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四种不确定性及其风险规避路径

科学技术的四种不确定性及其风险规避路径作者：叶立国
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
摘要：科学技术在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

科学技术的四种不确定性是其根源所在：科学技术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功能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研究的不确定性和源于人类主观意志的不确定性。

不同种类的不确定性需要采取不同的风险规避路径。

约纳斯基于现代技术的巨大力量创立了一种未来导向的“责任伦理”，在他的理论视阈下审视科技的四种不确定性及其风险规避路径，有利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

不确定性将永远伴随着科技的演化以及人类的发展，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处理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

关键词：责任伦理；科学技术；不确定性；风险；技术自主论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2-0078-05
现代科学技术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力量[1]5，正在威胁着未来“人类必须存在”这一首要的绝对命令[1]57，用汉斯·约纳斯的话讲“人类无权毁灭自己”[1]49。

科学与技术本应成为人类获取自由解放的一种内在力量，但是，现代科技异化问题日益威胁着未来人类自身的生存。

该状况的主要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本文基于约纳斯“责任伦理”的相关思想，对科学技术的四种不确定性进行微观解析，进而提出规避风险的逻辑路径，从而对不确定性进行必要的理性审视。

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研究角度，科学与技术之间都具有内在一致性，用约纳斯的话讲，“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有科学”[2]12。

本文拟从整体考察，不再单独分析。

一、科学技术的四种不确定性
约纳斯面对现代技术带来的可怕后果，基于“忧惧启迪法”构建了一种未来导向的责任伦理。

[1]35-66忧惧启迪法的首要逻辑前提就是科学预测的不确定性[1]39-40，因此，从未来导向的视角看，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自然成为学术界应该准确把握的问题。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已经引起科学界、哲学界，甚至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当我们谈论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能带来风险的时候，事实是把多个不确定性混杂在一起，使得问题不那么清晰。

依笔者看来，涉及四个逻辑上前后相继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功能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研究的不确定性和人类主观意志的不确定性。

（一）科学技术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
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分析：由科学史的演化可知，科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没有终点。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生物学理论统治了人类近两千年，从公元前三百多年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

随着开始于哥白尼结束于开普勒、牛顿的“哥白尼革命”的完成，宣告破产。

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标志着牛顿力学占据科学界的统治地位。

但1905年、1916年爱因斯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出现，宣告牛顿力学破产。

我们有理由相信，爱因斯坦的理论以及薛定谔、海森堡等人创立的量子力学也会成为“历史上”的科学。

这一系列科学史现实向我们揭示着一个道理——科学一直处于发展演化之中。

从另一角度看，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某一时代的理论，都是可错的。

对于科学有无终点，即所谓的“绝对真理”，负责任的回答只能是“不知道”。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任何时代的科学理论本身都具有不确定性，与客观真理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

从逻辑角度看，科学哲学相关研究可以给出更为深层次的启示。

比如，以英国科学社会学家大卫·布鲁尔为首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引出的科学知识的“相对主义”问题，这一流派揭示出人类的各种认识过程及其结果都具有相对性。

英国科学实践哲学家南希·卡特赖特提出“描述这个世界的定律是拼凑的”[3]，即使在科学界“硬度”最高的物理学定律也并不是对自然界本身的描述，也是会撒谎的。

[4]这些研究虽然还存在不少争议，但的确从理论维度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科学不等于真理。

（二）科学技术功能的不确定性
科技功能是一种笼统的说法，科学功能的实现是间接的，技术功能才是直接的。

从典型的技术来看，第一次、二次技术革命，使得人类看到了技术的巨大威力，对技术产生了过度崇拜，肆无忌惮地开发技术成果、使用技术产品。

但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10大环境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揭示出技术的负面影响同样巨大。

我们必须看到，可能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在成果研发阶段还是应用阶段都不一定能够完全认识清楚，即技术功能的不确定性。

以诺贝尔奖为例，1948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成果——DDT，最初只是发现这是一种高效杀虫剂，在农业生产中广泛运用。

直到颁奖20多年后，科学界才发现这种农药对各种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危害非常大，到20世纪末，世界各国开始全面禁止使用。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基于这一科学案例，开启了环境伦理学新时代。

这一案例突出体现着“科技功能的不确定性”。

在人类技术利用史上，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核能的和平利用，引出核泄漏、核污染事件；比如中国当下比较严重的雾霾问题，有些地区的报告显示汽车尾气是主要污染源，汽车在中国逐渐普及的过程中带来的便利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雾霾问题却给我们当头一棒。

