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经济学院讨论关于供给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人大经济学院指出供给侧改革的四个要点
人大经济学院指出供给侧改革的四个要点自从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成为了广为人知的高频词汇。
不过，“供给侧改革”等术语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很少被提及。
比如，非常流行的曼昆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只是简略介绍了导致滞胀的供给冲击和应对冲击的总需求管理政策。
此外，供给学派也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客观地说，“供给侧改革”确实是切中中国经济时弊的重大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需要深入思考并认真研究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
第一，不能照搬英美供给改革经验，因为他们当时面临的是滞胀而我国现在是通缩。
从表象上来看，当前中国面临的增长下滑、国企效益下降和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等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英美的处境有些类似。
不过，问题背后的内在机理却完全不一样。
英美当年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是滞胀，缘起于超越发展阶段过度建设福利社会、石油供给冲击、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因素。
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手段无法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英美推行了以减税、放松管制、国企改革和削减福利开支等为核心的供给改革。
其根本目的是刺激供给，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从而帮助经济走出滞胀困境。
也就是说，英美推行的供给改革是完全对症的药方（当然，经济史学界对此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滞胀，而是呈现出“债务-通缩”迹象，一方面债务不断攀升，另一方面通缩压力持续加剧。
客观地说，当年英美供给改革的很多举措值得中国借鉴。
但如果照搬其治理滞胀的供给改革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债务-通缩”问题，显然药不对症。
在当前产出缺口和GDP平减指数均为负的背景下，笼统地通过增加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和提高效率，虽然会推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弥补产出缺口，但是却会加剧通缩压力、提高中国陷入“债务-通缩”陷阱的可能性。
人大经济学院开展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主题党团日活动
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第 1 页 共 1 页 人大经济学院开展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主题党团日活动为更好的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将理论学习与专业学习相结合，实现“理论走进课堂，党建带动团建，名师引导学子”的目标，2013年12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公教三3101举办了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会暨主题党团日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老师做了专题报告，经济学院副院长刘教授、经济学院虞副教授、丁副教授等参加了会议。
专题报告会由党委副书记丁凯副教授主持。
党日活动中，卫教授做了题为《准确解读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报告。
卫教授如何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做了着重阐释。
他指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市场决定一切、完全抛弃政府在经济中的宏观调控。
西方凯恩斯主义早已承认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当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实生活中，例如房价不断攀升、医疗困难、就业困难等现象完全任由市场调控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涉及社会公益、社会公平福利、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等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调控作用。
因此，绝不能把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立起来。
卫教授还指出了同学们在理解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为正确理解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得到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随后进行了党支部学习成果展示，该环节由经济学院团委书记李老师主持。
2012级博士经济学党支部进行了以“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为题目的汇报，11级本科国际经济贸易2班党支部进行了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为题目的汇报。
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教授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点评，肯定了他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认真学习，针对他们认识和理解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建议。
他指出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都是微言大义，既不能只理解字面含义，又不能过分解读，造成误解。
2013级国际商务硕士党支部进行了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主题的报告展示；13级经济学硕士2班党支部进行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报告展示。
人大经济学院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重点处理好三个关系
人大经济学院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重点处理好三个关系——访中国人民大学卫教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工作要求，针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记者：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您认为首先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卫：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关系。
需从两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动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推动力量。
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科技知识和精神面貌等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社会要“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这些年来，中央也十分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而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要以教育公平、分配公平为条件，以人们体面劳动、体面生活为基础。
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应享受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
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也是把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起来。
他先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讲生产力标准，讲经济发展；又讲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讲价值标准，实际上讲了人的解放与发展。
重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关心人民的疾苦，致力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奉行的宗旨。
