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发生期旧体诗的历史考察

新文学发生期旧体诗的历史考察
作者：周军
来源：《关东学刊》2020年第05期
[摘要]新文化运动中树立的以新为贵的价值标准，使得新文学发生以来的旧体诗常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近年学术界对此予以了祛蔽，但成果更多聚集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若跳出现代学科偏见，以理解之同情的辩证视角审视新文学发生期的旧体诗，则会发现诗歌流派及其个体内质都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状态。

在现代性塑造的社会变迁话语规训下，旧体诗稳固的结构出现变革的松动，而诗作者虽新犹旧、似旧却新等复杂多变的文化态度主宰了旧诗的写作。

[关键词]旧诗流派;文化态度;辩证视角;现代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基金项目“新诗写作背景下的旧体诗研究（1917-1927）”（15BZWl77）;闽南师范大学校长基金项目“新文学发生期新旧诗学的现代演进研究”
（sk19014）。

[作者简介]周军（1980），男，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漳州363000）。

所谓新文学发生期指向的其实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主要是指以胡适、陈独秀等人引领的新文学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段。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新文学发生期的前后，旧体诗坛的流派也是异彩纷呈，大致而言，有维新诗派、革命诗派、同光体诗派，中晚唐诗派、汉魏六朝诗派等。

但这些流派的划分也往往只是站在舊诗坛的角度来审视旧派文人旧体诗写作的情形。

如果站在新文学发生期的视角来考察旧体诗的细部则会发现，旧体诗的文化守成与现代性语境的渲染，新旧文人并作及新旧文人的交往等诸多文化现象共同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现代中国诗学风景。

应该说，新文学发生期前后时期的旧体诗因诗作者文化意识的流转，创作出来的旧体诗内质情况也较为复杂，因此，冲破旧有学科划分的束缚，从文化变迁的历史立场予以辩证考察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一、上溯下引：时代书写与文化承袭
毫无疑问，新文学发生前后旧体诗写作的大本营在旧派文人之中，而诗歌流派在此时期的发展形态显然为宏观考察旧体诗提供了便利。

从诗歌内质的时代流转看，开启旧体诗向现代转向的当首推维新派的诗歌。

可以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与洒脱让维新派诗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印痕。

该派诗人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士大夫文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成为闪耀的诗人，而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推动的诗界革命也蔚然成为诗坛一股新的生力军，并且在新文学发生后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革命诗歌领域。

该派诗歌有着良好的内在革新意识，诗作中多描写新事物，轮船、火车、电报、西方政治制度多有涉及。

康有为周游外国时就写下了大量具有异域风情的诗歌，尽管这些诗歌写作不在
新文学发生的时间段，但康有为的影响力决定了其新派风格的诗作在此后很长时间段内都仍然有很多人阅读与模仿。

第二个流派是因追求民族独立而崛起的革命派诗歌，也在当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代表性诗人在民国也多有诗作，他们是章炳麟、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章士钊、刘师培等。

当然这一流派的文人大多成为了南社核心力量，尤其是南社专门刊物《南社丛刊》更是刊出了大量旧体诗词，开民智、移风俗、鼓斗志、宣民主成为南社诗文的主色调。

可以说，正是因为承载了反帝反封的革命理想，该派诗人写作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较之以往的革命诗歌都有了较大的创新，尤其是现代民族意识大量涌人诗歌写作中，这是古之诗人所没有的，南社的革命诗歌将古典诗歌引向了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写作之中。

如柳亚子的“何当北伐成功日，画出放翁团扇妍”，“应为鼓鼙思将帅，北征心愿几时酬”等诗不仅深具诗史特色，而且在典雅写作的同时诗人又通俗地将现代革命的心弦波动以革命鼓荡之势引人了诗歌之中，所发所感与民族、国家等现代文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宋诗派在近代诗歌领域影响较为深远，该派以杜甫、韩愈、黄庭坚等为宗，代表诗人有程恩泽、祁藻、曾国藩、郑珍、何绍基、莫友芝，后演化出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沈瑜庆、林旭等。

同光派诗歌主张不墨守盛唐，以宋为宗，以新为贵，以奇险为上，提倡文气与学理相结合的诗歌创作。

同光体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表现可圈可点，先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专门访问著名旧体诗人陈三立，而直到30年代国际上举行笔会，邀请中国代表仍有陈三立。

学者袁进也指出：“不要说20年代的旧体文学的创作数量大于新文学，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其时派代表二人，一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陈三立，代表旧文学。