有人可能把这些问题的出现归之于使用的不合理，但是墨菲法则告诉我们，只要可能的就一定会发生；而且从科学技术发展史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可能负面结果最终都以某种形式显现，这就不能再简单归之于应用了。

尤其是对于有机体，比如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虽然抱着善的目的，但最终结果几乎都出乎实验者本人的意料。

[2]由于“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认识主体的局限性”[5]以及科学技术功能的不确定性，与其认为科学技术只有在应用过程中存在善恶[6]，不如认为其存在内在善恶，即科学技术“内在亦善亦恶观”[7]更为合理。

（三）科学技术研究的不确定性
科学理论本身的不确定性引出了“科学技术研究的不确定性”问题，科技功能的不确定性又植根于科学技术研究的不确定性。

正像拉图尔所说“研究则充满着不确定性”[8]。

部分科学技术的前沿研究可能带来一系列恶的结果，比如分子生物学及其带来的人体试验问题[2]就预示着一系列可怕的可行性[2]18，让我们不寒而栗。

在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工程领域，更加凸显着科技研究的不确定性问题。

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和自然界的复杂性，即使自然界存在着某种确定性规律，人类也不见得能够认识到，就算相信未来人类能够做到，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这一代，乃至某一历史时代的科学家已经做到了或能够做到。

科学与技术研究的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约纳斯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作母亲与女儿的关系[2]70，“母亲”的不确定性必将带来“女儿”的不确定性，即基于科学理论的技术演化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布莱恩·阿瑟基于复杂性思想探索了技术的本质问题，技术的演化具有自相似的“递归性”特征[9]37，由于“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的存在，递归性演化必将带来未来预测的不可能性，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技术的未来即技术的发展演化也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

（四）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科技成果使用者主观意志的不确定性
我们必须承认个体思维的差异性，甚至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的想法和做法也具有不确定性。

科学技术从研发到使用都必须由具有主观意志的人来执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类主观意志必将带来科学技术可能的不确定性。

对于科学技术研发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言，他们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人类解放与自由”“为了人类福祉”，也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更甚者是为了“灭绝人类”。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怀揣各种目的的研究人员都可以见到。

一项技术成果一旦出现，只要有人用它“行善”，就会有人用它“为恶”。

像通常所说，一把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即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当然笔者并不太认同这一表达方式，因为它过于模糊，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更深一步，伦理学上的困境又提出新的难题——善恶本身的不确定性。

由于善恶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导致行为或结果的善恶很难明确区分。

比如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确，从中国人情感上讲可能感觉到开心，推进了二战的结束，但理性反思一下，那些平民百姓真的该死吗？核辐射带来的伤害会长期存在下去，他们的后代应受此劫难吗？依笔者看来，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类主观意志的不确定性，而且，这一不确定性可能永远无法消除。

二、风险规避的逻辑路径
科学技术涉及的一系列不确定性隐含着一系列的可能风险，不同种类的不确定性需要从不同维度或路径规避其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一种不确定性，即科学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无法规避，只可理性待之。

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有两方面：一是在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开放性，导致科学理论与自然界的不一致性。

科学到底是人类发现的自然界内在具有的规律，还是人类实践过程中创造的文化产品[10]，即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孰是孰非问题也许永无定论。

这必然为科学与自然的不一致永远敞开一扇门。

当人类使用“创造”的不确定性科学进一步认识和“改变”[11]自然之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可能的问题。

二是在于人类主观认识能力的缺陷，更准确说是人类认识能力之于自
然界自身复杂性而言的局限性。

近代科学革命的胜利，使人类对自身认识能力产生了过度自信，直到伊利亚·普利高津宣告“确定性的终结”[12]，“探索复杂性”的开始[13]，科学进入复杂性时代，才使人类觉醒。

也许自然界远比我们认为的复杂，人类的认识能力之于自然界的复杂性还有很长的距离。

“正因为自然永远隐藏着无限奥秘，故她永远握有惩罚人类的无穷力量！”[14]从根本上讲，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类无能为力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提升人类的认识水平，推进科学理论与自然界的一致性，从而降低科学理论层面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风险。

对于第二种不确定性，即科技功能的不确定性，规避的重点应该从“应用期”调整为“研发期”，笔者曾经做过初步研究。

[7]常见的观点是科学技术的善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应用[6]263，这种观点有着很大局限性。