但是这一宗旨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又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自觉地坚持与奉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总体上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初步实现了小康。
人大经济学院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战略而不是运动
人大经济学院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战略而不是运动今年3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指出，要确保改革落到实处、不空转、不走形变样。
这无疑释放出一个信号，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
每一项变革都不可能毫无阻力，全局化、结构性的大型改革更不可能一帆风顺、不遇困阻，那么，当下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概念尚需要消化又迫在眉睫的改革，应当如何破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的建议是：加强顶层设计，给地方容纳改革受挫的空间，在合理的激励之下，推动全局改革。
最重要的要素市场是金融市场时代周报：2016年，“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如此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国情出发，我们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推进结构性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的含义？刘元春：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最基本的解读还是“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其次，目前出现的很多主要矛盾和呈现出的情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到底要改什么？”我们主要看到的是，政策扭曲导致我们的供求无法匹配，导致出现低效企业、僵尸企业，出现了目前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相并存的状况。
因此，第二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对于扭曲地的、导致结构性问题的政策要进行全面的调整。
那么调整之后，我们要怎么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各种资源合理配置，经济能够重新良性运转——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扭曲地运转。
为此，我们同时要做两件事：将过剩的产能削减掉，将不足的供给增加起来，同时提高产品质量。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供给侧的粗浅问题为切入点，以结构性的重大问题、扭曲问题为落脚点，以改革作为基本的举措，这是最简单的一重理解。
人大经济学院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及《资本论》的普适价值
人大经济学院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及《资本论》的普适价值经济学理论五个前沿问题近日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办了“《中国经济观察》论坛：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研讨会”，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陈宝生出席了会议。
经济学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共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致词，副主任韩保江主持。
论坛就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重大前沿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及《资本论》的普适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要掌握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
即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面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具体有五个原则：把生产力发展看作社会运动的首要因素，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解释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在生产力渐进的历史发展前提下来解释经济关系当事人的行为；马克思是从所有制关系出发来理解全部生产关系体系；从经济关系出发来解释上层建筑；强调实践。
二是联系实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不管是要生存下去还是要发展得更好，就是要和西方经济学比较。
关于《资本论》的普适价值，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王天义教授认为：《资本论》的普适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经济发展形式的统一性。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对人的依赖，人的依赖关系就是自然经济；第二个阶段是人对物的依赖，表现为商品经济；第三个阶段是人对谁都不依赖，自由发展。
第二，马克思以三大崭新因素为内核建立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一个崭新因素讲了商品有二重性，劳动也必然有二重性。
第二个崭新因素讲了工资的本质，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
第三个崭新因素讲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和特别的区别。
正是这三个崭新因素才使得马克思理论体系得以建立。
第三，马克思以四个环节为支点，确定了社会化大生产情况下经济运行的框架。
人大经济学院提醒正确认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大经济学院提醒正确认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而不能局限于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
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纠正包括国有企业低效论、国有企业垄断论、国有企业非竞争论、国有企业退出论、国有民营对立论等在内的种种片面观点，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结构、体制和机制，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优势。
[关键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但是，对于这一点，人们的认识并非一致。
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必须纠正否定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若干片面认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盛行，私有化的浪潮也席卷了全球，这一潮流在国内也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导致了一些片面观点的流行。
（一）有人认为，公有制产权不清，无人负责，效率低下。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掀起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私有化备受吹捧和神化，被看作是解决所有经济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然而，私有化在全球实践的结果却是成功的经验不多失败的教训不少。
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和当前的这场愈演愈烈、百年不遇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私有化的神话的光芒黯然失色。
危机证明，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必然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贪婪本性的恶性膨胀与现代信息技术和金融全球化的结合，具有极大的掠夺性、投机性和破坏性。
从供给经济学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供给经济学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者：任飞扬来源：《市场周刊·市场版》2018年第02期摘要：西方供给经济学是由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演变而来的，其推崇放松管制，主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精华，结合本国国情，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关键词：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特色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对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干预明显增多，在宏观层面则是通过刺激总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
