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李鸿章外交及其影响

评析李鸿章外交及其影响

作者：谭小雨

来源：《神州·下旬刊》2018年第06期

摘要：李鸿章的外交生涯素来毁誉参半。通过对“以夷制夷”等外交思想的贯彻，他在外交上取得了在近代中国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但他的外交也有着诸多无法挣脱的局限性值得后世深思。更为意义重大的是，李鸿章的外交为现代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调，影响着当今中国的外交思想与策略，具有巨大的研究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局限性；影响；晚清；现代中国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第一人，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从来都存在着许多争议，而正如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所说，“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1]，李鸿章一生中的外交活动数不胜数，其功过是非亦是后世争论不休的焦点。笔者以为，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成就断然不可忽视，但由于主客观、国内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李鸿章的外交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此外，李鸿章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外交对今日建立在独立平等基础上的外交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当今中国之外交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先进的外交思想与杰出的魄力才能

纵观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虽有诸多引人非议的失败之处，但亦不乏许多闪光点所在。

（一）“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在处理法国安南之役中展现出的外交智慧与手段令其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的同时也引得了欧洲诸国的关注。在法国对安南虎视眈眈、摩拳擦掌之际，李鸿章充分运用了其外交才能与军事才能，“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1]，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使得“法人乃先请和于我”[1]。李鸿章通过其无与伦比的外交智慧为在外交上从来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争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主动权，实乃中国沦为两半社会以来的首例，不可不说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大成就。同时在安南之役中体现出来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与手段亦标志着李鸿章杰出的外交能力。尽管“以夷制夷”的思想在日后的外交过程中暴露出了其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然是较为先进的外交思想，也代表了中国外交的一大进步，而自始至终贯彻“以夷制夷”思想的李鸿章则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杰出的外交家。

（二）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

李鸿章最为人称道的外交事迹无疑是在日本进行《马关条约》的谈判时哪怕遇刺带伤在身也依然一心为国、寸土必争的故事。尽管“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李鸿章仍旧“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1]，这样的慷慨激昂也无怪乎“君子敬之”。李鸿章在这次外交中体现出的一心为国的外交精神既是他本人人格魅力的体现，又是在对当时素来仰人

鼻息的中国的国家地位的提升，不可不谓是“有益于国”。想来后来李鸿章历聘欧洲时“各国待之有加礼”[1]，多多少少也都出于对他那舍身为国的人格魅力的敬服罢。

（三）享誉世界的外交才能

当时世界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十分之高。在西方人眼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当时的西方人还把德国首相俾斯麦、李鸿章、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并称“当世三杰”。德国和日本还发行了李鸿章的明信片，日本发行的世界五大伟人系列的明信片中，李鸿章位列第三。日本媒体对李鸿章有着极高的评价——“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甚至评价他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能够在如此广的世界范围内收获众口一词的赞许，李鸿章的外交能力与手段自是毋庸置疑，他的外交精神与人格魅力同时也是值得称赞的。

笔者认为，虽然梁启超先生有言曰“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1]，但对于李鸿章的在外交上作出的贡献绝不能全盘否定。李鸿章在外交过程中灵活运用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以及展现出的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思想精髓是他外交生涯中不可忽视的成就所在，同时，正是他的外交，为岌岌可危的晚清政府争得了国际上的一席之地。故而对其外交成就，我们应持肯定态度。

二、主观认知的匮乏与晚清形势的局限

尽管李鸿章的外交有着诸多可取之处，但正如前文提到的梁启超先生对其的评价——“实失败之历史也”，李鸿章的外交生涯终归是失败案例多于成功，也正是由于此，李鸿章在后世才被冠以“卖国贼”、“走狗”之类的恶名，这些评价虽存在偏颇，但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失败由此已经可见一斑。

使李鸿章“遗臭万年”的外交事例无外乎二——与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以联俄抗日为目的的《中俄密约》的签订，而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亦不难得出李鸿章外交的局限性所在——主观上自身认知的局限以及客观上没落的晚清政府的局限。

（一）主观认知的匮乏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拥有军事指挥权，但由于过于迷信列强武器，以及缺乏对国际事态的分析，从而做出了不合实际的决定，最终导致中国海陆两军的战败，从而不得不迫于无奈签订《马关条约》。“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盖稔知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审度彼此利钝，尤不敢掉以轻心。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2]由此不难看出，李鸿章始终过分强调武器的重要性，甚至偏激地认为只要武器足够精锐，装备足够先进，就可以无往不胜，所向披靡。所以事实上李鸿章并不明白取胜的关键在何处，他并不知道“武器不是万能的，而战争的胜利在于领导的正确指

挥、人民抗敌力量的团结，以及战争正义与否的有机结合”，[3]一言以蔽之，他从未意识到国民在对外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梁启超先生对这点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概述——“不识国民之原理”。正是因此，《马关条约》这份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才成为了无法扭转的必然。

而使李鸿章背负颇多骂名的《中俄密约》的签订更是体现出了他对于国际局势认知的局限性。笔者并不认为外交智慧卓越的李鸿章会完全看不出俄国主动伸出援手之后的居心叵测，那么能够解释其为何采取联俄策略的只有一点——联合与中国维持着表面上友好关系的俄国总好过联合已然显露出勃勃野心的日本，这个推测从他“日人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得俄以慑倭”的观点中不难得到验证。从此显然可以看出，李鸿章在外交方面虽不乏能够为中国争得片刻利益的小聪明，但其对于世界大局的认识实在匮乏。他仅仅只是把日、俄两国当做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即他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认知仅仅只局限于双边关系，却忽略了当时列强纷争、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忽略了其他诸列强对于瓜分中国的渴望，正如梁启超先生分析的那样，“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1]与列强之间的周旋，需要的是对国际大局，对各国利益诉求清醒认识，而置身于晚清对外界懵懂无知的环境中的李鸿章尽管凭借外交经验对于世界局势有了较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清楚的了解，但“此时的中国，既无正常合理的外交机构，亦无随时势变化高效运转的外交机制，更无和舟共济的统治集团，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仅凭李鸿章所掌握的有限外交知识，是根本无法对付的”，[4]如若不能准确地认识到当时世界之大局，李鸿章的外交进程将必然地为他的“不通世界之大局”所拘。

（二）晚清形势的局限

晚清特殊的环境也是对于李鸿章外交进程的不可忽视的局限之一。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作为一个国家外交的基础，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外交场合中发言的分量，更是制约着该国的外交策略，甚至会对其外交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况之中，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都极为衰弱，不仅国土被列强瓜分，更是毫无主权与国际地位之说，身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外交官，李鸿章在外交过程中必定是不可避免地进行违心而无奈的妥协。更何况当时朝廷中大多是只会清谈的封建官僚，“对外一无所知，盲目自大，每遇中外纠纷，一味叫嚣为天朝的体面而战，每遇战争失败又顿从盲目自大走向妄自菲薄”，[4]与这样的人同朝为官，纵使李鸿章有着通天的本领，想来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也无怪乎他发出诸如“（在朝大臣）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5]的批评了。国家现状的桎梏，国力衰弱的现实，势必会掣肘李鸿章的外交，使他在与列强的斡旋与博弈中落于下风，最终无奈妥协，《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的签订就是这种无奈妥协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各方面个人认知的缺乏与特殊环境下国力衰弱的现实使得李鸿章的外交显得精明有余而格调过于狭窄，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李鸿章的外交才会总以妥协与失败告终，甚至激起国民的愤慨之情，为他招致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