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华：怎样写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研究范式思辨2014-04-02 03:56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学者专栏·李金华①】作者：《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金华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是西方经济学关于研究范式的基本分类。

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解释，规范性研究是在若干假定的前提下，依据事物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从纯理论上演绎推导出结论；实证性研究是从调查、观测或实验获取的样本数据和资料中，发现事物的本原，从个别到一般，归纳总结出带规律性的结论。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规范性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一定的价值标准、行为准则，它从理论上对被研究的对象进行纯粹的逻辑思辨和数学演绎，对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做出合理与否的判断，通常要给出“应该怎样”“怎样才是合理的”解说；实证性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是观测实验数据，通常要对被研究的现象做出“是什么”的回答。

的确，西方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不乏纯理论的推演和思辨成果。

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经济学家库尔诺最早用数学方法解释经济问题，他在一种产品市场只有两个卖者且相互间没有任何勾结行为的假定下，建立了分析垄断的双寡头模型，同时他对已有的形态模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命题给出了严密的数学表述；德国经济学家戈森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以数学方程式说明社会成员的享乐法则；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也是较早地用数学方法、逻辑学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他研究社会的财富、价值、效用，据此概括出了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

以今人而论，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似乎带有规范的色彩。

对应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计量学奠基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与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构造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的观测数据进行经验性估计，建立经济计量分析的联立方程模型，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则似乎充满实证的味道。

但直到今天，上述大师们的研究都没有被明显地贴上规范性研究或实证性研究的标签，也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自称为规范经济学家或实证经济学家。

纵观西方经济学说史，无论是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还是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理性思辨的规范研究或实验计量的实证研究，虽各行其道，各有其名，但二者却鲜有严格的区分。

事实是，规范、实证的“二分法”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备受争议，经济学家们也没有煞费苦心地对这一对概念寻根究底，硬生地甄别出一个彼此。

经过“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被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阵营，规范与实证的“二分法”便更趋淡化。

虽然有萨缪尔森“可操作主义”和弗里德曼“工具主义”之争，但经济学研究日益趋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向实验实证方向发展。

因此，规范研究或实证研究本质上是经济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形式和过程，这种形式和过程的选择服从于研究的目标、背景和客观条件。

经济学家思考的是经济现象的本原，探寻的是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重心并不在研究的范式。

对西方经济学所谓研究范式的思辨，源于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即重视研究形式，而忽略研究结果的价值。

这种倾向往往导致：一项研究活动，过程是复杂的、精深的，但成果可能是无用的、失效的；一项研究成果，语言是晦涩的、专业的，结论可能是简单的、众所周知的。

学者对研究范式的认知偏差，使经济学研究失去了本原，偏离了目标，这种局面值得警惕和深思。

[责任编辑:蒋正翔]学者专栏·李金华经济研究的学风学品发布时间：2014-04-23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不取决于研究范式，但研究范式的运用体现学者的学风学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经济问题愈来愈多，经济现象愈来愈复杂。

现实中，一个复杂的经济学命题已不可能是单纯地回答“是什么”，也不可能是单纯地回答“应该怎样”，通常是既要回答“是什么”，还要回答“应该怎样”。

如依据数据、经验观测资料对一个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它既要用到理论与方法，也需要用到实验数据；既可能有假设，也可能有逻辑推演；既可能要做“是什么”的诠释，又可能要给出“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

所以，单纯的规范研究或实证研究已很难独立地解决复杂的现实经济命题。

现在，国内有些学者从事经济学研究时，混淆了规范与实证研究的概念，将“问题研究”视为实证，将“理论研究”视为规范；把“实证”等同于“计量”，把“验证”混同于“实证”，颠倒了研究方式与研究目标的关系，混淆了研究的形式与研究的目标，看重成果形式的唯美而忽视成果的价值。

由于注重研究的形式而忽视研究的目标，使得严肃的经济学研究沦为庸俗的娱乐游戏。

这种状况，客观原因是学者的认知偏误，主观原因是学者的学风学品。

之所以将学风学品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

学风说明学者的态度和其在从事研究时的风格；学品是更高层面的精神境界，一定程度上反映学者的人品和人格，反映学者的修为。

学风学品独立于研究能力，是主观意志的表现。

优良的学风，健全的人格，才会有健康的经济科学研究，才会有体现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用的科学成果。

优良高尚的学风学品体现为研究态度的严谨性和研究精神的崇高性。

严谨的态度，就是在研究过程中尊重经济学原理，尊重调查实验的数据，尊重研究方法的适用条件。

作纯理论推演时，不作脱离客观实际的系列假设，特别是刚性强假设；利用实验数据进行问题分析时，不主观、不臆断，不生造数据、不妄构变量。

崇高的精神指的是学术精神的崇高，即学者的研究始终致力于发掘事实、探求本原、追寻规律、解决问题；无论采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秉持范式服从目标的准则，一切以解决问题为己任，以促进经济和谐、人类福祉的提升为目标。