结果就是政府干预的行业产能过剩，而政府管制过多的行业却供给不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刺激总需求就作用不大。
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新激发国人创业、就业的热情，重塑中国经济奇迹。
一、供给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遭遇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问题，从而导致主流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和挑战。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该理论是造成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的主要原因，凯恩斯主义也无力解决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问题。
因此，西方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指引来走出困境。
在当时情形下，以供给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应运而生。
供给经济学的观点为，凯恩斯提出的经济学观点虽然强调了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对市场上商品需求的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它因素对总供给量的影响，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普遍观点认为总供给量对商品的增长情况造成了重要影响。
故而在当前的经济学中，认为应有的政策主张包括以下方面：不必要支出方面。
不必要支出包括社会福利和价格补贴等因素，另外，在该过程中，还需要能够消除财政赤字。
货币政策方面。
需要遵守保守货币政策。
降低政府干预。
政府降低对市场的干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市场活力，从而刺激经济发展。
减低税率。
降低税率能够让企业提升收益，从而让经济获得更好提升。
关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思考
关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思考作者：季耀华来源：《理财·财经版》2018年第02期目前人们非常关注我国的供给体系及结构。
一方面，由于我国供给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近年来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以及国际市场疲软导致的外需减少，使许多产业陷入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已努力致力“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扩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因此效果并不明显，加之国内民众的消费能力受收入水平、福利保障等因素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供给的有效性不足也严重影响了“扩大内需”的结果。
另外，迅速增长的消费者对于物质消费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需结构就出现了错位，因此需要对供给侧进行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的原因（一）三驾马车的需求拉动模式已经难以维持出口、投资、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三驾马车”，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动力是投资与净出口，然而国内消费的需求一直是一块短板。
最近几年，全球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我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发生相应的变化，人口、投资、资源、外资等红利在逐步降低，传统经济发展的模式变得难以为继。
在传统需求的管理模式下，我国的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展开制定，然而我国投资和出口所占的比例太大，消费所占的比例太小的状况，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弊端。
仅仅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GDP“需求”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三驾马车的拉动力已然无法继续有效。
另外，“供需错位”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
住房、教育、医疗甚至打车等问题无不显示有效需求的不足。
一般周期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是在潜在的增长率达到一定高度时，通过对需求端的刺激从而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二）生产函数效率的提升供给核心的方面是生产函数，生产函数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决定性因素，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投入，尤其是廉价的要素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
我国正准备从密集型要素的投入转变成要素使用效率、提升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利用创新驱动新的发展模式，目前中国的人工、能源、贷款、房地产的成本不断上升，过度的投资、过剩的产能以及国企的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的因素，均对提升生产的效率构成很大的挑战。
人大经济学院：改革重点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人大经济学院：改革重点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科学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
一词之变的意义在哪里？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所谓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指的是整个社会资源应该由市场机制来配置。
同时，国家不应该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而是应该通过调节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以达到对经济干预的效果。
政府应通过调节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活动，用通俗的话来讲，也就是只有在市场做不好或者做不了的情况下，政府才去弥补市场缺陷。
上世纪90年代确定改革的基本路线，经过了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
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是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乃至自由价格体系的形成，都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和发育过程。
应该说，改革的成就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改革过程当中，由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利益边界划分得还不够清楚，因此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首先，我们看到了政府对经济不恰当的干预，或者说政府的越位错位现象频繁地发生，具体表现为，政府主导了经济运行过程，过多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从而扭曲了市场机制，主要表现在价格体制上，比如我们的要素价格还比较扭曲，也包括利率受到行政力量的控制、土地价格的扭曲等等；其次，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区域性市场比较发达，行政割据、地方封锁，造成全国的统一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另外，微观主体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同时，在国有企业当中，由于一直在强调发挥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主导地位，因此也应该看到许多国有企业始终处于垄断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不恰当竞争，都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经济要以决定性作用来替代其基础性作用。
这一提法，实际上是在首先肯定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确定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在解读这个问题上不要产生误解。