’可见当时旧文学的社会影响。

一直到40年代，文言作品依然在报刊和著作中时有出现。

”当然，同光体内部又有分别，从整体上说其诗风宗宋。

按照钱仲联先生的划分，同光体诗人大致分为三派。

一派是以陈三立为代表，该诗派主要以南京为活动中心，王瀣、陈隆恪、胡朝梁等皆属此派。

一派是以郑孝胥、陈衍为代表。

该派的活动场所以福州、上海、武汉、北京为中心，沈瑜庆、陈宝琛、林旭、何振岱等属于此派。

以陈衍的诗学来看，陈衍提出三元说，认为不必强分唐宋诗或抑唐纠宋，应该将唐宋诗平等待之，同时注重宋诗对唐诗的突破与创新，所以他说：“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

”纵观陈衍诗学，不难发现其变风雅、兴诗教、重现实的诗学指向，不过陈衍的诗却喜欢用典，显得生涩。

最后一派是浙派，代表诗人是沈曾植。

该派以北京、武汉、上海为中心，主张沈曾植的“三关说”，袁昶、金蓉镜、马浮等属于此派。

当然，宋诗派也随着同光体诗人内部的纠偏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其影响也开始大减。

随着社会运动的潮落，一些文人陷入思想的沉积期，在诗歌风格上出现了拟古一路，汉魏六朝派就是近代以拟古诗风为特征的诗歌流派，以王闽运、邓辅纶等为代表人物，高兴夔、程颂万、陈锐亦属于该派。

新文学发生前后该派以王闽运、程颂万在诗坛的影响较大。

王闽运不满清代宗宋诗的风气，因此力倡汉魏六朝诗。

陈衍认为王闿运的诗“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
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辩，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

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然其所作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

”可见，即便在文化保守阵营的陈衍看来该派诗歌效法汉魏古风并不值得提倡。

中晚唐诗派作为近代重要的诗派在新文学发生期前后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代表诗人首推樊增祥、易顺鼎。

该派近中晚唐元白温李之诗风，作品大多工巧对仗、辞藻华丽、喜用典故，诗作以才气见称。

但也因其遗老的文化癖好，其诗又显得诗品格调不高，例如易顺鼎的捧角诗与樊增祥的香艳诗均受人诟病。

汪辟疆虽对二人有微词，但他也认为：“实甫才高而累变其体，初为温李，继为杜韩，为皮陆，为元白，晚乃为任华，横放恣肆……樊山胸有智珠，工于隶事，巧于裁对，清新博丽，至老弗衰。

”柳亚子在谈到自己旧诗写作时也谈及民国诗坛的状况，在他看来，“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做旧诗的人，大概可分为三派：甲派是王闿运，乙派是郑孝胥、陈三立，丙派是樊增祥、易顺鼎。

”可见，在柳亚子心中这几位在旧体诗诗坛的份量正如上文梳理，他们对旧体诗坛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此外，一些社会贤达在彼时诗坛也是有一定地位的，比如民国四公子：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张伯驹;成都五老七贤：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交龙等等，这些社会贤达在旧诗写作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

比如赵熙，有誉称“晚清第一词人”，陈衍比之唐代诗人岑参，夸赞其“诗才敏捷，下笔百十韵或数十首立就。

造诣在唐宋之间，所作不下二三千首，每首必有精卓不犹人语”，在巴蜀诗人圈中享有很高声望，汪辟疆视其为西蜀派之领袖。

二、变与不变：社会巨变下的文化书写
流派的演进会有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旧体诗诗人的个体写作则能具体而微地展示时代新变，因此，找寻新文学发生期的旧体诗样本来考察就很有必要。

应该说，晚清以来的旧体诗写作在新文学发生的十年中仍然得到了延续式发展。

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文人更多保留了旧诗的本色当行，而努力革新民族精神面貌的文人则在引现代性人旧诗方面有了更多的探索，不过，无论旧体诗的“变”或是“不变”都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书写的写照。

所谓“延续式发展”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延续”乃薪火传承自不待言，而“发展”则表现为两种诗学路向：其一，晚清以来，新名词、新事物、新意境已经通过新派诗的大力宣传进入诗词写作，成为具有时代影响力的诗学范式;其二，随着器物层面的浸染以及西学思想层面影响的深化，现代思想的表达在旧体诗写作中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为代表的诗作。

此外，在此期间后起的诗人，不论旧派还是新派，从其传统诗学教育背景来说，这些诗人写作旧体诗的国学根基都较为深厚。

旧派文人之间的诗歌酬唱不必多言，即便是新派文人之间也多有旧诗酬唱，例如，即便是新文学发生已经过去十多年以后，周作人五十大寿引发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等新派文人诗词唱和在文坛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风波另当别论，但新派文人的祝寿唱和选用了旧体诗却别有一番意味，尤其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无独有偶，在新文化运动过去将近十年的1926年，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一首诗也是如此，兹录如下：“何谓人生科学观，万
般消息系机缘。