技术并非只有在被滥用时才显示其恶的一面，当它被善意地使用时仍有其风险，恶的萌芽恰恰是与善相伴而生的，与其说危险在于放弃不如说在于成功。

[2]25技术的福祉包含着技术的威胁[2]31，现代技术的“犁铧”与其“剑”都可能存在着长期危害性。

[2]30正像约纳斯所说，迄今的经验证明，凡是人们能做的事几乎都做了。

[2]250某项技术成果产生之后再对它进行控制，可能效果就会非常有限。

因此，笔者提出应该在研发阶段就对可能产生的善恶结果进行提前反思，未雨绸缪。

“我们必须从克制使用力量走向克制掌握力量。

”[2]48只有某项科研成果可能带来的善远远大于恶时才允许研发，反之在研发阶段就应该制止——扼杀于萌芽。

笔者对国家重要基金项目申请书进行调查发现，几乎没有任何栏目涉及该项科技成果的负面或可能的负面影响。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源头上中国对科学技术“恶”作用的控制几乎没有。

依笔者看来这种局面应该也必须改变。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科学技术才能获得解决。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解决方案总是和新问题的产生相关联”[2]7。

新的科学技术的确可能解决之前出现的问题，但是很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从研发阶段开始审视、控制是规避科技功能不确定性的主要途径。

规避科技研究的不确定性和人类主观意志的不确定性，需要从长期短期两个维度分析。

从短期看，只有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才能规避其不确定性；从长远看，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

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需要人文关怀。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两种文化的融合、提升科研人员的人文素养，可有效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

当今部分科学工作者人文精神严重缺失，他们更多地只是关注做出科研成果或技术发明，并不太关心科学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福祉问题，甚至根本不关心长远角度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在笔者看来，人文精神或人文情怀的缺失是导致一系列科技负面影响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高技术开发和应用过程中，一方面应该提倡人文的高技术，也可以称之为追求科技的人化、人性化；另一方面应该追求“绿色”高技术，当然，“绿色”只是一个程度概念。

在高技术发展过程中应树立绿色科技观，用绿色科技观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从而使高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尽可能避免高技术带来的科技与人的异化问题。

[11]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我们必须培育具有高度人文情怀和绿色情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人文社会科学解析科技异化问题。

所谓科技异化简单讲就是指人类为了自身幸福创造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束缚、危害人类。

二是对科研开发和应用过程中“主体”方方面面的“教化”问题。

只有使研发和应用科学技术的人类提升人文素养、增加人文情怀，才是从某种程度上降低
不确定性可能带来风险的长远举措。

甚至有人认为增加人文关怀、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

三、理性审视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科学技术的四种不确定性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这一系列不确定性都可能带来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对人类影响的不确定性。

理论上讲，技术水平越高即人类的权力或力量[1]5越大，给人类带来益处提高的同时可能的危害程度也就会越高。

现实中也的确如此，随着技术水平的高速发展，各种高技术带来的问题越发严重，比如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高科技犯罪问题等。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科学的价值。

尤其从物质生活质量提高方面，我们必须感谢科学技术。

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我们不可能有当下如此便捷的生活；没有现代技术我们的寿命不可能这么长久；没有信息技术，全世界各国人们之间的交流也不可能如此及时高效。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否定科学研究的价值，但是也不等于说可以忽视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风险。

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科学技术的能力与价值，正像《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的作者史蒂夫·奥尔森在其著作中所呈现的那样，科学技术将“成为一股强大的解放力量”，帮助我们“征服自古以来为害人类的祸端”。

[15]这种态度在科学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可以说他们完全忽略了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其潜藏的风险。

科学的不确定性从负面来讲可能给人类带来一系列风险，但在逻辑上看，也恰恰是不确定性成就了科学进步。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与其发展、繁荣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正像科学哲学界波普所说“科学始于问题”，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问题又可以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逻辑起点。

笔者认为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是其自身的内在特征，它的发展演化或者说进步也是科学技术系统内在的逻辑使然，与是否存在不确定性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20世纪中叶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提出了著名的“技术自主论”，“技术不再由外在所决定，技术内在的具有自我决定性。