现在有一些说法，误认为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是对基础性作用的否定，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刘志迎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实质是短期内刺激需求,来防止经济衰退。
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减少税收,增加政府投资;但经济过于高涨的时候,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投资。
就是要运用G和T来作为政府控制手段,来“烫平”经济的波动。
中国制造业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形成了巨大生产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动用凯恩斯手段,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激发了投资,也刺激了消费(如家电下乡,进一步强化了制造能力,再加上各地方政府GDP竞赛,从而再进一步引致制造能力扩张,形成了巨大的过剩。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需求快速升级,国内的制造处于低端,不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升级。
从而,形成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有供给能力的产品,没有需求;有强烈的需求,却没有供给能力,高端需求转为“海淘”。
大量的粗制滥造不能够消化,找不到出路,僵尸企业逐渐增多,资源配置错位。
萨伊定律告诉我们:“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如果市场机制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供给自然能够创造需求,市场自动会实现均衡。
供给学派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
该学派先驱芒代尔在批判凯恩斯主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供给学派观点和主张,代表人物有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该学派并没有自己的系统思想和理论框架,反对和批判政府的各种刺激政策,推崇萨伊定律。
如果说有核心思想,那就是拉弗曲线,纵坐标是税额,横坐标是税率。
两者形成一个倒U曲线,如果税率是100%,税额就为零。
其基本观点是减少个人所得税和边际税率,减少资本收益税。
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刺激工作、储蓄和投资,从而鼓励资本家投资,刺激生产和供给。
新供给主义的六个核心主张1、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
人大经济学院：供给侧改革要解决“四大张力”问题
人大经济学院：供给侧改革要解决“四大张力”问题3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和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专题报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施路径”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C座800会议室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发言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以供给方面的问题为切入点，以结构性问题为落脚地，以改革为基本手段，构建中国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解决目前的问题。
刘元春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纲领性的思路重在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解决四大张力，否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会流于形式，在一种泛化、行政化中出现问题。
第一种张力是战略目标制定的张力，即解决短期的稳增长和中短期的纠正扭曲，以及中长期的构建新动力三者之间的张力。
战略目标制定要注意顺序，自全球危机以来，首先是危机救助，然后是结构性改革，没有危机救助就没有结构性改革。
因此，周期性问题、局部性风险和系统性问题，仍是近期的重中之重。
第二种张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张力，中央顶层设计已出台，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实施，目前整齐划一的行政性的改革思路和调整思路是受阻的。
在房地产政策上的调整，在钢铁方面的调整，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
偏差是实际上有顶层设计，但没有真正的基层创新。
中央给出的目标与地方所承担的责任严重不对称，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地方形式性、运动性的结构性调整和供给管理，而没有真正的改革，因为地方没有改革权利，更重要的是地方没有改革的内生动力。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央是以结构性改革为落脚点，但在地方就变成供给管理为落脚点。
这之间的张力是下一步必须要特别重视的一个张力。
第三种张力是条与块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很多部门和政策的资源都是在各个部委，但真正的落脚点在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也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承担供给调整的压力，但是又没有改革的举措和需求政策的管理配合，是新时代的条块之间的张力要解决的新问题。
人大经济学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人大经济学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中央明确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同时，也明确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政策基调和原则。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切实地做好相关的具体工作。
去库存房地产库存的结构性特征城市常住人口的群体结构中，潜在购房需求最旺的群体，由于收入等原因，难以对住房形成有效需求。
现在城市常住人口中潜在购房需求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工，以及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城市新增就业人群。
这部分人群因为婚恋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是有较强的购房意愿的，但现实中这种有效需求受到了收入和养老等问题的极大制约，难以成为现实中住房的有效需求者。
房地产库存主要在三四线城市，而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是特大城市群，这导致了房地产供给的区域错配。
因为一二线城市土地较为稀缺，当前房地产投资更多向三四线城市集中。
可是，这些城市在未来城市化中的地位却岌岌可危。
从世界经验来看，这种由原来的乡村变为小城镇、产生很多小城市的城市化趋势并没有发生，而是在完成了城市化之后，大量人口仍然会向大都市之类的地区聚集。
城市化最终可能是呈现一系列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三四线城市人口聚集会较为缓慢，甚至可能会向一二线城市进一步聚集。
但是，因为这些城市已建成的房屋是不可移动的，这就导致了目前房地产供给和未来的房地产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即使我们刺激需求，刺激的最终结果是一二线城市房价高涨，三四线城市依然库存巨大。
房地产库存的新增主力是商业用房，这部分产品在新常态下需求有限，导致房地产供给的产品使用属性与现实需求错配。
目前，商业营业用房高速累计成为了房地产供给结构的一个特征。
在高速经济增长期，对商品房的投资需求上升，再加上前期限购等政策的影响，部分社会购买力转向商业用房，结果导致商业用房的建设面积在过去几年大幅度攀升。
但是，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将会在较长时期维持中高速增长，对厂房等需求拉动放缓。
供给侧改革的四大经济学内涵
供给侧改革的四大经济学内涵在今天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20世纪80年年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都先后进行过供给革命，英国成功了一半，而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至今。
然而，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经济学，都并非只用了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抑或只是实践了供给学派的经济主张，英美的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以供给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同时还有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以及非福利主义的思潮。
本文就此分析供给侧改革背后的四大经济学内涵。
1.供给主义可能是因为供给学派声誉不佳，也可能是供给学派长期以来都处于非主流的位置，国内系统性研究供给学派或供给主义的学者并不多，截止目前为止，中国硕博论文库中还没有一篇以供给学派或攻击主义为题名或主题的学术论文。
但是在经济政策领域，往往是挨骂最多的政策最为成功。
