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特征、成功的原因与存在的问题

程承坪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430072
摘要：中国改革的特征是问题导向的渐进式改革，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市场化导向的渐进式改革。

文章分析了中国改革三十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主要原因，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最后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思路。

关键词：问题导向渐进式改革成就不足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Success reasons and Existence questions
CHENG Cheng-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 t：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s the issue-oriented gradual reform，it is not the market-oriented gradualism reform which the people thought generally.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primary cause to achieve the huge economical achievement for China’s reform 30 years. And the article has pointed out the existence subject matter.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d suggestions and mentality on further reforms.
Keywor ds：Issue-oriented, Gradual reform, Achievement, Insufficient
作者通讯地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程承坪；邮编：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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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承坪（1963—），男，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中国改革的特征是问题导向的渐进式改革，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市场化导向的渐进式改革。

文章分析了中国改革三十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主要原因，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最后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思路。

关键词：问题导向渐进式改革成就不足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何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当今世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以及实务界人士都普遍关注。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十分丰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大量的片面性观点。

国内外学者把中国改革的模式概括为“渐进式”以区别东欧国家的激进式。

在他们的观念中，先验地设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且认为市场化是有效率的，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方式的选择不同而已。

而笔者则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事先设定市场化目标，中国的改革是问题导向的改革，市场只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之一，中国不可能也不会实行西方某些国家所标榜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中国所要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事实上，中国政府领导人在改革之初并不知道改革应该采取何种路径或方式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如Pe r kins（1992）指出的：“大多数的中国领导人头脑中没有一个清晰的改革目标”①，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至于河对岸是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清楚（Wang，1993）。

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因为不知道“河对岸是什么样子”，只能采用问题导向的改革办法，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好办法，问题解决了，社会就稳定了，经济也能发展了。

因为计划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累积下来的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只能逐步试探性地采纳市场经济的办法改革旧体制的某些弊端，但显然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譬如政府官员的腐败，惟GDP的增长观导致经济的粗放型、环境污染加剧、物价上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等。

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方式仍在探索中，“河对岸是什么样子”仍然不清楚。

特别地，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但政治体制如何改革，正如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对此中国仍会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因此，尽管中国改革的道路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雨历程，但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

本文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论述中国何以采取问题导向的渐进式改革，第三部分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指出当前经济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面临的挑战，第五部分提出今后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现实原因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着国民经济几乎崩溃的危险，中国的农业停滞了将近10年，8亿农民中至少有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怨声载道，时有不安定事件发生；在城市，工厂开工不足，工业产品，特别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数百万知识青年回到城市寻找工作，政府一时无法安置，不满情绪四处漫延，社会治安面临严重挑战
①张维迎，易纲（1997）曾经指出：“事实上，直到1984年的早些时候，苏联的计划体制仍然是中国企图效仿的。

所有这些都排除了在改革之初，中国进行激进式改革的可能性。

”
（张维迎，易纲，1997）。

新的中国领导人当务之急是如何稳定社会秩序，消除不断漫延的不满情绪。

在农村，中国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自发地分田到户。

中央政府尽管对此行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也只好默认，特别地当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被证明有效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由默认到正式认可。

事实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而且明显消除了农村的不稳定情绪。

政府领导层中赞成这一做法的人自然得到肯定，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从而也使这一制度得到深化和发展，且具有强大的扩散效应。

由于受到农村非公有化改革成功的鼓励，务实的中央领导人便想借助这一思路摆脱城市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允许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户的存在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吸纳那些不能进入国有企业的数百万无业人员，缓解就业压力，稳定人们的情绪。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缓解供需尖锐矛盾，中央也尝试着如何进行改革试点。

譬如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选择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京、津、沪三地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尽管当时有关“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十分激励，但是迫于形势，由于这些非公有化改革的做法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作用，因而只能边争论边干，因为如果社会不稳定也就谈不上“姓社”或“姓资”的问题，“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文化及地区差别原因
中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虽然市场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萌芽，但从来都没有发育完全，受到了封建强权的极力抑制，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一直都占统治地位。

