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
所谓中国式管理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其实，企业要不要进行中国式管理，完全取决于实践需要。

即要看既定的管理模式、管理工具和制度、决策在执行中是否出现了扭曲，而且是受中国文化制约的扭曲，即中国式扭曲。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校正，就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管理。

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式扭曲，而并非是否适用中国式管理。

什么是中国式扭曲
我们知道，管理科学成果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管理工具应当是没有国界的。

有关专家提出中国式管理这一课题的逻辑基础是，国外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引进到国内后，往往变了味。

其实，“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并非中国才有，比如在日本，一度就有“绩效主义毁了索尼”一说。

索尼虽然没有被“毁”，但是绩效考核在索尼的确产生过扭曲。

索尼公司前常务董事天外伺朗说，索尼实行绩效管理后，问题不断。

因为要考核绩效，必须把各种工作要素量化，人们在这上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在真正的工作上往往敷衍了事。

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提出容易实现的低目标，使得索尼精神的核心即“挑战精神”消失了。

索尼公司内追求眼前利益的风气蔓延，最大弊端是搞坏了公司内的气氛。

上司不把部下当有感情的人看待，业务部门相互拆台，都想方设法从公司的整体利益中为本部门多捞取好处。

于是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在消费者使用时着火，索尼陷入“电池门”，仅当时一个季度就出现约1000亿日元的亏损。

由此可以看出，执行扭曲与一般的管理工具“水土不服”有所区别。

如果说“水土不服”是决策者在引进管理工具时忽视了背景条件，那么执行扭曲主要是在执行中出了问题。

问题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理解错误，客观上出错;另一种则是故意的扭曲，实质上是一种博弈，深为管理者头痛的执行中的“变味”正在于此。

另外，管理者将引进的管理工具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时候，进行一定的变通是必要的。

但执行扭曲与必要的变通有明显的界限，执行扭曲是不正当的变通，背后有不正当利益的驱使。

“扭曲的玫瑰”并非中国所独有，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发生在中国企业里的执行扭曲相对较多，较为普遍，花样不断。

一般说来，它们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遁辞。

中国式扭曲往往有较好的包装，比如标榜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等等。

将不正当的变通归责于环境的不理想、不规范。

在似是而非的遁辞掩护下，执行扭曲具有很强的同化功能，被称之为潜规则，比较有“自组织性”。

中国式扭曲的源头往往是那些实权派人物，或许他们不必亲自实施，只要有所暗示就可以了。

实权派人物可以根据其权力的直接来源或者基础，形成一定的“圈子”，协同扭曲。

问题发现后处理起来更纠结。

中国式扭曲造成损失后，管理者往往会陷入情、理、法的旋涡之中，如果不能深度问责，只能跟着打“太极”。

根据上述特征，我们可以将中国式扭曲的表现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执行作弊。

这是一类严重的执行扭曲，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

比如打着资本运作的旗号，上演着空手套白狼的闹剧，与欺诈近在咫尺。

二是传递误导。

这一类中国式扭曲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只不过那不是口误，而是故意念歪的。

三是激励博弈。

这是经常性的中国式扭曲。

当管理工具涉及人的问题时，往往是为了实施正反两方面的激励，但是令管理者尴尬的是，
管理者所激励的，并非自己想得到的，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被扭曲的文化背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按照中国式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时，同样会产生扭曲，这是不以人们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

比如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吴起，在战场上亲自为负伤的士兵吮脓血疗伤，爱兵如子，应当是中国式管理的典型案例。

但是以当今经济和科技的发达，完全可以对员工有更多层次的人性化关爱，如果管理者一定要采取吴起将军吮脓血那样的具体形式，极有可能是形式主义。

报载：某地的公安局政委到基层看望在酷暑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干警，出于宣传的需要，安排了一支干警队伍列队等候这位政委。

政委来了以后，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白毛巾，给公安干警擦汗。

照片见报后，引起人们的普遍质疑，认为“交警烈日下排队半小时等候被擦汗”纯粹是在“做秀”。

毫无疑问，这位政委的擦汗“表演”难以真正体现对一线干警的关爱。

产生中国式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背景来看，固然与传统文化有关，但是与上述例子类似的扭曲现象肯定不属于中国文化的正源，相反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我们不能把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算在中国文化正源的账上，尤其是对误读所造成的人格的扭曲，不仅不能作为中国式管理的依据，反而需要我们做一番正源清流的工作。