（管清友，2013）无疑，供给主义让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拜托了滞胀泥潭。
在供给侧改革受到热议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了解它。
供给主义，即主张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主张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活动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政策制定主要围绕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出发：1.通过减免税收、减少管制等措施改善企业产品供给；2.通过改革工资标准、工会制度等措施改善劳动力供给；3.通过开启金融自由化改善资本供给。
2.货币主义里根政府经济主张主来源于两大学派：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
货币学派兴起的时间要比供给学派早20年左右，并且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1976年就获得诺贝尔奖，当供给学派还未崛起时，货币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经很有影响力。
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即货币供应量超过了产量的增长,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
因而，货币主义者主张通过减少央行购买国债规模、提高银行贴现率、颁布新银行法等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3.非福利主义二战之后，为了补偿在在战争中深受创伤的人民，福利主义在欧美流行。
人大经济学院发文：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人大经济学院发文：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造成消费能力外流，因此我们必须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党中央作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各地区各部门认识不断提高，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许多地方研究制定了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成效逐步显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学界要进一步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特别是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解，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截然不同《中国社会科学报》：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明确提出这一重大决策的现实背景。
那么，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依据是什么？邱海平：党中央提出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们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能否在可预见的未来重回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就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国内，找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因素，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
而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原因中，结构性因素最为突出。
例如，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当前我国部分主导产业产能过剩，产品库存较严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负债率即杠杆率较高等问题。
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也存在结构性问题，货币资本大量集中于金融领域，而实体经济融资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十分突出。
人大经济学院指出政府要在供给管理上有所作为
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第 1 页 共 1 页 人大经济学院指出政府要在供给管理上有所作为2010年9月25日上午9时，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0年第三季度（总第15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契机、道路与政策。
”新华网对本次论坛进行了现场图文直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教授：我们会发现，在未来产能的治理、人力资本强国的建立，实际上呼吁政府要在供给管理上有所作为。
第一，短期的减税政策，目前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资形成机制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这种表象化的问题，在深层次涉及到整个的政府体系问题，涉及到目前收入分配格局所呈现的富国家、富企业、穷居民的分布状况。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过程中减税很重要，为什么要减税？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认为，第一在加速梯度转移过程中，中西部政策应该有一些差别对待，特别是东部区域转向中西部以后，东部怎么办？政府应该给予减税政策。
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重复建设，这时候对相应的税收政策，特别是资源税、环境税，应当有所考虑。
另外一个，在中期的定位里面更重要，这些年应该说我们从02年就大张旗鼓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使三大需求的比重得到改善，但是我们看到从02年以来，我们的总量指标完成的很好，但是我们的结构性指标却日益被破坏，整个东部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强，外向型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政府在进行供给管理政策的时候没有寻找到恰当的支点，刚才我们谈到供给管理里面很重要的是对技术和产业的管理，这种管理对方向的确定是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的，如果完全的行政化、不以市场为支点、不以世界体系为支点，我们都会面临着失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不要人为的分割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之间的差异，我们老是认为供给管理就是供给管理、需求管理就是需求管理，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中期的管理往往跟未来的短期管理是一致的，我们只有在分配收入上下大文章、在创业上面下大文章才能使短期需求政策留下发挥效益的空间。
人大经济学院说明有效的结构调整才能谷底重生
人大经济学院说明有效的结构调整才能谷底重生核心观点●需求饱和的只是既有的产品和服务，但提升了的产业结构和服务是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打开一片新的需求天地的●结构不能有效调整的经济学意义就是社会的稀缺资源被投放在无效产业上的白白浪费，整个经济缺少进一步前进的支撑点●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创造有利于创新、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环境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我们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并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首。
结构效应是没有尽头的，因为调整结构可以创新出新的需求，调整结构是发挥经济结构效应的前提和条件化解产能过剩就是调整结构。
经济发展可以分作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
水平效应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片面地扩展和重复既有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重在经济规模。
结构效应是通过创新，提升产业、产品结构而获得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
结构效应更着重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水平效应是有边界的，一种产业产能总有饱和的时候。
结构效应是没有尽头的，因为调整结构可以创新出新的需求，人们的需求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需求饱和的只是既有的产品和服务，但提升了的产业结构和服务是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打开一片新的需求天地的。
例如，在传统手机饱和的同时，苹果公司及时地推出了智能手机，开辟了一个新的、巨大的市场。