解放后，又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意识受到充分抑制。

中国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受到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洗礼，市场意识发育不全。

平均主义、等级观念、老死不相往来等传统观念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种思想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观念相去甚远①。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以及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人口比例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这样具有较大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社会里，要一夜之间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异质性、多样性、差异性决定了转型的慢长性、渐进性和累积性，速变在中国注定是会失败的。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权力结构原因
我们不能忽视影响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权力构架因素，即文革之后，中国没有了一言九鼎的政治领导人，中国的路如何走只能由现实决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现实决定政治博弈，能够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的政治领导人才能够在政治博弈中胜出，从而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一点常为学术界忽视，而事实上这一点对中国改革的走向的影响却十分巨大。

如果说改革前中国领导层的权力呈不对称的偏态分布，那么可以说文革后的权力则相对呈正态分布。

这种权力分布格局有利于各方的权力博弈，强调意识形态的一方与强调社会现实问题取向的一
①有学者曾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时，谈到中国的收益不能仅仅看GDP，还应考虑意识形态方面。

俄罗斯激进式改革虽然经济损失较大，但这种损失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收益来补偿（王跃生，2003）。

言外之意，中国虽然渐进式改革经济收益较大，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收益则较小，如果把这两方面的收益加总进行成本与收益比较，那么中国的净收益未必大于俄罗斯。

对于这种看法，笔者不以为然。

众所周知，文化是具有巨大惯性的，文化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物理学关于曲率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文化转型问题。

物理学研究认为，由于惯性力的作用，曲率与速率正反比，即曲率越大，则速率必须越小，反之可大些。

由于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文化观念有较大差异，因此中国要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转型的速率则不能太大，否则就有“倾覆”的可能，即所谓“欲速则不达”。

方形成一种均势，任何一方也无法彻底消除另一方的权力影响，因而形成一种权力均衡①。

这种权力均衡使得中国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走激进式市场化改革的道路。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中国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这也解释了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为什么具有多样性。

事实上，从制度变迁的发生学角度而言，中国的制度变迁既有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譬如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也有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譬如前文所说的6部委在京津沪的钢铁公司改革试点等；还有一种所谓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②。

但不管制度变迁的方式如何，中国的制度变迁始终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掌控之中③。

中国的制度变迁是问题导向型的，经济改革的市场步伐是谨慎的。

理论与实践都证明，市场机制本身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和障碍，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可以断言，中国将不可能走某些西方国家所谓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化道路。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GDP为3624.1亿元，人均GDP为381元，而2006年GDP为20.94万亿元，人均GDP为16084元。

按人均GDP计算，2006年是1978年的42.2倍。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的，中国的变化也令世界为之瞩目。

中国改革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都感兴趣的话题。

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不但要隆重纪念这个日子，而且还要认真探讨这个话题，深刻总结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以期指导今后工作并加以理论化，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视点。

应该说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应当把它做好做实。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除了坚持问题导向的改革思路外，还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经济改革或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千年文化史且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要使整个社会变革有序地进行，可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要培育市场经济意识，不能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由民众依靠“上帝之手”的指引就能够顺利完成，在起步阶段必须有规范、引导、培育、起动的一系列做法，正如一个静止的物体要运动起来必须要有一个推力，运动的方向要由这个推力的方向来规定。

只有当市场经济意识得到较为充分地培育，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政治、法律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等初具规模时，“上帝之手”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就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失序。

根据熵理论，混乱失序意味着熵在增大，社会系统就可能走向死寂。

俄罗斯激进式改革引致了经济社会的大动荡，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铁碗治理，今天的俄罗斯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

比较俄罗斯激进式改革的历程，我们也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冒天启，2007）。

（二）政治权力的正态分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团结的党、有战斗力的党、对人民负责的党，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能百折不挠地从过去的贫穷落后走向今天的文明和富强，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①由于权力的均衡性，加之中国特有的政治结构，改革是一项具有巨大政治风险的任务，“没有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也“没有人有权力和权威去贯彻设计好的改革进程”（张维迎，易纲，1997）。