比如有专家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中庸之道，因而中国式管理也应当坚持中庸之道。

这到底是扬长避短还是以偏概全，就取决于我们对中庸之道的批判性认识。

在儒家经典《中庸》里有这样一句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看，很容易理解成在矛盾着的两方面搞折中，这就成了一种中庸之“术”。

如果用来指导实践，在解决矛盾时就是搞平衡，在人格培养上就是明哲保身。

于是，不偏不倚就成了一部分人的处世圭臬。

其实，当我们进一步思考时就可以发现，“不偏”的是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还有一个纵向的思路。

在实践与道之间，“不偏”、“不易”的应该是道。

“中”是射中，即不要偏离道的要求之意，体现着中国文化中的探索精神和执着的意志。

如果说中庸之道已经产生了“术”的误导，使人们得鱼忘筌，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到它的源头——道上来。

这并非在刻意美化传统文化，而是在承认，中华民族在为世界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文化背景。

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具有人性共同的弱点，只不过人性共同的弱点在扭曲的文化背景中有着特殊的表现。

当代，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更多的个体从依赖组织转向依靠个人或者小团体，出于生存的本能和团体体系的需要，在责任的承担方面总是避重就轻，利益分享则相反。

碰到可以扭曲的条件就会尽可能地利用，扭曲的文化背景正可以使他们“如鱼得水”。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想指出：中国式扭曲与扭曲的文化背景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后者不应该成为建立中国式管理的充分理由，管理者大可不必将改善管理的努力建立在迎合扭曲的文化背景上，否则自身的作用也会被扭曲。

校正中国式扭曲
管理中既然出现了执行扭曲，无疑需要校正。

在校正中国式扭曲的过程中，我们将一些有针对性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必要的归纳，称之为中国式管理，以区别于其它类型的管理，并无不可。

但是由于执行扭曲是不断出现的，有针对性的校正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对于
中国式管理不必故作姿态或者削足适履。

反过来说，行之有效的管理一定是一个校正中国式扭曲的动态过程。

首先，校正中国式扭曲应当防患于未然，“治未病”。

在中国式扭曲尚未出现之前，就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扭曲情况，提供严格管理的样板，并且要让人们能够确信。

商鞅在秦国推出新法令之前，特地在咸阳城徙木立信。

向人们昭示自己执法绝不含糊，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尽管此举有树立个人威信之嫌，但是从厘清官府以前的失信，避免政出多门的陈陈相因的作用上讲，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所谓“欲善其终，必固其始”，就是说要想使得一项管理举措取得预期的效果，从一开始就要较真。

对于有可能出现的扭曲苗头没有预防措施，此后就难以控制。

其次，管理者在发现执行扭曲后要从校正自己的行为做起，“反求诸己”。

问题虽然出在下级那里，根子往往在上级身上。

曾国藩曾经说过“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执行扭曲往往是决策扭曲的层层放大。

在管理权威存在的情况下，其身正，其令必行，扭曲的可能性就小得多。

“反求诸己”固然是一种个人修炼，需要体现“修、齐、治、平的个人价值”，但是这并非要求管理者为了“安人”、“大同合偕”，处处表现得像一个谦谦君子。

管理必须创新，管理者个人可以“偏执”，但是在团队中不应当追求个人的特殊利益。

再次，校正中国式扭曲要持之以道，避免纠结于“术”的博弈。

这里的“道”指的是商业文明的基本准则和管理本真，是和更大范围内的共同愿景联系在一起的。

从管理艺术来看，“道”虽然有些“虚”，但是对于管理具有更大的适用性和覆盖面，具有具体的管理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的管理制度无论制定得如何周密，都难以穷尽实践中各种复杂的情况;况且管理制度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需要服从于道的统一。

其中难以避免的缺陷只能靠“道”的影响力发挥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缺乏制度意识，儒家的礼制精深博大，但是礼制的奠基人孔子认为，制定制度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可见制度属于“术”的范畴，最终还是靠“道”发挥作用。

应当指出，当执行扭曲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已经无所谓中国式还是外国式，往往回天无术，只能接受兴亡周期律的现实。

在可控的范围内则需要弃旧图新，即实行企业变革。

在管理层面上讲，就是从“初一”重新开始，这在西方叫“重新洗牌”，让扭曲的惯性终止。

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治未病”的开端。

由此循环往复，与中国式扭曲较真，才能推动管理事业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