技术自身已经成为一种实在，它自我满足，并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和确定性”。

[16]简单来讲就是技术的演化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

这种观点提出之后虽然存在很多争议，但影响很大。

复杂性科学的奠基人布莱恩·阿瑟对技术的本质进行了新视角下的讨论，他把技术看作一个“自创生”系统，是自组织创生的，从自身的组合中生产出新技术。

[9]很明显，阿瑟也是一个技术自主论者。

技术系统可以被看作一个自组织生命系统，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

同时，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必将带来认识结论的不确定性，因而潜存着一系列可能风险。

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完全可以扩展到科学领域，科学的发展演化也有其内在逻辑，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牛顿、爱因斯坦都只是充当了科学演化的“中介”，即“科学自主论”。

一般观点认为，人创造了科学和技术，人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笔者更愿意相信是科学技术牵引着人类按照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前进。

当然，这一观点并不等于说科学和技术有主观意志，这是两个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逻辑，笔者更倾向于一个技术悲观主义者。

无论从埃吕尔还是阿瑟的观点看，技术自主论都有其合理性，笔者认为科学技术问题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覆水难收。

只不过跑出来的东西具有两面性，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天使。

随着技术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其自主性会日益增强。

[11]的确，技术水平越高，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就越大，但是，
一旦出现问题，对人类的可能伤害将会更大，甚至无法挽回。

正如约纳斯在其《责任原理》的序言中所说：“现代技术……已经把人的力量凌驾于一切已知或可以想象的东西之上。

……技术可能朝着某个方向达到了极限，再也没有回头路，由我们自己发起的这场运动最终将由于其自身的驱动力而背离我们，奔向灾难。

”[1]1-2正像生态政治学家赫尔曼·戴利所说“抛弃技术无所不能的假设应当是深谋远虑之举”[17]。

正是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人类在进行科学技术的研发与使用过程中，都要更加具有人文关怀，时刻把服务于人类视为科学技术研发和使用的最高指导原则。

在约纳斯看来，基于权力的责任[2]224是“力量和知识的功能”[1]156，无论作为科学发现或发明的主体，还是作为技术创造的主体，人类都是权力主体。

因此，作为人类的我们有责任考虑未来人类的生存问题，时刻与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相伴，多一份人文关怀，可以有效降低或某种程度上避免科技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的正效应，抑制负效应。

总之，由于自然界的复杂性、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完全消除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从而消除“预言的不确定性”[1]39。

我们应该以“谦卑”的态度敬畏自然，尊重自然。

人类只是自然界这一复杂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科技之上。

整个自然界或地球就是一个大的有机生命系统，即“盖娅”，如果我们过度“伤害它”，有朝一日它可能为了保全自身而抛弃人类。

[18]用约纳斯的话讲“大自然不是人类责任的对象——她关照自己，同时也以耐心和忧虑关照人”[1]9。

由于科学技术的自主性，我们也应该以“谦卑”的态度尊重和理解科学技术不确定性带来的局限性，切莫盲目地以为科学技术是人类手中万能的工具，人类可以用它为所欲为而不会受到惩罚。

约纳斯的“忧惧启迪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方法论资源[1]37，只有抱着对未来的恐惧[2]44，才可能有一个不那么令人恐惧的未来，或者直观地说人类才可能有未来。

换个角度，基于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约束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尽可能促使科学技术远离对未来人类生存的可能威胁。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做到与自然界、科学技术和谐共处，从而实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19]，即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汉斯·约纳斯.责任伦理：现代技术文明伦理学的尝试[M].方秋明，译.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13.
[2] 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M].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 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M].王巍，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
[4] 南希·卡特赖特.物理学定律是如何撒谎的[M].贺天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5] 徐凌.科学不确定性的类型、来源及影响[J].哲学动态，2006（3）：48-53.
[6] 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 叶立国.论科学技术“内在亦善亦恶”观及其意义[J].科技管理研究，2008（12）：513-515.
[8]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M].刘鹏，等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9] 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M].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0] 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M].柯文，伊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 叶立国.试论高技术与人的异化[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7）：53-57.
[12] 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M].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13] 普利高津，尼科里斯.探索复杂性[M].罗久里，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
[14] 卢风.科学的革命与文明的革命（代序）[M]//曹孟勤，卢风.环境哲学：理论与实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5] 史蒂夫·奥尔森.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M].霍达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导言.
[16]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M]. New York： Knopf， 1976：134-135.
[17]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7.
[18] 詹姆斯·拉伍洛克.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M].肖显静，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序.
[19]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
责任编辑：夏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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