日星不许夸长寿，饮啄犹堪作预言。

道上儿能杀君马，河干人岂诮庭貊。

如君恰是唯心者，愿与欧贤一细论。

”应该说，白话文学的兴起其实与晚清民初宋诗派的影响有着莫大关系，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从白话诗运动的主将们浸润于中国文化，谙熟中国古典诗歌这个事实中，从当时盛行宋诗这一背景中，我们应当看到白话诗恰恰与他们反对的中国古典诗歌有某些似反实正的渊源，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拈出的是白话诗运动的精神与宋诗‘以文为诗’趋向的微妙关系。

”所以，新旧诗之间的界河看起来很是分明，而实际上新旧文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则非常紧密。

胡适许多白话新诗的旧诗印痕明显其实都是在自觉意识的推动下做出的文化选择。

总的来讲，旧体诗写作的时代烙印还是比较强烈的，试观如下几首诗：
1917年《纪事》胡汉民
辫子军来万象惊，六师不整石头城。

御书有分传南海，宝玺无缘送北兄。

独使董公称健者，谁教殷浩负虚名？求人熏穴何辛苦，自有降王孺子婴。

1918年《沪江重晤秋枚》黄节
国勢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

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

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1919年《洞庭舟中感怀》陈隆恪
洞庭波暖草如烟，一梦惊回二十年。

恸哭九原倾汉室，烦冤三户戴秦天。

云心不乱游风外，春色难成落照前。

此日君山同寂寞，独分眉黛下楼船。

1922年《壬戌九日》郑孝胥
十年几见海扬尘，犹是登高北望人。

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楼何地数星辰。

晚途莫问功名意，往事惟余梦寐亲。

枉被人称郑重九，更豪谊语压悲辛。

1924年《偶忆湖楼之一夜》俞平伯
出岫云娇不自持，为风吹上碧玻璃。

卷帘爱此朦胧月，画里青山梦里诗。

1925年《释疑》闻一多
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救亡羊。

神舟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1926年《大雪中寄刘三》沈尹默
漫斟新酿写新愁，苦忆杭州旧酒楼。

欲向刘三问消息，不知风雪几时休？
1927年《寄映霞》郁达夫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上面引的几首诗是从各种诗选中辑录出来的，写作或发表时间都在1917—1927年时间段内，如果有挑选标准的话，那就是希望能避开诗坛流派的门户之见，尽量让挑选变得具有随机性。

从作者身份来说，既有新文学家闻一多、俞平伯、沈尹默、郁达夫等，也有遗老郑孝胥、政治家胡汉民、著名教授黄节、社会名流陈隆恪等，这足以说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旧诗写作的人员具有社会身份多元化与知识背景差异化的特征。

而当时时代焦虑的催化，旧诗写作也多指向了对于国事的关注，而与古代相异的是，“欧风美雨”侵袭下的中国面临的危机以及时代催发出来的现代社会文明，都不是古代文人所能经历与体会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这些文人士大夫的诗词写作都是有感而发。

不仅如此，与古人相比，这些文人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后，获得了古代文人所没有的独立人格，他们可以跳出一朝一姓的喟叹，独立地为时代、为现代国家、为普罗大众而呼喊。

胡汉民诗中对于辫子军张勋复辟的嘲弄，黄节诗中呼唤人们面对乱世要“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陈隆恪“恸哭九原倾汉室，烦冤三户戴秦天”，都深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悲痛现状以及进入现代文明之后的反思。

虽然古代诗歌面对时代变迁也有相应的变化，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引导的现代性规训并非古代所能比，所以，新文学发生期的旧体诗在现代性的书写方面已经跳出了古代意义上的士大夫对王朝与黎民的悲思藩篱。

中晚唐诗派作为近代重要的诗派在新文学发生期前后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代表诗人首推樊增祥、易顺鼎。

该派近中晚唐元白温李之诗风，作品大多工巧对仗、辞藻华丽、喜用典故，诗作以才气见称。

但也因其遗老的文化癖好，其诗又显得诗品格调不高，例如易顺鼎的捧角诗与樊增祥的香艳诗均受人诟病。

汪辟疆虽对二人有微词，但他也认为：“实甫才高而累变其体，初为温李，继为杜韩，为皮陆，为元白，晚乃为任华，横放恣肆……樊山胸有智珠，工于隶事，巧于裁对，清新博丽，至老弗衰。

”柳亚子在谈到自己旧诗写作时也谈及民国诗坛的状况，在他看来，“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做旧诗的人，大概可分为三派：甲派是王闿运，乙派是郑孝胥、陈三立，丙派是樊增祥、易顺鼎。

