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当代分析哲学的最新进展

江怡：当代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与50年前相比，如今的分析哲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譬如，哲学家们不再把逻辑分析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法则和标准；哲学讨论也不再关心世界的逻辑构造问题；分析哲学的基本信条（如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拒斥形而上学、追求科学的统一、以自然科学改造哲学，等等）也不再为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所坚持。

在世纪末的“哲学终结论”的喧嚣声中，某些英美哲学家也开始鼓吹分析哲学的终结。

譬如，1996年，英国哲学家哈克（P. M. S. Hacker）在他的《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一书中公开宣布，分析哲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已经开始衰落，其标志是蒯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发表。

他认为，从分析哲学对科学的捍卫和推崇的角度看，70年代之后的分析哲学已经完全丧失这样的热情，因为科学已经取得了“胜利”。

[①] 1998年，美国哲学家欣第卡则在“谁将扼杀分析哲学？”一文中指出，真正扼杀了分析哲学的既不是维特根斯坦，也不是那些批评分析哲学的人，而是分析哲学家自己，如蒯因、库恩等人。

[②]一、对分析哲学性质的不同解释目前，当代哲学家通过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或者说对分析哲学有了许多新的定义，由此改变了以往对分析哲学的认识，形成了新的分析哲学图景。

蒯因的学生、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的弗诺斯达尔（Dagfinn F?llesdal）既反对把分析哲学定义为像大陆哲学那样关注语言，又反对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寻求分析哲学的根源。

他认为，分析哲学强烈关注的是论证和辩明（justification），即对接受或抛弃某种哲学立场提供各种理由，这样，真正的分析哲学家就不再局限于某种具体的主张或理论，而是为各种主张和理论提供有益的帮助。

根据对分析哲学性质的这种理解，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以及托马斯主义等都可以是分析的，这完全取决于它们依赖理性论证的程度。

这样，分析哲学就不再是一种哲学理论或流派，而是用来支持对话和宽容的一种力量。

他写道：“不能用专门的哲学观点或问题，或通过专门的概念分析方法去定义分析哲学。

相反，它的明显标志是具体的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论证和辩明在其中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只是在这个方面，分析哲学才与哲学的其他…潮流‟区分开来。

……我们应当从事分析哲学，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好的哲学，而且具有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原因。

……理性的论证和理性的对话对于发挥了良好作用的民主来说至关重要。

在这些活动中教育人们，也许是分析哲学最为重要的任务。

”[③]与弗诺斯达尔的理解不同，斯鲁格则是从更为历史的观点考察了分析哲学的起源和性质。

他认为，我们既不能把分析哲学定义为对语言的特别关注，也不能定义为理性的传达者，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产生重叠和分歧的话语领域。

他从目前对弗雷格思想的理解中发现，弗雷格作为一个语言哲学家只能是在派生的意义上，因为目前的理解完全扭曲了他的思想原貌。

例如，弗雷格对意义和意谓的区分主要是句法上的考虑，但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则把这种区分理解为一种关于意义的理论，这完全不符合弗雷格的思想本意，因为在弗雷格看来，要建立这样一个意义理论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他还坚决反对关于数学的经验论观点。

他写道：“总之，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自弗雷格以来分析哲学的谈话语境已经发生了多么彻底的转变。

这是把分析的传统看作多少是永恒不变的，看作是可以用我们目前的观念去确定的，而事实上，这个传统已然经历了一系列决定性的变化，即从早期关心数学的基础到强调经验科学，再到目前关注语言和意义。

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因为分析哲学早期的每个关键人物（弗雷格、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人）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和个人主张进入了这个传统。

分析哲学不再是人们有时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纪念碑，而是肇始就成为各种截然不同说法之间妥协的结果。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就不能像达米特在他的新著《分析哲学的起源》中所做的那样认为分析传统明显地具有一套一致的信念，像他所说的那样，它有一套自己的公理。

实际上，就像其他哲学传统一样，分析哲学是一种产生重叠和分歧的话语领域。

”[④]1996年1月，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分析哲学的过去和未来的国际研讨会，来自英国的哈克、萨克斯（Mark Sacks）、斯科鲁普斯基（John Skorupski）、美国的欣迪卡（Jaakko Hintikka）、弗罗义德（Juliet Floyd）、希尔顿、普特南夫妇、以色列的巴爱利（Gilead Bar-Elli）、本门乃姆（Yemina Ben-Menahem）、贝尔斯基（Anat Biletzki）、弗雷德兰德尔（Eli Friedlander）、卢里（Yuval Lurie）、梅塔（Anat Matar）和罗斯（J. J. Ross）等人，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历史和未来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提出，如果分析哲学没有死亡，它就别无选择地需要改变其使用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的原有纬度。

