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艺术地位

先秦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艺术地位

moonffy

摘要：为中国书法艺术奠定坚实基础的先秦书法，主要为古文字书法，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竹木简帛墨迹四个部分。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关键字：先秦书法艺术基础古文字

书法的产生和发展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没有汉字，也就不可能有中国书法艺术。汉字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而且也是世界上使用历史最长久的文字。我国历史上广泛流传着汉字是仓颉所造的说法显然是不科学的。鲁迅先生说：“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又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儿，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①我们认为，汉字产生的确切年代虽然不能断定，但从我国先后出土的地下文物考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距今有大约六千多年了。1921年，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上便刻画了一些符号。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说：“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的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1974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发现的四个象形符号。王志俊先生在其著作《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符概述》②中就明确指出：“仰韶刻符和商代甲骨文、金文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金文是仰韶文化的发展。”

一．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的第一页

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时代为殷商和西周，主要为殷商时期。甲骨文在实用的同时，也具备了艺术的特质。从甲骨文的形体看，它已包含了均衡、对称、和谐、统一等形式美的要素；从其作品看，书法艺术的用笔、结字、章法、风格等均已具备，甲骨文的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其主观审美趣味和"书法意识"。甲骨文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图1-1至图1-3）。

图1-1 图1-2 图1-3

甲骨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瘦硬挺拔的细笔道甲骨文；一类是浑厚雄伟的粗笔道甲骨文。总体观之，甲骨文字形大小参差不齐、悬殊较大；字形有繁简、有正反；异体现象普遍存在。章法上有左行、右行两种，注重行款的布局，正如郭沫若先生在《殷商粹编》中所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厚人神往……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甲骨文给现代书法的学习和创新以颇多有益的启示。至少在商代后期，甲骨书法确立了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章法模式，至20世纪50年代一直如此，当代的书法作品仍然保留这种形式,对后世影响至

深。

二．金文是先秦书法中洋洋大观最可称道的部分。

金文是铸或刻在青铜器、钟鼎等金属上的古文字。金文最早产于商代。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金文一般都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金文，有的是刻出来的。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就出现铭文，铭文很简短，一般为二三个字，多为族徽。西周时期是金文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周人对礼制的大力提倡，铜器铭文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铭文篇幅逐渐加长，直接促进了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

西周早期，金文总的特点是雄浑古朴，笔画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章法自如.这个时期早期的主要作品有康王时期的《大盂鼎》（图2-1），风格端庄雄奇，笔法精到，多用肥笔，结体稳妥，雍容大方。此外，《大方鼎》、《令簋》等则结字大小不拘，书体姿肆雄放，笔画肥瘦兼备，出现明显波磔，被人称作“波磔体”；而《利簋》、《天亡簋》则质朴平实，结体不用肥笔，不用或少用露锋，书写便捷，代表了书法演变的方向。

西周中期，社会相对稳定，金文书风向着书写便捷的方向发展，逐渐由早期的“波磔体”转变成了笔画无波磔、两端收齐似圆箸的风格，代表作品当推恭王时代的《墙盘》（图2-2）。用笔起止藏锋，笔画圆润遒美，章法疏朗整齐，开启了汉隶《曹全碑》一类章法的先河。在书法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与此风格相似者还有《大克鼎》、《永盂》、《师表簋》等。

西周晚期，以《散氏盘》（图2-3）、《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最为著名。《散氏盘》字形取横势，与《大盂鼎》这类金文的纵向取势成对比，充分显示出汉字横向取势的美感。这种方法在后来的隶书中运用很普遍。从西周到春秋、战国，随着文化中心由西北向东部的转移，书法风格呈现出一种很有地域色彩的、由拙趋巧的变化特征。

图2-1 图2-2 图2-3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列国兴起，诸侯器物逐渐增多，金文风格有了明显的区域性。春秋早期亲人在西周宣王时期的籀文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书写便捷，字体方正瘦劲，有很强的观赏性，有名的作品有《秦公钟》、《秦公簋》等。在此基础上，秦国金文由籀文演变秦篆，如秦诏版。商鞅方升的铭文，足以证明小篆在秦国时就已使用。那种认为小篆是李斯创造，或者认为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有的看法是错误的。春秋末期还出现了以鸟凤龙虫符号作为装饰的美术字，即“鸟虫书”，常见于吴、越、许、楚等国，到清末初被吸收入篆刻艺术，别开生面。

三．石刻之祖——石鼓文。

《石鼓文》（图3-1）于唐代初年被发现于陕西凤翔，内容主要记载了秦国君王狩猎游乐的事情。《石鼓文》是大篆的典范作品，同西周金文一脉相承。用笔圆劲挺拔，凝练厚重，圆中寓方；结体严谨，茂密崎岖；字距、行距开阔疏朗。无论用笔、结字，还是章法，都显示出一种厚重的风格，舍弃了金文中的那种明显的装饰意味，充分体现了毛笔书写的意味。

由于规整的缘故，石鼓文在我国古代书法史上的贡献或者说历史地位，就是为秦始王统一后的小篆的产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被人们称为我国“书家第一法则”。

唐代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极力推崇的书法水平，文学家韩愈有《石鼓歌》③赞其书法，用“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堕嵯峨”句对石鼓文的成就和成就和遭受的损毁做了咏叹。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称其为“仓颉之嗣、小篆之祖”④，清代康有为则赞其“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载，自有奇彩”。由此可见《石鼓文》在历代文人、艺术家中备受推崇。清末艺术大师吴昌硕更是终身沉溺于此，石鼓成就了一代大师吴昌硕（图3-2），然而正是吴昌硕，才使得石鼓文重新焕发了光彩。

图3-1 图3-2

四．竹木简帛墨迹丰富了先秦书法宝库。

书法墨迹，最早的为殷商玉片硃书和陶片、甲骨上的墨书.商代墨迹的用笔法较简单,起笔处用露锋,接着重重的下按,之后轻提收笔,几乎笔笔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墨迹有《侯马盟书》（图4-1）、《温县盟书》、《仰天湖楚简》、《信阳楚简》、《望山楚简》、《楚帛书》、《青川木牍》、《睡虎地秦简》、《郭店楚简》等。

《青川木牍》（图4-2）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战国时秦武王二年所书，是典型的秦国古隶面目。青川木牍古隶的体势、笔法奠定了后来隶书的基本格局和演变方向。《睡虎地秦简》比《青川木牍》更具古隶特点，且已有书法家“喜”的署名，在中国书法史上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竹木简牍帛书的不断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先秦书法宝库，也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春秋战国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甲骨文、金文在占卜、祭祀等重要场所经常使用，日常书写则多是竹木简帛上使用的墨书，石刻文字也初现端倪，隶书处于萌芽状态，小篆在战国时期逐渐发展成熟，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各异，书法地域风格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