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09中文系非师（1）班
090105111
周青青
公元七五五年，一场颠覆了整个盛唐王朝的动乱在中原大地上爆发。

唐帝国自此由盛而衰。

而与盛唐气象一并欣蔚文坛的浪漫气息也转入对尖锐现实的摹写。

随着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的生活日益困苦，激起诗人面对惨痛现实的悲愤情怀及对广大人民的悲悯，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

元结、顾况等人一系列揭露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了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同调。

这一股暗流到了中唐更是愈发汹涌，最终在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的创作及推动下，掀起了中华诗歌史上著名的新乐府运动。

（贞元、元和年间，中原大地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迫使诗人不得不正面现实；另一方面，社会相对稳定，曾经一度在形式上的全国的统一为诗人们对现实改革的期望带来一丝希望。

）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文中说道：“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

’予遭理世而君圣盛，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
“新乐府”一名由白居易提出，宋郭茂倩纂辑《乐府诗集》，分乐府为十二类，其最后一类标题为“新乐府辞”，本于白居易。

所谓新乐府，即以新题写实事的乐府式的诗。

这里的重点有三：一是用新题。

建安时起文人乐府就有少数写实事，但多借用古题。

新乐府自创新题，故亦称“新题乐府”。

二是写实事，即用新题又写实事，是由杜甫创始的，但并非所有新题都写实事。

新乐府专门“刺美见事”。

三是新乐府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

“未尝被于声”。

音乐上是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其体现了汉乐府的现实精神。

由汉乐府“缘事而发”，一变为曹操等人借古题而写实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到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成为有意识的写作准则。

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直接推动者，白居易在这一运动的发展中起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作为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吸取总结了我国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顺延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上的发展，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

对于新乐府运动的形成与发展，白居易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

《与元九书》就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倡导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提到白居易及其诗歌的贡献上不能不提到新乐府运动，而说到新乐府运动，也必定要提到白居易的缘由。

在白居易的理念里，首先我们不难看出他推崇一种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这种作用从某种方面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使命。

诗歌要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在《新乐府序》中，白居易说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即所谓“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

针对当时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在白居易之前，“但伤民病痛”。

将诗歌与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在白居易之前，还没有人如此明确的提出过。

虽然他对于新乐府的这种倡导及诗歌的评价方式不免偏激，且将诗歌与现实的功利作用过分联系在一起，未免将诗歌的内在核心价值部分忽视弱化。

但在当时那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中，这种直面社会现实苦难及社会症结的勇于承担的态度却是值得称赞的，而这种诗论的也重在反对虚泛而空洞的形式主义，为我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影响。

其次，在白居易的诗论中，还看到了一种对于文学根治现实生活的认识。

“感于事”“动于情”而发。

《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成于歌诗矣。

”必须对这个世界有所关照，主动的去关心现实生活与政治建设。

《秦中吟序》：“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与元九书》：“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

”这些便是这一理论具体践行的表现。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并系统的提出诗歌的四要素：情、言、声、义。

其中，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
形式。

尤以实义最为重要。

“义”即《诗经》“六义”，主要指那种美刺的现实精神。

“经之以六义”。

带着对现实深切的感触与关注去使诗具有美刺精神。

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感人至深、感人为善的诗歌，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

第四，为了充分发挥诗的功用，更好的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服从内容表达。

《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文字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

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在这一系列的诗论理论的指导下，新乐府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

在白居易的创作中，他也极力的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随着白诗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新乐府运动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同时，还有一批与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受白居易影响颇深的诗人也同样在创作上为新乐府的声势扩大作了不少贡献。

而白居易则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

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喻，二闲适，三伤感，四杂律。

”这个分类原不够理想，因为前三类是以内容分，而最后一类又是以形式分。

但基本上对于白居易诗歌的研究上还是适用的。

同时从他把杂律列为单独一类来看，反应出律诗这一新诗体在元和年间已经发展到可以与古体诗分庭抗礼的程度。

到了晚年，白居易又曾将五十一岁以后的诗只从形式上分为“格诗”和“律诗”两类，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四类诗中，价值最高的当属第一类讽喻诗。

这些讽喻诗与作者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相一致。

同时也是其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

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白居易的讽喻诗从“惟歌生民病”出发，第一个特点就是广泛的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给予极大的关怀。

在《观刈麦》中，他描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

在封建社会不知是农民，妇女的命运也同样是悲惨的。

对此，白居易也有很多方面的反映。

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

特别是对被迫断送青春的宫女尤为同情。

“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对于宫女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来看待，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废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

他那首著名的《上阳白发人》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基础。

同时，白居易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为“救济人病”，讽喻诗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

例如两税法实行上的失误，宫市，进奉等。

作为讽喻诗的第三个特点是爱国主义思想。

这便和中唐时期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西凉伎》便通过老兵之口感叹：
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息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而在艺术形象方面，讽喻诗也有其自身特点。

首先是：主题专一明确。

一首诗只集中描写一件事，不旁涉它事，不另出它意。

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

然后，描写塑造人物上，运用外貌和心理细节刻画。

其三，鲜明的对比。

如《轻肥》《歌舞》等诗篇。

第五，语言的通俗化。

语言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喻诗更为突出。

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也”。

总的说来，在中唐时期这一场在诗歌上的浩浩荡荡的新乐府运动承继了我国自诗经以来的可贵的现实主义态度，对这之后的诗歌发展及其他各种文体及文风的影响是极大的。

而白居易作为我国诗歌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从诗论及创作上都为这一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 中国文学史.（二）/游国恩等主编；-2版（修订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