产业、产品结构的层次和水平，给定了发展的层次和规模，产业结构的固化会导致一国经济的长期徘徊不前，典型的案例就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的经济结构曾使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发达国家经济所以能不断发展，就是其产业结构会通过充满活力的经济机制，自动地提升、调整、吐故纳新。
这种调整和提升是内生的，通常是某一企业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之下，率先创新，探寻未来的新兴产业以及新的技术走向和市场走向，产业结构由此得以提升。
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哲学思考
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哲学思考作者：张阳熠来源：《新校园(下)》2016年第01期最近，一个生僻的词——供给侧改革，进入我的眼帘。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脑海中闪出的一串问号，激发我一定要将它弄个明白。
周末打开电脑，网上搜索、查阅新闻，开启了我探索的旅程。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全面定位“供给侧改革”，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加减乘除”；从人民日报社论到各路专家的权威解读。
一层层迷雾渐渐拨开的同时，我也陷入深深的思考，决定从哲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体现依然记得，国人出国抢购奶粉的事例，也亲眼目睹过排队买苹果手机的震撼场景。
这一方面反映着国人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内供给侧的短板问题。
倘若国内能生产，国人何苦要舍近求远！“这边”商品过剩，再打折促销也无人问津，“那边”不惜万里，走出国门抢购；“这边”房地产库存严重，“那边”诸多购房需求难以满足。
种种现象背后折射出中国长期对“供给侧”的疏忽，造成了今日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尴尬。
“生产过剩”只是一个并不美丽的“生产错误”。
供给侧改革，看起来“高大上”，实际蕴含的经济思想则是朴素的。
其实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解决有些行业产能过剩，有些行业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所以，供给侧改革是立足我国当前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这一实际情况，具体分析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促进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二、供给侧改革是在实践中追求发展真理的体现人生成长就是一个主动追求、不断探索的过程。
国家的发展也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的、可照搬的路子。
在全球化社会大生产的时代，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的阶段性特征表明我们的需求正发生重大的变化。
人大经济学院强调应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及股市背离问题doc
人大经济学院强调应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背离问题新浪财经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XX?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2015年7月4日在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社长出席并演讲。
杨表示，中国的构造出现了比拟大的分化，这个分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首先第一个比拟大分化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化。
特别是在实体经济低迷条件下，我们的股市在房地产的回落过程中出现了股市的泡沫。
杨称，在过去一段时间，股市出现了一个背离实体经济的上扬，所以很多人担忧说中国的股市(泡沫会破)，我们担忧下半年或者明年会，但是没有想到提前发生了。
现在来看问题挺严重。
杨表示，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背离的问题，从战略上认识到利用股市繁荣来降低股市的债务，启动经济和整体，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的必要性，另外一个方面必须要认识到股市泡沫对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
“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是股市出现大下滑的前夜，我们意识到了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股市泡沫很危险，中国是前所未有出现了一个救股市的现象，政府越陷越深。
这个最后如果是把散户绑架政府的话，这个问题挺严重的。
股市上涨总有一天会停滞，泡沫总有一天会沫，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早一点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本钱会低一点，否那么的话越积累本钱越高。
〞杨瑞龙表示。
以下为演讲实录：非常感谢大会的邀请，我也是连续多年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有时机和同行们进展交流。
那么今天我主要是想谈谈就当前的经济开展谈一点看法，大家知道我当经济院院长之前，2006年我们创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出了十次中国宏观经济报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的变化和走势。
所以我借助这个时机，借助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我想谈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家知道我们应对2010年年末开场出现的经济下行，为这样连续多年的下行给出一个新名词，尽管我们官方有一种倾向说大家不要把新常态和经济下限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无可回避，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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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经济学院讨论关于供给改革的几个
理论问题
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鼻祖是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
这个说法是有偏误的，它既不符合经济学发展史的事实，也容易给读者造成主张供给改革就是皈依萨伊定律的错误认识。
实际上，重视供给、认为供给比需求重要、强调供给研究一直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的传统；“劳动创造财富”是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已认识到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且认为货币的价值也是由劳动决定的，他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今天供给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初也是威廉·配第提出来的。
法国古典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不但强调“一切的财富都来源于土地的耕种”，而且认识到经济活动的自由竞争可以使社会总劳动量按照正确的比例配置于各个产业部门。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增加国民财富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有用劳动者的人数；分工的发展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积累增加会增加雇佣有用劳动者的人数；所以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取决于分工发展的快慢和资本积累的多寡。
可见，《国富论》就是从供给方来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的。
古典经济学对供给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整个古典经济学就是供给经济学。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把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是供给决定需求，供给创造需求，供给是第一位的，需求则是第二位的，萨伊的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概括为“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
萨伊定律虽然继承、发挥了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的传统，但主要用意是证明只要对生产不加干涉，就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
按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市场机制是灵敏有效的，可以自动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均衡，从而不会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可见，萨伊定律主要不是供给改革的命题，萨伊也不是什么供给（侧）改革的鼻祖。
