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域文化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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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域文化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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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域文化篇1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
其西部是青藏高原,东部为四川盆地,数亿年的地质运动,沧桑巨变,造就了瑰丽险峻的巴蜀风光。
四川,正位于中国西南交融、南北过渡的走廊,多年来既有利于揉合吸收东西民族之长,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精华,哺育出博大奇绝的巴蜀文化。
山清水秀的四川拥有无限的自然风光;
地灵人杰的四川有是著名的文化之邦;
在历史长河中,四川是人才荟萃之地;
在民族交融中,四川素有“民族走廊”之称;
中国的道教之源在四川;
世界的茶之源在四川;
……
数千年的时空传承,凝炼出四川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和特殊内蕴,也融造了四川旅游的无限魅力。
第一章古蜀历史文化
四川的古蜀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系文化。
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充分证明: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代,华夏大地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几个大块,它们各自有渊源,自成体系,在独立成长中又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而其中的长江上游文化板块就是古蜀文化区。
第一节古蜀文化的历史沿革
一、四川原始人类
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
在四川东部的巫山县(现属重庆市)大庙,科学家发现了距今202~204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
在川中的资阳县,出土了著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
在川东的铜梁县(现属重庆市)、川中的资阳鲤鱼桥、川西平原的成都羊子山以及四川盆地西南的汉源县,发现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和兽类遗骨,时代大致在几十万年到一二万年前。
这些考古遗存和遗迹,便是四川先民生息劳动的最早的证据。
二、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1万年以前,四川进入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磨光石器、陶器、家畜遗骸等,在东起长江三峡,西至甘孜、阿坝的全川范围内广泛分布,迄今发现遗址200处以上,表明新石器文化的种子已经撒遍了巴山蜀水。
四川新石器文化的重要遗址有巫山(现属重庆市)大溪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岷江上游遗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遗址、西昌礼州遗址、成都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
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
这里发现了密集的居址,大量磨光石质生产工具、陶器、动物遗骸,以及工艺品,这表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进入新石器的全盛时期。
由于新石器文化的高度发展,引起了川西平原腹地文明要素的逐渐产生。
大约4000年前,在广汉三星堆故地出现了早期城市,原始形态的刻划文字和青铜器,一个古文明中心于在那时的四川诞生。
而这一时期,正与史籍所载“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结束和川西平原政治的一体化相一致,表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产生出来。
这个政权,便是早期的古蜀王国。
三、古蜀国的消亡
公元前316年,巴、蜀战争风云再起,蜀王率大军攻巴,巴王求救于秦。
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将军司马错率师伐蜀,蜀王迎战于葭萌(今广元市的昭化),蜀军战败,后为秦军追杀,秦遂灭蜀。
同年冬,司马错移师东伐巴国,虏获巴王,
巴国遂灭。
四、古蜀文化之后的蜀文化
古蜀国虽然被灭掉了,古蜀国作为一个政治形体从历史舞台消失了。
但蜀文化仍然还保持着强大的惯性,一方面与外来文化迅速融合,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演变,最后演变了新的区域性文化——新意义上的蜀文化。
(一)秦灭蜀及移民兴川
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的主要措施是: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劝督农耕,以收服民心。
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一系列反秦活动后,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
农业上,秦在蜀地大力推行《秦田律》,改变田制,开阡陌,扩大田亩面积。
全面发展私有制,促成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
工商业上,筑成都城,设立盐、铁、市官。
在生产力上,主要是移民兴川。
秦惠王时就迁移秦地居民移居蜀地。
秦始皇在位后,鉴于蜀地人口过少,“徒上郡实之” 。
灭掉六国后,将六国富豪、强宗大量迁入蜀地。
这些措施,使蜀地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兴建都江堰
李冰是秦昭王时的蜀郡守,以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
工程而名垂青史。
都江堰修建在岷江上游与中游之交的灌口处,这里扼成都平原的咽喉。
为了治理岷江泛洪,李冰集蜀中传统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壅江作堋,将岷江干流分为内、外两江,外江泄洪,内江既可泄洪,又兼有灌溉、航行之利。
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宝瓶口、飞沙堰和鱼嘴三大主体工程构成。
它的修建,为成都平原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都江堰水利工程经过历代维修和续建,今天仍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因而被中外誉为中国古代水利科学的结晶。
(三)两汉经略蜀地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将四川划分为若干郡县。
