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_大公报_评论_刘娜

《大 公
经多少困难、顶住多少压力。 一、《大公报》 站在民族立场上的抗战
报
言论。 《大公报》的可贵就在于其时时站在民
族的立场上，为整个民众、为整个国家尽自 己的力量，分析形势、议论国事、鼓舞民众。
》评
卢 沟 桥 事 变 发 生 后 第 三 天 ，即 1937 年 7 月 9 日，《大公报》就在第三版刊登了有关卢沟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并未取得骄人战绩，但《大公报》并
未因此而悲观失望。 为了鼓舞中国军民的斗志，增强抗战到
底的决心，《大公报》曾发表《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分析中
日双方的对比，文中指出：第一，日本抵抗力有限，而中国抗
战力无穷；第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比世界任何国
家都强。 通过分析来鼓舞军中将士及后方民众，增强整个民
族的自信心。 另外，《大公报》还不失时机地为每一次重大战
役 欢 呼 ，赞 扬 中 国 军 队 的 英 勇 、鼓 舞 士 气 。 1938 年 3 月 21
日，它发表《临沂之战》，评论中写道：“我们并不铺张胜利的
效果，但确切相信这个胜利，更增强了全国
将士的自信心， 有这一胜利就可能有无数
胜利。 我们同时也并不专赞扬临沂线的部
的决心和对胜利的希望。
日本人固然是凶残的，但也是狡猾的，
他们好象从来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拉拢，
□
没有放弃随时根据需要释放出“和解”的幌
刘
子来迷惑世人。 《大公报》虽是一份民族资
娜
产阶级的报纸， 但其同人对政治时局的掌
握与分析却相当明晰、透彻，从来没有被日
本人的幌子搅花过眼睛。 1937 年抗战刚开
始，日本就打出中日和解的幌子。 对此，《大
能击碎某些国人的和解幻想。
抗战是艰苦的，没有人否认这一点。 可
是大多数人所想到的艰苦可能是前线的浴血奋战， 敌战区
的饿殍遍野。 很少有人想到，艰苦可能还意味着在大后方和
一部分中华民族败类的周旋。这一点容易为人们忽视。但实
质上， 汉奸分子如汪精卫之流带给中国人民心灵的痛苦和
前方国民党的败仗可能差不了多少， 对中国人抗战决心的
在这个总体布局的数字媒体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中，把 实施五个子平台建设列为重点：
的程度。 因此在其评论中不可避免要竭力维护蒋的“国家”， 体现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 所以《大公报》所持的 抗战论调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全国统一在蒋介 石的领导之下，悉听蒋的调遣，即鼓吹国家中心论。 我们没 有理由否认《大公报》此时的抗战论调是积极的，坚决的，报 着中国必胜的信念引导国民，鼓舞军心。 但我们同时也不能 否认《大公报》抗战言论的这个前提。
新闻茶座
长期以来，《大公报》头上顶着“小骂大 帮忙”的帽子，并且因在抗战初期的“缓抗” 言论，历来饱受批评，这些事实容易给人们
抗
一种误解，即《大公报》宣传抗战不力。 但事 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由于抗战时期战事频 仍，《大公报》 的出版地一再变迁， 由津至 汉、渝、至港、桂；由于战时纸张匮乏，版面 也一再缩小，由十四版缩为四版。 但不管出
论
桥事变的消息和其他稿件， 并配发卢沟桥
位置手绘图， 帮助读者了解卢沟桥位置的
重要性及当时的战事状况。 今天我们很清楚，卢沟桥事件是
日本的挑衅举动，其借口是胡说八道。 但在当时，此种情况
可不是一目了然，而是谣言横行，以图混淆视听。 为了廓清
迷雾，《大公报》发表评论，提醒国人勿为敌方传播迷惑：“吾
人切望各国人士及全国民众，务须辨明曲直，洞澈真相，勿
无论多么困难，我一见到蒋先生，就觉得有办法。 ”[1]看得出
来， 张季鸾对蒋介石的这种感情使他对蒋达到了个人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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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天地
报业数字化难点与解决方案研究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数字媒体建设实践案例分析
□张士贤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按照“数字化引领，结构化升级”的 思路，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整体谋划，战略布局，积极整合内 部资源，大力推进数字媒体建设，积极推进实施战略转型， 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尝试。
对于《大公报》所持的政治立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 以理解的。 我们看一张报纸也应该像看待人一样，用历史的 眼光来看，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做现代人的事，具有现代人的 思想。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生活在旧中国的人都具有无产 阶级思想，坚决地站在共产党的一面。 我们应该把《大公报》 还原到那个特定的时代。
如果这样来看待《大公报》的话，即使它抗战时期评论 的基调是“国家中心论”前提下的抗战，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情了，况且《大公报》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还表现出了 十分坚决的抗战精神，姑且不谈《大公报》的政治立场，就民 族立场而言，他对抗战时的中国军民的抗战激情的鼓舞，对 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树立都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大公 报》将因此而为己增辉。
