性欲的满足与性爱的快感。

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对公共领域中人的角色定义为“在某些场合得体在某些场合不得体的行为”。

[2]摩登女郎的作法显然偏离了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的扮演，因此新感觉派的文本中几乎不出现厨房，这一被父权制既定的妇女活动的地点，而此时的卧室已经成为满足性欲的附带场所，因为这个场所可以被换成汽车，旅馆，野外等等不特定的场所。

女性对大家闺秀的定义的颠覆引起了男人们的恐慌，因为逃离了家庭的束缚，男人便丧失了最大的管制权，女性则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较为自由的支配权。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一文，h在赛马场上结识了一位摩登女郎，在他眼里，她周身上下都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不晓得几时背后来了这一个温柔的货色，当他回头时眼睛里便映入一位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

透亮的法国绸下，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儿颤动着”，[3]女人在男人眼里最为显眼的特质是性的魅力。

在情欲的驱使下，他们离开了马场，喝冷饮，逛热闹的商业区，在路上又遇见了男人t，原来女郎也跟t有约，于是两人约会变成了不愉快的三人会。

在舞场里，h向女郎抱怨着，谁知女郎却对他有更大的不满，“啊，真是小孩。

谁叫你这样手足鲁钝。

什么吃冰激凌啦散步啦，一大堆啰嗦。

你知道love-making 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干的吗？郊外是有绿荫的呵。

我还未曾跟一个gentlema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呢。

这是破例呵。

”最后女郎潇洒的于两个男人告别，又去赴下一个情人的约会，
他们将情欲遇到的割裂开来，永远享受的是性与爱的快感，婚姻不能使他们驻留在任何一个男人身边。

《风景》故事发生在火车这一狭小的公共空间内，这一空间会陡然增加陌生人相互对望的时间。

因此会发生许多关于邂逅的故事。

火车上邂逅的女性，一个对异性有着“强烈的、末梢的刺激美感”的都会女人，她主动要求自己的丈夫找别的女人作陪，而自己也与一个在火车上认识的男人在郊外野合。

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妇女摆脱了单一家庭环境的束缚。

女人内心的欲望被释放被表达，公共领域提供给了女人戴着镣铐跳舞的环境，她们的情欲化宣泄令男人着迷，同时也令其惶恐控制欲的无法满足。

二、女性闲逛者的凝视
在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文本中塑造的消费场所中的女性，其中不乏“闲逛女人”。

闲逛者这一概念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本雅明提出来的，他是城市中息壤人群中的一员，可以是一名诗人一名业余侦探亦或只是一名单纯的压马路者。

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本雅明笔下的闲逛者是由中产阶级男性组成的，他们在人群中游荡观察异性而不被异性关注。

此外，这些闲逛者的凝视是充满色欲的，而女人则是这种凝视的对象。

这包含着一种后现代经验的两性的对立与视觉的压迫。

“闲逛者的凝视表达出和产生了一种男性态,它在现代的性经济中享有观看、赞赏、和占有的自由。

”[4]因此，在都市空间中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相对为的视角来看“女性闲逛者”角色的缺席象征着女人被限制参与公共场所。

“女性闲逛者”的不在场突出显示了为什么自由闲逛是专门属于男性的自由:闲逛者观看城市景象的特许权可以被看作是把“男性凝视”具体化为游走行为。

这种看与被看的行为时讯在这传统的定位，女人永远是在男人的凝视下构筑自己的身体与社会角色。

但是在消费背景下闲逛者这一预设的男性形象，经由百货公司及购物广场的兴起，使更多的女性融入这一形象。

这些属于公共空间的消费场所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一个将女性“看”和“被看”的欲望合法化的环境，让女性能够同时成为观看、欣赏的主体和客体。

“在消费资本主义那些早期……令人愉快的日子里，逛百货公司构成了其大部分内容，许多女性认为她们发现了更让人激动的……生活。

她们对消费体验的参与和挑战推翻了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复杂特征一一依赖，被动……家庭内向和性的纯洁。

大众消费文化给女性重新定义了性别，”并开拓出了一个和男性相似的个性的表达空间。

”[5] 依旧是刘呐鸥的小说《两个时间的不敢证者》就是将凝视的主客体彻底颠覆，闲逛的摩登女郎成为了主宰故事情节的绝对主角，男人成为追随者。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出现在跑马场的大看台上—一个传统观念中女性不该涉足的地方。

她去跑马场的目的并非去看赛马，用她自己的话来讲“不是赛马好玩，看人和赢钱好玩呵”。

摩登女郎邂逅h后，主动搭汕h，当h在为握定她的手腕犹豫之际，她却反而紧紧的挟住了他的腕。

当h向她表白“我翻头看见了你时，真不晓得看你好还是看马好了”时，女郎说“我可不是一样吗。

你看见我的时候，我已经刊社你好一会了。

你那兴奋的研习真比一头可爱的骏马好看啊!你的太好看了。

”[6]与刘呐鸥相同穆时英笔下的女子掌握这一切的主动权，例如《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蓉子，《黑牡丹》中的黑牡丹这些形象确实通过对消费体验的参与和挑战推翻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征，在现代消费场所中，她们是控制者、主动者。

而与此相反的是这些文本中的男子几乎都是被动者和失败者，虽然他们依然站在观赏者的角度用他们的目光宣泄欲望，但同时他们也充当了“被看”的客体，成为女性欲望的对象。

现代消费文化种种这种特性的变化是男性感受到了威胁与挑战他们仍然保佑着“过时的父系制的道德感性”，而女主人公则是现代都市产物。

她们身上凝聚着商品社会的速度化，充满着异域情调与色情的魅惑。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体现的正是这种女性。

诚如安德里亚·舒森所说:“男性对吞噬一切的女性化的恐惧……对脱离控制的本性的恐惧，对无疑是，性欲和在大众中稳固的布尔乔亚自我和身份的失落的恐惧。

”[7]这正是现代消费文化的性特征的转变而导
致的一种现象。

上海三十年代在消费文化影响下游走于各种消费场所的这些女性闲逛者，他们不仅成为城市物质文化的载体，同时他们自身的主体性也改变了过去传统文化中男人的特性。

她们从缺席到在场成为城市新的探索者，她们凝视走过自己身边的男性，爱隐秘在无尽的欲望里，她们是城市新的风景。

在城市的迷宫引领着男性的迷失，同时也在可消费的欲望中，损耗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