这是经济学者的担当，也是经济研究活动的使命。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目标。

经济学研究的本质是依据历史事实，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或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

所以，研究范式不是经济学研究的本质，研究对象和目标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本质、核心和灵魂，经济学家的一切研究活动都要服从研究的对象和目标，都要致力于解决客观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不论其采取何种形式、使用何种手段、利用何种方法。

研究理论方法，需要数理推导、逻辑思辨，也需要案例分析、数据验证；研究现实问题，需要实验数据、计量模型，也需要理论阐释、归纳证明。

经济学研究中，或“证实”或“证伪”，都取决于经济学家的研究目标，都要体现科学精神，都要求真求实。

与自然科学一样，真正的经济学研究是利他的，非功利的，是为提升人类福利水平服务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科技进步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

迄今经历的三次产业革命，每一次都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类的福利水平得到了飞跃。

而高福利水平也相生相伴出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同时代的经济问题赋予了经济学者不同的历史使命。

因此，经济学者的研究在于解决彼时、当下或未来的经济问题，而不论其运用何种研究范式。

这是经济学研究的灵魂，是学者的学风学品，是一个经济学家应追求的至高境界。

（作者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经济学论文的创作误区李金华《光明日报》（ 2014年05月07日 15 版）较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下的经济学论文在形式、内容、技术含量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重大变化，学术水平有了整体提高。

这一方面是缘于社会的大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育科技水平的全面提升。

然而，经济科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的创作中也存在一些误区，值得关注。

误区一：重表述形式，轻思想内容。

不少论文充满公式、图表、各种模型和假说以及对模型的各种检验，但真正触及所研究主题的核心内容却少之又少。

论文的形式光鲜，但思想贫瘠；对现象陈述描述的多，作深度分析的少；提出问题的多，解决问题的少；数据和文字多，有用出彩的少。

论文止于形式，内容空泛，无价值，无意义。

误区二：重学术性，轻应用性。

不少论文过于强调所谓的学术价值，却轻视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

大量罗列文献，不作甄别梳理；堆砌各种理论，不论适宜与否；做遍各种检验，不管需要与否；设定众多假设，不论符合实际与否；还有些论文兜圈子、绕弯弯，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和严谨的逻辑思辨，仅凭一个或多个模型中变量的增减、等式的变换就轻率地做出结论。

研究的理论方法无法落地应用；得出的观点离奇偏执；提出的政策建议或者脱离实际、无法操作，或者满是空话套话、不着边际。

误区三：重研究过程，轻研究结论。

有些作者为创作而创作，为论文而论文，忽视论文主题，信马由缰，洋洋洒洒，热衷于研究过程的描述，热衷于复杂的数学推导，热衷于数据、资料的处理、检验，而忽视对数据资料的深刻分析。

更有甚者，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脱节，过程是过程，结论是结论，结论不是源于前文的数据分析，政策建议不是依据结论而出。

误区四：重定量分析，轻定性思考。

现时的经济学论文大多使用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进行分析。

有些作者将此视为一个通则，盲目追捧模型。

不论需要与否，一律使用计量；无论假定条件满足与否，都要配上模型；无论数据齐全与否，都要使用方法。

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容易的问题被困难化。

有些论文，推崇西方经济学中的规范性研究，在没有任何实验数据和资料支撑的情况下，不作必要的定性分析，不作案例验证，仅凭纯数理的推导证明就轻松地给出结论，缺乏可信度，缺少诚信力。

所以认为这些现象是误区，是因为有些作者认为这些现象是合理的、正常的。

这些作者以为，论文中有了理论、有了方法、有了国际国内的文献评述，论文的理论水平就高了；有了模型、有了检验、有了复杂的数学推理，论文的学术水平就高了；有了数据、有了定量分析，就是科学研究了，研究的结论就可靠了；研究了宏观的、全国的问题，选题的意义就重大了。

所以存在这些误区，原因是现时期经济学研究的功利性趋使。

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目标不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学科的发展，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个人功利使然。

因此，在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的创作中，脱离火热的生活实践，脱离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避难趋易，寻捷径，图省事，从本本到本本，由数据到数据，囿于书斋，落于窠臼，想当然，拍脑袋。

由此，学术界现出一种怪象：一边是四处寻觅期刊渴求发表的大量论文，一边则是渴求优质稿源刊载的大量期刊。

作者抱怨发文章难，编辑抱怨找到好文章难。

跳出经济学论文创作的误区，经济学家当走出书斋，走出工作室，投入到现实生活实践，观察、了解、思考现实，将研究建立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上。

唯有如此，才可能出大作、力作，出精品、经典。

重内容、重观点、重思想、重实践意义、重应用价值，是经济学研究当遵守的根本准则，也是经济学论文创作的根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