我国的供给改革是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与主张“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没有多少直接关系。
供给改革的关键是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
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供给改革，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都在下滑，而且是持续下滑，也就是总供给增长的能力和动力在不断减弱。
从供给方来看，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包括劳动供给、教育、纪律和激励等）、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包括科学、工程、管理、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等），萨缪尔森把这四个因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上的四个轮子，并且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都是一样的。
这四个因素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快慢决定着一个经济增长或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推动这四个因素增长的背后力量则是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
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两种机制又内生于经济体制。
因此，要调动和发挥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必须不断改革、调整和优化经济体制。
这就是我们强调“供给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提“供给管理”的涵义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取得了年均经济增速约10%的骄人业绩，正是由于一系列改革措施把个人和企业从传统制度约束下解放出来，逐步构造了利益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经济的活力、竞争力和发展
潜力。
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上述决定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只有人力资源是活的因素，一切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都需要依靠人来推动，没有人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
供给改革正是要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来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供给改革和需求管理是长短期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我国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启旨在扩张或调控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模式，由于中国统计口径中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因而这种调控模式被形象地称作“三驾马车”模式，这一模式的理论渊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和需求管理理论。
近年有学者把“三驾马车”模式及其理论斥为“骗人的把戏”，也有学者认为我国近些年的宏观调控受了“三驾马车”错误理论框架的指导。
其依据是，“三驾马车”理论是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背道而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问题，因为根据索洛等人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两者都与“三驾马车”无关。
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因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确实在总供给一方。
但这种观点存在片面性：供给方的因素（人均资本和TFP）决定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率；在总供给能力（生产能力）或潜在增长率一定的条件下，有效需求及其增长决定了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决定了总供给能力被利用的程度；虽然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索洛增长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生产要素和技术被充分利用，但这毕竟是特长期分析的一种假设，真实版的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现的，特别是短期和中期的经济增长。
因此，一个国家的（年度）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不可能与“三驾马车”无关。
我们的经济分析和政策抉择，既要关注供给方，也要关注需求方，因为供求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既要关注长期，也要关注短期，因为长期是由若干短期构成的。
如果只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这不是经济学的正确方法，在实践上可能会带来副作用。
就如同飞机按亚音速飞行和按超音速飞行对发动机、质量和构造要求不同一样，一个经济在其增长或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总供给的结构、质量、动力的要求是不同的。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了经济起飞阶段，已进入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冲刺阶段。
现在强调供给改革，强调经济转型升级，强调结构调整、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改革、供给管理无疑是正确的。
但供给的转型升级再造是一个中长期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完成。
即便是现在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供给改革成功范例的“里根经济学”，供给改革也只是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才明显见效。
所以，要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顺利进行，不能放弃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
进一步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经济已由短缺型经济转变为需求不足型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将是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
从这一点来看，也不能只强调总供给而忽视总需求。
我国供给改革的背景与美国里根时代不同
有学者在讨论中，联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和里根政府的供给改革实践。
应当注意到，目前我国供给改革的背景与里根时代的美国是不同的。
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美国经济在70年代中后期陷入滞胀。
因此，里根就任总统（1981-1989年）期间，放弃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一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转向供给学派倡导的供给改革和供给管理。
中国经济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出现增速下滑，生产率（TFP）走低，但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商品短缺和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而是相对过剩和低档次上的绝对过剩。
更重要的
是，中国经济目前没有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PPI自2012年以来持续负增长，GDP平减指数已连续4个季度负增长，CPI自2012年以来持续低于103，并呈现不断走低的趋势。
这提示我们，目前中国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有经济趋冷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既需要注重通过供给改革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也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来活跃市场，振兴经济，不能像里根政府那样在实施供给改革（减税、削减束缚经济活动的规章条例和推进市场化）的同时紧缩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