②杨瑞龙（1998）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详见杨瑞龙：《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载《经济研究》，1998（1）。

③这一点很重要，避免了中国改革的无序性，也能够排除外部势力的压力，自主地进行改革。

中国领导层权力结构由过去的偏态分布转向现在的正态化分布，这种转变有利于团结协商和交流、“和而不同”从而“和实生物”。

正因为有了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化，才有前文所述的问题导向的渐进式改革。

如果权力结构是偏态的，那么就只有“同”而没有“和”，只有行动没有行动前的充分协商和交流，就难以利用分立的知识（哈耶克，1937），社会就难以有序地演进。

分权化改革后提高了地方领导的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也有利于社会的演进。

分权体制起始于财政预算的包干体制。

1980年首先引入财政包干制度，1984年做了一些调整，1988年才完全实现制度化（唐明峰，1990）。

所谓财政包干，是指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的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①。

这项体制改革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每一级别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公共经济剩余部分的实际所有者（Shi,1993），更因为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印制货币的方式进行财政支出，因此他们的预算约束比起中央政府来是更硬了（张维迎，易纲，1997），从而促使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客观上起到了加速中国经济市场改革的步伐。

这一制度也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制度演进的重要来源。

放权让利包干体制的实施，使得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成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地方政府经济实力的提高所引起的谈判力量的变化导致了重建新的政治、经济合约的努力，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变迁方式—“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这一制度变革，使得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努力突破制度障碍。

正是这一制度变革，使各地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成长壮大，迫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资，外资的引进又进一步地促使地方政府改变行为方式，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加之对中国地方领导人倾向于GDP的考核方式，更使得地方政府领导人有潜在的冲动发展地方经济。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导致了制度变迁的扩散效应。

譬如某个地方政府实施了一项新举措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的时候，其他的地方政府都会努力效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地政府都努力争取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而且既使不能获得特殊政策，也努力效仿特殊政策做法的行为。

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微观主体制度创新的力量是微弱的，而中央政府面对千差万别的经济社会由于信息的制约进行制度供给的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

而分权则有效地弥补了这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占有更多的地方经济的信息，因而制度创新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比单个的微观主体拥有更多的制度创新的资源，以及克服制度创新的外部性制约的积极性，并且由于与中央政府联系较多，更能领会中央政府的意图，更能把握制度创新的方向，当制度创新遇到阻碍时更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帮助。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使得中国形成了三个制度创新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

从制度供求的角度而言，中央政府为供给主导型，微观经济主体为需求诱致型，而地方政府则兼具供给主导型和需求诱致型。

这样就使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加多样、更加生动、更加丰富，也更有力度。

（三）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的人力资源十分丰富，这种丰富的人力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使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李京文，1999）。

在1978—2007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处在人口黄金年龄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将继续得益于这种“人口红利”（彭秀健，Dietrich Fausten,2006）。

据McDonald and Kippen（2001）的研究，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历史上都曾得益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长。

在亚洲，中国
①实际上，最初引进这套体制也不是为了市场化改革，而是为了稳固中央财政收入（Shi,1993），这也部分地说明中国改革的问题导向性质。

香港、韩国、新加坡和泰国这些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劳动力规模在1970—199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中国在最近25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总劳动力规模增长了近57%（彭秀健，Dietrich Fausten,2006）。

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而制造业也是中国经济成长最快的产业。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质量上。

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5年11月1日零时，中国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15083万人，初中程度的46735万人，小学程度的40706万人。

尽管高层次人才在相对比例上比西方发达国家要低很多，但从绝对量而言中国并不是很低。

据有关统计数据，截止2002年，中国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大约为590万，日本为614.6万，美国为966.8万，俄罗斯为531.6万，韩国为98.5万。

特别是自1999年高等教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位居世界第一。

这为中国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人才基础。

据测算，1979年—2003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6.07%。

中国持续近十年（至2006年底）的10%左右的增长率和3%左右的低通货膨胀率，说明在这一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着持续的增长。