该会议的文集《分析哲学的故事：情节和英雄》于1998年由英国著名的罗特雷奇出版公司出版。

[⑤] 该书的编者在解释书名时指出，“应当强调的是，我们用…情节‟一词并不是指这样一个极为时髦的…叙述‟概念，就是说必然要涉及到对故事情节做出历史的和编年史的描述。

相反，我们是要寻求探究分析哲学的情节，以强调它的本质，关注它的主要论题。

当然，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对历史之根的探询为这些本质和论题提供了解释的环节。

”[⑥] 该文集论文的一个最大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强调了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风格、路数等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把分析哲学看作是一种与欧洲大陆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理论和主张。

而且，即使如此，作者们对这样的方法、风格或路数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就是说，对分析哲学的性质或定义在他们之中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从不同作者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分析哲学无论是作为一种传统信念还是作为一种现代理性主义形式，都面临着无法避免的困难或危机。

有的哲学家（如罗斯）把这种困难或危机的产生归咎于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错误解释，比如达米特把分析哲学就理解为一种对语言的关注，并试图用语言哲学取代关于思想的哲学；但更多的哲学家则清楚地认识到，分析哲学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带来的，通过研究和澄清早期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和后人对他们的解释，就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把分析哲学放到恰当的历史位置。

二、对哲学史的重新关注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看来，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重新认识不仅来自对分析哲学自身历史的考察，而且来自对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比较，就是说，只有通过追溯分析哲学的哲学史根源，才能真正理解分析哲学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分析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关注哲学史，特别是对与分析哲学有着密切思想联系的休谟、康德以及近代德国哲学给予了特别关注。

塞尔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传统的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史大部分是谬误观点的历史。

这门学科的某一部分历史可能有助于研究真正的哲学。

可是，普遍的看法是，哲学史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必数学史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或者化学史和化学之间的关系更加特殊。

这种看法近年来有所变化，现在人们觉得在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之间有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种新的看法与分析哲学家的最初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过去他们认为分析哲学已与哲学传统作了彻底的、或者的确是革命的决裂。

”[⑦] 同样，普特南在解释他的哲学发展时也特别强调指出了哲学史的回归对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他看来，虽然当代哲学家在处理传统哲学问题的方法上与以往哲学家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对待笛卡尔的二元论的问题上，当代哲学的方法完全是批判性的，但从这些哲学家讨论的问题上看，他们与传统哲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正是从传统哲学资源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出发点。

这样，“长期以来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即认为…哲学是一回事，而哲学史是另一回事‟，显然将寿终正寝。

”[⑧]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哲学家就在关注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

这种关注最初有两个目的：其一，对分析哲学家们来说，这是为了表明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不同，特别强调分析哲学的特殊性，如德国哲学家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的《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1982）；其二，对非分析哲学家来说，这是为了说明分析哲学并不像它所认为的那样是与传统哲学的完全决裂，相反，分析哲学正是继续着自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传统，如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

较为极端的分析哲学家把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看作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

[⑨]近年来，对哲学史的关注集中在本体论和康德哲学方面，特别强调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分析哲学的基础性意义，把分析哲学称作康德哲学后的“第二次哲学革命”。

密芝根大学的德诺兹卡（Jan Dejno?ka）[⑩]、伊利诺依斯大学的克拉克（D. S. Clarke）[11]、科罗拉多大学的汉纳（Robert Hanna）[12] 等人就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工作都受到了当代意大利哲学家科法（Alberto Coffa）的思想影响：科法在他1991年出版的《从康德到卡尔纳普的语义学传统》中明确地把维也纳学派的语义学思想归结为康德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他称作语义学发展史的“维也纳站”（Vienna Station）。

[13] 由于科法把维也纳学派的思想特别是卡尔纳普的思想放到了整个近代哲学的背景中考察，突出了分析哲学在康德哲学中的历史根源，因而他的这部著作如今被美国哲学家看作研究分析哲学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三、分析哲学的最新变化蒯因于1950年发表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通常被看作既终结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信条，也开启了当代分析哲学的新思路、新视野。

这种新视野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完全遵从科学的要求，根据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修正原有的认识；其二是放弃了在认识论上固守一种理论观点的做法，强调要从人类活动的具体条件和要求出发不断调整认识步骤和进程。

分析哲学家的兴趣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显著变化是从意义和指称问题转向了人类心灵问题。

这种转变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内部看，语言哲学家们把研究焦点放到了语言及其意义，但对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状态却很少涉及，因为在分析哲学初期，弗雷格等人就把对心理状态的研究斥为心理主义而排除在了哲学研究之外。

随着语言研究的渗入，语言使用者的因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对表达了信念、思维、知觉、意向等心理活动的命题或句子的研究，必然涉及这些心理活动本身，换言之，对表达了心理活动的命题的研究是为了揭示这些心理活动意义，而不仅仅是分析命题的结构本身；而且，把这样的命题或句子对象化或客体化，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和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