前106年,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辖8郡56县。
由于秦汉之际的连年战争均在四川以外进行,四川一直是汉王朝的大后方和关中饥民的“就食”之地。
西汉建国后,鉴于蜀地是“帝业所兴” ,又是汉王朝重要的粮食和兵源基地,所以“不封藩王” ,划为“天子自有”之地,为中央直辖,这样也不受西汉时“七国之乱”的影响。
长期处于汉王朝稳定政治统治下的四川,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到景帝末,四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出现歌舞升平的繁荣局面。
进一步加快了汉文化在蜀地的传播及与原蜀文化的融合。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至广州,发现蜀商经夜郎(今
贵州安顺地区)、牂柯江(今贵州北盘江)运至广州的枸酱。
汉武帝命唐蒙招降夜郎,出兵牂柯江以攻南越,并使夜郎周围的部落归汉。
汉王廷又发巴蜀数万民众修南夷道,直通牂柯江和滇池区域。
汉武帝还命蜀人司马相如入川,抚谕民众,经营西南边事,招抚邛、笮、冉等西南夷部落,并在其地置县,归蜀郡统辖。
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云南到身毒(印度)的道路,发兵攻占且兰(今贵州贵平、黄平一带)及夜郎,置牂柯郡。
公元前109年,汉兵至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
从此,西南地区大部纳于汉王朝统治之下,促进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东汉,四川政治比较稳定,时称“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东汉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73个县,民户达到117万多户、469万口,人口发展超过了西汉时期。
(四)四川的发展及蜀文化的新生
汉代四川的稻作农业十分发达,水稻亩产达到780~1160斤,成都平原已是全国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生产相当发达。
成都平原边缘地区以种植芋类为主。
汉代四川的林业、牧业和渔业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如柑桔、荔枝、桑、麻等,均普遍种植,尤以茶叶名闻海内,是中国茶文化的最早起源地。
汉王朝在四川设有3处工官,并在成都设车官和锦官,管理四川的手工业。
除名扬海内外的蜀锦外,蜀布的名声也盛极一时。
蜀布又称为“黄润细布” ,一匹蜀布价值数金,是布中极品。
汉代四川的金银加工艺术非常发达,产品除畅销全国各地外,还远销乐浪(今朝鲜境)等地,蜚声海外。
汉代四川的漆器制造业以成都为中心,产品多销于湖北、湖南,也远销朝鲜,以其质地优良、制作精美而名传于世。
汉代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网络继续扩大和发展。
成都不但号为名城,为西南第一大都会,而且与中原的洛阳、临淄、邯郸、宛齐名,并列为全国“五都” 。
公元初,成都人口仅次于京师长安,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汉代四川商业兴盛,成都的市场上,商品齐备,应有尽有,而且“市廛列肆” ,时人称之为“万商之渊” 。
汉代四川进一步开发利用了“滇缅道”(蜀身毒道),发展了中印国际贸易,成都也成为著名的国际都市。
经过秦汉政治经济政策的改造及直接作用,四川的古蜀文化逐步消失了,但一种新的蜀文化在与中原主流文化的感应融合中诞生了。
这种文化在多方面向着汉文化迅速转化,形成一种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体系。
第二节古蜀文化概念及形成发展
一、古蜀文化的概念
(一)古蜀文化的渊源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和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使四川在遥远的远古就形成了比中国内地其他地区自律性更高的地域文化——古蜀文化。
古蜀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考古学上的文化。
它指的是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和。
考古学文化定名的一般原则是以最早发现的小地名作为文化的名称。
“至于时代较晚的原始社会,因为它们毗邻的各个社会中有些已有文字记载,所以这些文化有时便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巴蜀文化。
”
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首先是一种文化必须是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
这些类型品是经常地、独有地共同伴出。
第二是共同伴出的这一群类型,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
换言之,不仅在一个墓地中的几个墓葬内,或一个居住址中的几座住宅内发现,而是在不同的墓地和居住址中都发现过它们在一起的。
再者是我们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
从考古发现看,古蜀文化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方始消失。
古蜀文化,是指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古蜀族和蜀地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
其社会结构的总和。
过去,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只讲黄河流域——由龙山文化至夏商。
七十年代扩展到辽河流域——由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长江流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到吴越荆楚文化。
八十年代,随着三星堆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考古工作,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长江流域上游在四千多年前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
文明的光芒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放射出来,波及影响到了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有明显地理范围的文化区域——古蜀文化区。
(二)古蜀文化与巴文化
文献中和实际中常常提到的巴蜀文化,其实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多元总和。
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
《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
” 《李斯传》载谏客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拨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