另外，近年中国的工资增长没有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在前一段时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获得了较大的增长。

（四）地大人多的优势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而言，中国地域辽阔，各地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而中国的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这种递推式区域增长模式，使国民经济中各层次的传统产业和各种新技术产业都具备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

这是东亚一些国家所没有的自然优势，也是中国经济能更长期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

从国内需求的角度而言，中国众多的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

由于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存在，中国不同地区、城市与农村的不同消费档次的需求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稳定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李京文，1999）。

从知识的逸散效应的角度而言，先进技术与产品、先进的管理知识与经验、先进的制度与体制，在一个大经济体里能够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具有较强的逸散效应，从而有利于加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从创新的成本角度而言，知识创造和开发的成本会由于使用者众多而摊薄，有些知识和信息使用的边际变动成本几乎为零，譬如软件产品等，因此大经济体能够获得小经济体所不具有的创新优势。

从网络效应的角度而言，许多知识和信息以及公共产品的使用价值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使用者越多，其使用价值也越大。

（五）后发的优势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的劣势很大，但也存在大量的后发优势。

这种后发的优势既表现在技术、产品、资本、人力、结构等方面，也表现在观念、思想、精神以及制度等方面（郭熙保，胡汉昌，2004）。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中国的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引进资本等方式，加速自己的技术变迁步伐，从而使经济得到低成本的高速成长。

在制度变迁方面，中国领导人清醒地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创造的一些优秀的制度文化是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譬如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一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失败的制度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吸取的良好素材，可以避免不该走的弯路和由此引致的制度成本。

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当然远不止上述这些，限于篇幅本文只是列举了笔者认为较为重要或主要的影响因素，诸如中国人有勤俭节约高储蓄的传统习惯对于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提高资本积累加大生产投资力度，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等原因没有作展开论述。

三、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得到满足和丰富，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民主法制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的心态更加开放、包容、自信。

在这些成就面前，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今后的改革形成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社会腐败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1980年代开始的以财政包干体制为特征的放权让利改革，有效地提高了地方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同时也使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联系超越了经济社会管理者的角色，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变成了经济社会的“裁判员”兼“运动员”，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权钱交易累禁不止。

中国在着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对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法制建设重视不够，对政府官员的舆论监督、法律监督、制度监督没有跟上，监督制度的缺失或漏洞使某些政府官员有了可乘之机。

据胡鞍钢2001的估计，单是国有企业因为各种腐败每年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约为13.2%～16.8%。

而且更令人忧虑的是，腐败现象大有漫延之势，涉及面有扩大的迹象，人民群众意见很大。

（二）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据相关研究，中国1980年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1984年下降为了0.26 ，在此之后则不断上升，2003年达到0.4455①，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属于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

如果考虑高收入人群的灰色收入，那么中国基尼系数将会比现在计算出来的还要高②。

J.布拉德福特·德龙通过对美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现象的历史考察后认为，“财富集中的总体水平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经济’现象”，对此现象他评论道“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教训，我的看法大致如下：政治力量完全能够控制巨额财富的过度集中。

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丑陋的社会。

”③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美国社会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大亨为“拥有巨额财富的罪犯们”，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控制、约束乃至改变经济权力在个别人手中的过度集中的政策选择来消除美国财富的过度集中问题。

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不少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退不起休，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的有关公平与效率的大讨论。

（三）社会信用缺失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诚实守信的道德基础，一个缺失诚信的社会，交易成本较高，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效率和民众福利水平的提高。

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是国家或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逃税漏税成风是企业信用缺失的表现，偷盗欺骗造假是自然人信用缺失的表现。

早在1786年哲学家大卫·休谟（Hume）就曾经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说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K.J.Arrow,1974）也强调指出：“信誉是社会系
①蔡昉，万广华：《中国转型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②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载《比较》第33辑。

③ J.布拉德福特·德龙：《攫财大亨》，载《比较》第1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