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的异化解读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
《使女的故事》的异化解读
张静怡 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之一。

环境污染极导致生育率极低，女性被迫接受《圣经》的代孕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使女”。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异化；性
作者简介：张静怡（1994-），女，汉，山西省朔州市人，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戏剧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5-100-02
引言：
《使女的故事》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部小说，主要讲述了未来基列国女性所遭受的悲惨命运。

本文立足于异化角度，验证在异化社会中女性的卑微生存状态。

一、女性的异化
作者以巧妙的笔法串联着过去与现在，也不时地让女主人公想象着过去和现在。

女性被分门别类，作品虽然以“使女”阶层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究其本质而言，女性是其中心描写对象。

虽然《使女的故事》并没有像《变形记》那般将人虫化，但她们却失去了自由、平等的权利；大主教虽然没被物化，但他们却丧失了悲天悯人的情怀。

物欲的追逐让他们忘记了怜悯，权力的背后是人性的丢弃，良知的退化让人类一步一步迈向异化的深渊。

社会的异化也会导致女性丧失理智，怜悯之心荡然无存，特别是主教的妻子，她对男权、对宗教的仇恨只能转嫁到比自己地位更低的弱者身上。

这种异化生活注定会造成主教妻子对使女的仇恨厌恶，塞丽娜•乔依本能地害怕奥芙弗雷德和丈夫进行的“受精仪式”会让他们产生真正的感情。

她对奥夫佛雷德十分不满，当她得知奥芙弗雷德未成功怀孕时，气愤地把奥芙弗雷德推倒在地上，将她关进小屋子里。

作为高高在上的主教妻子，依然享有随意羞辱欺凌使女奥芙弗雷德的权利。

为了让使女奥芙弗雷德早日怀孕，更为了让使女早日离开家，她竟然在花园里和使女奥夫佛雷德提出，让司机尼克代替主教使她尽快怀孕。

为了怀孕塞丽娜•乔依真的是不择手段，这种荒唐的“受精仪式”让她失去了往日的知性，像是疯狂的奴隶主。

社会的异化也会导致女性如大海里失去方向的小船。

如基列国剥夺女性工作的权利意味着她们失去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机会，长此以往女性势必会和社会脱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女性心理的非正常化。

使女奥芙沃伦的命运是悲惨的，刚踏入红色感化中心的她，因反驳回击嬷嬷的训斥而被剜去一只眼睛，此后她的精神逐渐异化。

当奥夫佛雷德去陪伴产后的奥芙沃伦时，天真的奥芙沃伦相信了主教的花言巧语，她告诉奥夫佛雷德，主教爱上了她并允诺带她远走高飞，她开心得手舞足蹈。

当谎言被戳穿，无法找到心理上和现实中的出路，她陷入了人格扭曲和分裂纠结的状态，试图抱着自己的女儿结束生命，虚伪的社会逼着她跳海身亡。

小说另一个场景颇为震撼，在奥芙沃伦即将分娩时，大厅里却围着各个主教的妻子，中心是主教妻子惨痛的喊痛，她模仿分娩的痛苦。

当使女生下孩子后需要移交给主教的妻子，仅仅叫喊几声后，她就理所当然成为孩子的母亲。

生命的到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主教妻子的行为让人匪夷所思，她们的行为不是在欢迎生命，而是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的讽刺。

二、性的异化
性爱是人类的私密生活，直到现在，“性”仍然是很多作家避而不谈的话题，但阿特伍德却大胆地进行描写铺叙。

在她的笔下，“性”因基列国的黑色男权而异化。

异化的社会造成了异化的夫妻关系，异化的夫妻关系势必导致性的异化。

在《使女的故事》中，两性关系不是因为夫妻之间真挚的爱，而是基于国家的需要，主教的欲望，使女对于主教来说更像是一个奴隶。

（一）主导权的丧失
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想象并塑造了恐怖的基列社会，夫妻之间失去了正常夫妻应有的幸福温暖，主教和妻子乔依之间相互背叛，最后走向陌生对立。

在这个金字塔般等级分明的国度，坐拥天下是那些大主教们，他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与自由，过着雍容的贵族生活，享受着使女的臣服，处于生物链的最顶端，即便如此，也无法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竟然以花言巧语和眉目传情的方式勾引使女背叛妻子。

原本妻子塞丽娜•乔依拥有体面的工作，睿智的思想，甜蜜的婚姻，可是基列国成立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她每天只能呆在家里，监视着使女的一举一动，不再像往日写作出书，她逐渐脱离了社会，与丈夫的交流也渐渐减少，最终她丧失了爱情的主导权。

正常的性行为发生在恩爱的夫妻之间，可是基列国却把使女的丈夫残忍地杀害。

以环境的污染和为国家奉献为理由，囚禁使女并让使女被迫接受《圣经》代孕思想，和陌生的主教共同完成繁衍后代的任务，抗拒、尴尬、压抑充斥着每个现代女性的内心。

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更不必说自主选择丈夫性伴的权利；而基列的使女却作为客体而存在，是“机器”，是“工具”，自由选择性伴对她们而言就是遥不可及，生命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和大主教们结合繁衍后代。