在商周之际,这一区域则只称蜀。
在古代文献中有蜀人的记载,甲骨文中亦有蜀的记载。
根据彭州出土的“覃父癸” 、“牧正父己”铭文的铜觯,证明参与武王伐纣的蜀就在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
从《尚书牧誓》记,当时参加伐纣八国有蜀,以后与周王
朝关系一度亲密。
平王东迁后,特别是战国时期与秦交往较多,之后成为秦地,在统一战争中成为秦对楚作战的前方基地。
到了东周战国时代,由于巴蜀两大诸侯国并举,以及四川盆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形状,人们往往巴蜀并称。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 。
实际上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陕西旬邑周原卜辞有关记载中有蜀无巴。
因此,我们将这遥远时代的区域文化称之为古蜀文化。
至于将巴与蜀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两地山水相接,导源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四川盆地,这是一个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
巴与蜀曾有过长期同处一个盆地的时期,1997年前的四川省行政区域包括了重庆及三峡的巴文化地区。
二是发现时它们是已是属于行将消失的晚期阶段。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且当时资料较少,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而言。
因此,巴蜀之称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的。
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巴文化和蜀文化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
巴蜀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从巴蜀文化中分
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
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
巴文化分布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逐渐迁至重庆,其渊源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后者则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其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安阳殷墟中称作“蜀”的地区,其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古蜀这个文化圈的范围,已被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所印证,具有三星堆——十二桥蜀文化性质的遗存在成都平原有密集的分布。
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遗址甚至在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中坪均有发现,其中的蜀文化成份与距成都平原的距离呈反比,呈现出古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
二、古蜀文化的形成发展
(一)古蜀文化的兴起发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尚不能确定蜀文化的源头。
但无需讳言,这种文化是远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的成果。
古代蜀人的主要活动地方就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盆地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
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区。
因此,探寻蜀文化的源渊主要着眼于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充分表明:在距今4000年以前,成都平原星罗棋布般地分布着多种文化群落。
这些文化群落有着一
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分布。
成都平原这支具有空间广延性并具连续性分布状态的文化,便是早期的蜀文化。
所以,成都平原有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在广袤的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物质文化遗存分布广泛。
而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域,则是广汉、成都及周围地区,这一带的文化中心区是岷江流域及成都平原,而又以岷江与沱江之间的成都平原偏北地区为主,在这一地域陆续发现了多处早期的古城遗址。
继三星堆古城遗址后,1995年之后,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等早期城址。
距测定,这些古城距今约4500年,在时间上早于三星堆。
可以肯定,在成都平原一带早期还有更多的城市分布。
根据考古研究,上述诸城早晚关系为:宝墩-芒城-郫县古城和鱼凫城,再是三星堆,它们构成了一部古蜀早期古城古国发展史。
这些古城的兴衰,与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迁移有关。
换言之,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后,最先修筑的是宝墩古城和芒城。
后来由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政权更替),自然方面的原因(比如洪涝灾害),古蜀人从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移居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
他们放弃了以前的城邑,相继修筑了鱼凫城、郫县古城。
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往后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崛起和兴盛。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四周为高峻连绵起伏的山
脉以及丘陵所包围,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复合冲积扇平原。
来自西部高山的河流一出山口后即呈扇形散开,使得整个平原河网密布。
同时,受盆地地形影响,河水不易外泄,地势低洼之处,容易积水成湖成泽,洪水一来更是一片汪洋。
所以,正如《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
” 这就决定了蜀人进入成都平原时,必须首先同洪水和湖沼作顽强斗争,也就必然有一个辗转迁移治水的过程。