正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所以有时看起来，《大公报》有意 无意充当了国民党的宣传工具，站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立场 上说话。 比如中条山之役后，《大公报》在 1941 年 5 月 21 发 表 评 论 《为 晋 南 战 事 作 一 种 呼 吁 》，污 蔑 共 产 党 眼 看 友 军 受 伤而不援助，说什么八路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 同作战”，文中充满了不准确的消息，说是呼吁，但谴责之情 充溢于字里行间。 周恩来随后即回信一封驳斥其不确消息， 并列举事实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和一贯 的积极的抗日政策。 周恩来在信的最后，提出一个对方无法
打击同样是巨大的， 对中国人抗战胜利信心的打击也是不
可估量的。
正因为如此，《大公报》 才对公然倒向敌人的中华民族
的败类如汪精卫之流严厉斥责，并公开称之为汪逆，指斥其
为“国家民族的最大罪人”。 《大公报》在 1940 年 1 月 22 日
发 表 《胜 利 之 年 》，对 汪 精 卫 进 行 挖 苦 ：“第 二 个 新 年 到 来 之
为敌方片面的报道迷惑”。 在这篇文章中，《大公报》已经流
露出抗战意识：“抑中国对日……可避即避，决不孟浪。 然而
退避当有程度，屈让应合界限。 若果我退而人逼，我退而人
进，则横逆之来，攻击无端，其势有不容不慷慨自卫另做打
算者。 ”抗战二字未出现，但“不容不慷慨自卫另做打算”已
是再清楚不过的抗战言论了。
一、在战略层面，把握数字化媒体发展方向，积极开展 战略布局。
根据新媒体发展趋势和事业发展需要， 河北日报报业 集团制定了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数字媒体建设工程实施方 案》。 方案以“数字化引领，结构化升级”为建设原则，着力打 造一个以内容为核心开展各类运营的数字化综合信息传播 平台，实现新闻信息的快捷立体化传播。
公 报 》于 1937 年 12 月 8 日 发 表 评 论 《最 低
调 的 和 战 论 》，分 析 日 本 和 解 的 虚 伪 性 ：“因
为他若诚意议和，就断不会再攻我首都。 既
攻，敌人既存心如此，试问
怎样和得下去， 换句话说， 怎样屈得下去
呢？ ”入情入理的分析虽不锋芒毕露，却也
队，我们对晋豫鲁皖浙各线勇战的部队，以
及在后方待命紧张备战的各部队， 同样感
谢与赞扬。 ”“无论如何，敌人的侵略力量是
有限的，而我们的抵抗力、战斗力，应该是
无穷无尽的。 ”“敌人的前途， 实在一片漆
黑，光明荣誉，就在我们的面前！ ”一片欢欣
的喜悦。 这些充满鼓舞精神的文字，不仅激
励着前方的将士， 也坚强着后方民众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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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媒体复合采编平台：重新整合配置报业资源，实 现新形势下集团内部采访管理、内容编辑、内容制作、内容 发布及数据库管理的数字化。
（二）多媒体信息发布平台：建设一次制作、快速生成、 多元发布系统，实现信息发布的快捷、高效、安全。
（三）产业化商务运营平台：主要是建设发行物流配送、 广告客户管理、印刷服务、电子商务等管理系统。
[1]《1926 至 1949 的 旧 大 公 报 》 王 芸 生 曹 谷 冰 《文 史 资 料 选集》第 25 辑
[2]《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三次论战 彭籁《党史文汇》1994 年第 9 期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战 时
报的环境如何恶劣， 出版的条件如何受限 制，《大公报》 一天一篇的评论却从未中断
期
过（星期天是星期论文）。 纵览抗战时期的 《大公报》评论，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贯穿 其中的基本精神： 强烈的民族感情、 爱国
的
心、抗战到底的决心。 否认这一点，就是对 《大公报》抗战评论的歪曲。 其实《大公报》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报纸， 作为有良心的爱 国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 表现出强烈的民 族感情、爱国心、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是理所 应当的，尽管可以想见要作到这一点，需历
际……汪精卫就是那时候吓跑的。 ”《大公报》从一开始就反
对议和，反对投降，它势必对汪逆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因
此就对其毫不客气，大加贬斥，这也正是《大公报》抗战到底
决心的体现。
二、站在政治立场上的抗战言论。
《大公报》的张季鸾以蒋介石的“国士”自居，和蒋介石
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他曾经对王芸生说：“国家局面
（四）社会化公众信息服务平台：主要是建设读者和客 户资源数据库、公众服务中心、河北新闻资料库和公众信息 服务资料库。
（五）数字化网络技术支撑平台：主要是实现数字媒体 建设所必需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 为集团数字化提供技 术保障支持和传播手段支撑。
拒绝的要求：“贵报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 望得到回应，舔敌的谎言从此 揭 穿 。 ”[2]23 日 ，张 季 鸾 又 作 一《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文中除象征性地表示欢迎之外，没 有丝毫地更正其错误的表示，还是呼吁共产党拿出行动来， 并大谈特谈国民党“一个中心”，“所以一般军民同胞的基本 认识，是必须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以贯彻自主自卫的 目的，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 ”
当然， 形成 《大公报》 这个前提的原因除了张季鸾和 蒋介石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外， 可能还有如下的原因。 《大公报》 不是共产党的报刊， 也不是左派激进报刊， 而 是一份号称 “不党” 的报纸， 说是 “不党”， 实质上很难 做到， 所谓的 “不党” 最后很可能成为现政权、 执政党 的维护者。 这样说并非是来责难 《大公报》， 而是一种客 观的实际情况。 一份报纸， 立场如果不激进， 最终很容易 成为现政权、 现社会制度的维护者， 尽管有时候报纸上充 满了对政府的批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