对于主教的妻子而言，一旦她们不能怀孕，就会失去了正常夫妻间的性爱活动，只能愤怒地看着丈夫随心所欲地和使女进行性行为。

她亲眼目睹着“受精仪式”，理所当然地纵容着丈夫和其他使女进行繁衍后代的活动，所谓的“受精仪式”就是使女在主教妻子的膝下与主教交合。

这种仪式活动实则却是男权的张扬，异化的显现。

不管是使女还是主教的妻子，她们丧失了曾经拥有的“性”的主导权。

（二）性心理的扭曲
夫妻之间是因为欣赏钦慕而恋爱，拥有幸福的婚姻，进而才产生正常的两性关系，匪夷所思的“受精仪式”必然造成主教性心理变态。

在作品中，所有的女性都必须接受“受精仪式”，主教和使女在主教妻子面前性交不过是动物式的性活动,尊严与道德对主教而言，是最廉价的副产品。

性爱是夫妻之爱的自然流露，是人性光辉的自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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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芥川在《寒山寺与虎丘》一节中写道“苏州是个好地方啊，依我说是江南第一。

那地方不同于西湖，尚未染上老美情趣。

光这一点就十分难得了”。

表明了芥川对西洋势力对中国的破坏的厌恶之情。

总之，通过对一系列西洋人的行为的描写，表明了芥川对西洋势力的不满之情以及对当时中国无法反抗西洋势力的惋惜之情。

结论：
本文通过从对理想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差异的态度转变、对中国文人的态度以及对在华西洋势力的态度三方面分析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

得出的结论是：芥川龙之介是热爱古典中国同时又厌恶现实中国的。

而通过与代表着不同阶级的中国文人的交流，芥川开始对中国的现状担忧，并且分析得出了现实中国的出路是社会革命。

此外，通过分析芥川对在华西洋势力的态度，更是可以看出芥川真正厌恶的其实是破坏中国古典文化的西洋势力。

所以，无论是古典中国还是现实中国，芥川龙之介对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都是热爱的。

注释:
[1]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页.
[2]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3-14页.[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43页.
[4]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5]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6]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7]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71-72页.
参考文献:
[1]张婷.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A].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9).
[2]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M].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3.
[3]陈天然,黄海燕,陈琦.由赞美至蔑视—从《中国游记》看20世纪初日本人的中国观[A].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4]张琢.芥川龍之介の中国観への再認識—『中国游記』を中心に[D].西安外国语大学,2014.
[5]齐秀丽,郭艳萍.评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中国像和中国观[A].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4).
当这种爱演变为一种荒唐的仪式，最初的那种幸福感便黯然失色。

呈现给使女的只是冷漠无情的肉体，没有爱情的火花，内心毫无波澜。

在主教和奥芙弗雷德的第二次“受精仪式”上，主教因阳痿无法进行这一活动被迫离开，他的良心在那一刻受到谴责，他害怕了。

妻子试图帮助他，向他求爱，他宁可选择自慰的方式也不愿意选择妻子。

空洞呆板的“受精仪式”的背后是夫妻感情的磨殒殆尽，曾经因为爱情而难舍难分的主教和妻子之间早已是同床异梦，名存实亡。

在小说中，丈夫私自带使女奥芙弗雷德进入书房，并和她玩字母游戏，而他平时是不允许妻子进入书房的，更不会陪妻子进行娱乐活动。

夫妻本应是携手同行，但是在宗教极权的基列国，使女的存在，权力的诱惑，环境的诉求，国家的利益，匪夷所思的制度让原本恩爱的夫妻陷入了貌合神离的异化状态。

作为基列的大主教，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当妻子不在家时，沃德福主教像一只偷腥的猫带着奥夫佛雷德居然去荡妇俱乐部，背叛家庭和爱人，他们丧失了内心的本真，性心理也逐渐走向扭曲。

主教对使女仅仅是性欲, 野蛮粗暴的肉体结合, 这不是健全的性爱，因为它缺乏精神和肉体的结合。

这种非正常化的性爱违背了社会的准则, 超越了道德的底线。

道德因素使人从单纯满足肉欲的性爱中解脱出来, 而追求一种精神的满足, 追求性和爱的统一, 这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作品中所谓的“受精仪式”根本的目的主教阶层追求欲望, 违背了良知和道德的性欲无法让他享受真正的爱情。

三、异化背后的思考
故事中的基列国利用《圣经》禁锢女性思想，剥夺女性工作机会，让她们迷失自我，失去独立的能力。

近代社会体制形成以前女性的地位如同奴婢一般，女性经常被看做是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

文艺复兴以来，女性开始追求爱情婚姻的幸福与自由，更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随着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深入，民主平等得以真正确立，女性的地位得以确认。

十九世纪女性文学的兴起，以及伴随而来女权运动的发展，让女性再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

女性对于权力的追求再一次冲击了传统意识，女性的价值完成了再造，小说中所展现的异化现象仅存在于历史之中，但警示的意义仍在。

新时代的女性一定要与时俱进，努力争取应有的权利，实现自我价值。

人生而平等，更何况女性承担着繁衍种族的重任，女性应该享有和男性同样的话语权。

女性从生理机能的角度的确与男性无法相提并论，可是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大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女性和男性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新时代的女性首先就应该有自我觉醒意识，和男性承担家庭责任，共享社会资源，平衡家庭与事业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陈小慰译. 使女的故事[M]. 译文出版社, 2017.
[2]周大力. 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废都》——新时期性爱小说浅探[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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