在排水泄水、治理沼泽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农耕文明。
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和紫竹城等古城遗址,多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部、西南部到腹心一带,说明古蜀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城市聚落生长点,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先从平原西南边缘治水建城起,再逐渐推进到平原腹心地带。
这批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地带最早诞生的城市文明。
早期蜀地邦国林立的状况是相当持久的。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地区间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
在考古发现的成都平原距今4000多年的几个古城遗址中,最大的面积达60万平方米,最小的则才10万多平方米,其出土的资料在文化上既相似又相异。
此种状况说明:在古蜀这块土地上,各部落既有文化上的交流,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文化特点;不同古城城墙这一防御设施的存在,表明他们中呈现的冲突和矛盾。
最后,强者进一步演化为胜者,成为蜀地的主宰。
从文献记载来看,确切可知的蜀人的历史是从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末叶)开始的,在武丁时甲骨文卜辞中曾多次提到“蜀” ,那时的蜀人已拥有强大的力量和辽阔的城域。
由于蜀与商分属于不同的政权体系,并且蜀国没有成为商的外服方国,故蜀地城市建筑没有遵守商朝关于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新兴的古蜀文化兴起后继续相对独立发展着。
例如,按照中原城市规模等级制度,方国之都绝对不能大于王都,如山西夏县的东下冯、湖北黄陂等中原古城就是如此。
但四川地区不受中原规格约束,蜀地城市的建设方式与商城体系也不一样。
在三星堆,古蜀城周边分布着密集的居址,城市内部都有主体建筑和一般性建筑,拥有作坊区、生活区、宗教区、宫殿区,城市的布局和功能分区与中原古城明显不同。
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的古城,代表了古蜀文明。
其中尤以三星堆文明最为引人注目,它所代表的古蜀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
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这样高度发达的文化将向外扩张、辐射。
两条向南的大江,为古蜀文化顺游而下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顺地势由高向低传播也是必然。
跨过盆地北缘,早在夏商时代,古蜀文化就开始向北拓展,连续分布到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一带,在西周时期甚至影响到了渭水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成为蜀文化向北传播的边缘分布区。
西南大渡河、青衣江一带也受到这种文明的影响。
先秦时期,蜀既是一族称,也是一方国。
甲骨文中就记载蜀与商的密切联系,周武王讨纣时,蜀等国相从。
之后,中原与蜀地文化的交流渐多,直至秦灭蜀。
古蜀文明中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方始消失。
(二)古蜀文化的历史分期
四川盆地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根据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蜀地史前文化最早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早期古人类的化石、旧石器遗址等代表人类从蒙昧状态走向野蛮状态的遗存,在区域内时有发现,如资阳人、汉源富林旧石器文化遗存、广元中子铺文化以及茂县营盘山文化、广汉三星堆早期文化等。
古蜀地区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
由于目前还存在许多缺环,两者之间是否是有直接的继承演变关系,史学界说法不一。
但如果以最早文明的诞生作为史前文化结束的标志及古蜀文化的开始的话,那么,古蜀史前文化基本结束于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叶。
古蜀文化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盛衰兴亡不可避免。
纵观古蜀文化的发展进程,其文明演变的时序是:
第一期——滥觞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时期。
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早期蜀文明,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著标志是早商时期的规
模宏大的古城。
这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早期的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
青铜制作业已经出现,代表器物主要是兵器和工具。
对应于文献,正是传说中的“三代蜀王”时期。
第二期——勃兴期,这个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到周初的时期。
在此期间,城市生活方式基本确立,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以成都、雅安沙溪、汉中盆地等为支撑点的文化圈层。
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神权政治达到极盛的顶点,经济也空前繁荣。
这一时期蜀地青铜文化进入全盛期,代表器物主要是礼器和酒器。
第三期——扩张期,这个时期相当于西周到春秋早期。
古蜀文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文化广延性大为增强,古蜀文明的空间架构不断扩大。
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在精神领域和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已向纵深发展,城市体系扩大,国家形态日益成熟。
第四期——鼎盛期,这个时期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晚期。
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体系的成熟,文字制度的形成,礼乐制度的完善。
通过文献记载和反映,这一时期之初是春秋早期的鳖灵入蜀,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了无论是政治势力还是文化影响都比较大的开明王朝。
这一时期末是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然后秦从中原向蜀地移民,古蜀文化从政治形态上消失,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也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