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情爱诗学

金庸创作武侠小说走的是“武戏文唱”之路，他在将武功学问化、艺术化、观赏化的同时，也将人物“才子佳人”化了。人物“才子佳人”化以后，金庸小说实际上具备了言情小说的品质。金庸小说中大量言情话语的存在形成了武侠小说中特有的情爱诗学。

一、言情叙事中的生命价值

传统武侠小说是以侠为中心的，这个侠远远超出了人的层面，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沉淀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侠义精神的载体。侠与家国精神和江湖大义同在，体现的是人类的道德理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当武侠小说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作为侠的原型的人却失落了其主体地位。侠的价值在于舍弃了个人私利的对人类

的“伟大的同情”，而人的价值却恰恰体现在个体的生命欲求之中。侠的价值是要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的，为了义，侠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人如果要实现自己的生命欲求违背江湖道义则是被否定的。这样，武侠小说就因为对人的忽略而远离了人的文学，成为侠的文学。武侠小说本就缺乏现实意义上的真，由于对本质的人的忽略也损害了其艺术意义上的真。真正扭转这一局面的是金庸。金庸的小说实现了侠的文学与人的文学的结合，作者在塑造侠的同时，挖掘出了侠的人性内涵，使侠降落到了现实的人的层面而显示出现实性格。金庸写了大量男女主人公对于情的执着，其旨意正在于肯定人的生命欲望，张扬人的生命意识，使人在情感与欲望的释放过程中达成作为自由人的生命本质的彻底实现。金庸小说对于“情”的价值的

文章编号：1672-4143（2009）04-0057-05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诗学

邓陶钧

（莆田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福建莆田

351100）

摘要：金庸小说在武侠叙事之外，还有一个言情叙事的存在。其作品通过言情叙事来彰显人的生命价值，从

情爱本质的拷问中展示人性的复杂与深刻，情侣们携手江湖还表现了金庸小说对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小说中丰富的言情话语已经构成情爱诗学。

关键词：金庸；小说；言情叙事；情爱诗学

Love Poetics of Jinyong 's Novels

DENG Tao-jun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Department ，Putian University,Putian Fujian 351100,China )

Abstract ：Besides wuxia narration,love narration is also important in Jinyong's novels.Through the love

narration,the novels give promimence to the value of human's life.Through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love,we can realize the complexity and profoundity of human nature.The harmony of the lovers refects poetry

existence ideal of Jinyong's novels.rich love discourse in the novels has already produced love poetics.

Key words ：Jinyong ；

novel ；love narration ；love poetics 第16卷第4期

莆田学院学报

Vol.16No.42009年8月

Journal of Put ian University

Aug.2009

收稿日期：2009-06-15

作者简介：邓陶钧（1972-），男，湖南娄底人，讲师，硕士。

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8月

体认已被列在和《红楼梦》同样重要的位置：“《红楼梦》和金庸小说的主旨是写儿女真情、性灵之爱，其痴情的走向是至真至纯的挚爱，即情种、情圣。这是一种超乎普通人性之上的崇高的爱，是生命的本原，是生命最高价值的体现。”[1]在这里，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成为金庸小说情爱诗学的重要内容。

男女间的两情相悦本是人伦天性，是生命本能的自由表现。但是男女情爱也是一种社会性情感，要对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道德诉求作出回应，这种回应的结果就是男女情爱的本能性、自由性和社会道德伦理的规约之间形成矛盾。个体的生命本能常常对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提出挑战，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则对个体的生命本能施行挤压与扼杀。在传统爱情文学中，人的情感与欲望是需要克制的，但这种克制并非人自身的意愿，而是外在于人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要求。情欲是“发乎情止乎礼”的，这个“礼”正是阻碍生命价值自由实现的礼法，和作为物质生命的肉体一样，作为精神生命的爱情同样可以为实现道德价值而作出牺牲。这一现象在民国旧武侠小说中仍然存在。在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主人公李慕白与侠女俞秀莲相恋，但俞秀莲却已经许配给了孟思昭，李慕白毅然斩断情丝，与俞秀莲结为兄妹，与孟思昭成为莫逆之交，但心中却时有隐痛。等到孟思昭死后，俞、李深感孟思昭的恩义，二人终生不嫁不娶，“宁做一辈子伤心的人”。小说结尾，孟思昭已死，李慕白被救走，陪伴俞秀莲的只有李慕白留给她的宝剑和孟思昭留给她的金钗。李、俞、孟三人之间的情爱纠葛表面上是“情”与“义”的冲突，实际上仍是道德与礼法对精神生命的扼杀，在礼法面前，情深意切的男女主人公成了“无情的情人”，生命的价值遭到践踏。这一现象在金庸小说中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变。

金庸小说是人的文学，特别注重人性人情，注重挖掘和张扬人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的张扬更多地体现在小说的言情话语之中。传统武侠小说中无情的侠客到了金庸小说中就变成了多情、深情和痴情，侠客们在具备承担江湖道义的集体人格之外，同时也作为充满爱欲和激情的个体感性生命而存在，面对美貌多情的女性，他们爱的欲望与激情总是毫无遮掩地袒露出来。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第一次见到朱九真时，主人公情窦初开之际生命深处的情感律动就表露无遗：“张无忌和她正面相对，胸口登时突突突的跳个不住，但见这女郎容颜娇媚，又白又腻，斗然之间，他耳朵中嗡嗡作响，只觉背上发冷，手足忍不住轻轻颤抖，忙低下了头，不敢看她，本来是全无血色的脸，蓦地里涨得通红。那女郎笑道：‘你过来啊。’张无忌抬头又瞧了她一眼，遇到她水汪汪的眼睛，心中只感到一阵迷糊，身不由主的便慢慢走了过去……”①金庸小说中的侠客正是因为痴情而充满了活泼灵动的生命气息，侠客作为常人所具有的情欲得到了肯定，侠客们除了在行侠仗义和建功立业中成就理想人格之外，也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

由于男性要充当江湖道义的承载主体，这就限制了其对生命欲望的自由表达。相反，由于自身侠的因素远不及男性，女性在情爱中更多主动与自由，她们往往能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在爱情上常被塑造成被动、矜持的形象，爱情上的主动被认为是“引诱”或者“放荡”，而金庸小说中的这种女性主动则极为常见。李沅芷、温青青、黄蓉、任盈盈、赵敏这一系列女性在追求爱情上无一不是主动大胆的，在传统女性观念的参照之下，这种女性主动更能显示生命激情的喷发，更能体现女性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这种爱情上的主动性相关，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在追求爱情时还具有强烈的情爱主体意识，她们在选择伴侣时更关注自我生命本真的快乐，《飞狐外传》中的南兰和马春花正是这类女性的代表。南兰的丈夫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苗人凤，可南兰却并不爱沉默寡言的丈夫。当田归农到来时，南兰便被他的风流潇洒和体贴温情所吸引，最终抛夫弃子，与田归农私奔。南兰背弃为人妻母的道义和责任，正是为了追求那份唤起她快乐的生命激情，尽管最后仍是一个悲剧，却展示了一个女性对于爱情的热烈追求，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命运寄寓了深厚的同情。小说中的马春花则不爱老实本分的师兄，被福康安风流儒雅的外表及其花言巧语和柔情蜜意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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