”可见，在柳亚子心中这几位在旧体诗诗坛的份量正如上文梳理，他们对旧体诗坛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此外，一些社会贤达在彼时诗坛也是有一定地位的，比如民国四公子：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张伯驹;成都五老七贤：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交龙等等，这些社会贤达在旧诗写作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

比如赵熙，有誉称“晚清第一词人”，陈衍比之唐代诗人岑参，夸赞其“诗才敏捷，下笔百十韵或数十首立就。

造诣在唐宋之间，所作不
下二三千首，每首必有精卓不犹人语”，在巴蜀诗人圈中享有很高声望，汪辟疆视其为西蜀派之领袖。

二、变与不变：社会巨变下的文化书写
流派的演进会有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旧体诗诗人的个体写作则能具体而微地展示时代新变，因此，找寻新文学发生期的旧体诗样本来考察就很有必要。

应该说，晚清以来的旧体诗写作在新文学发生的十年中仍然得到了延续式发展。

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文人更多保留了旧诗的本色当行，而努力革新民族精神面貌的文人则在引现代性人旧诗方面有了更多的探索，不过，无论旧体诗的“变”或是“不变”都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书写的写照。

所谓“延续式发展”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延续”乃薪火传承自不待言，而“发展”则表现为两种诗学路向：其一，晚清以来，新名词、新事物、新意境已经通过新派诗的大力宣传进入诗词写作，成为具有时代影响力的诗学范式;其二，随着器物层面的浸染以及西学思想层面影响的深化，现代思想的表达在旧体诗写作中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为代表的诗作。

此外，在此期间后起的诗人，不论旧派还是新派，从其传统诗学教育背景来说，这些诗人写作旧体诗的国学根基都较为深厚。

旧派文人之间的诗歌酬唱不必多言，即便是新派文人之间也多有旧诗酬唱，例如，即便是新文学发生已经过去十多年以后，周作人五十大寿引发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等新派文人诗词唱和在文坛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风波另当别论，但新派文人的祝寿唱和选用了旧体诗却别有一番意味，尤其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无独有偶，在新文化运动过去将近十年的1926年，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一首诗也是如此，兹录如下：“何谓人生科学观，万般消息系机缘。

日星不许夸长寿，饮啄犹堪作预言。

道上儿能杀君马，河干人岂诮庭貊。

如君恰是唯心者，愿与欧贤一细论。

”应该说，白话文学的兴起其实与晚清民初宋诗派的影响有着莫大关系，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从白话诗运动的主将们浸润于中国文化，谙熟中国古典诗歌这个事实中，从当时盛行宋诗这一背景中，我们应当看到白话诗恰恰与他们反对的中国古典诗歌有某些似反实正的渊源，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拈出的是白话诗运动的精神与宋诗‘以文为诗’趋向的微妙關系。

”所以，新旧诗之间的界河看起来很是分明，而实际上新旧文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则非常紧密。

胡适许多白话新诗的旧诗印痕明显其实都是在自觉意识的推动下做出的文化选择。

总的来讲，旧体诗写作的时代烙印还是比较强烈的，试观如下几首诗：
1917年《纪事》胡汉民
辫子军来万象惊，六师不整石头城。

御书有分传南海，宝玺无缘送北兄。

独使董公称健者，谁教殷浩负虚名？求人熏穴何辛苦，自有降王孺子婴。

1918年《沪江重晤秋枚》黄节
国势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

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

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1919年《洞庭舟中感怀》陈隆恪
洞庭波暖草如烟，一梦惊回二十年。

恸哭九原倾汉室，烦冤三户戴秦天。

云心不乱游风外，春色难成落照前。

此日君山同寂寞，独分眉黛下楼船。

1922年《壬戌九日》郑孝胥
十年几见海扬尘，犹是登高北望人。

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楼何地数星辰。

晚途莫问功名意，往事惟余梦寐亲。

枉被人称郑重九，更豪谊语压悲辛。

1924年《偶忆湖楼之一夜》俞平伯
出岫云娇不自持，为风吹上碧玻璃。

卷帘爱此朦胧月，画里青山梦里诗。

1925年《释疑》闻一多
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救亡羊。

神舟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1926年《大雪中寄刘三》沈尹默
漫斟新酿写新愁，苦忆杭州旧酒楼。

欲向刘三问消息，不知风雪几时休？
1927年《寄映霞》郁达夫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上面引的几首诗是从各种诗选中辑录出来的，写作或发表时间都在1917—1927年时间段内，如果有挑选标准的话，那就是希望能避开诗坛流派的门户之见，尽量让挑选变得具有随机性。

从作者身份来说，既有新文学家闻一多、俞平伯、沈尹默、郁达夫等，也有遗老郑孝胥、政治家胡汉民、著名教授黄节、社会名流陈隆恪等，这足以说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旧诗写作的人员具有社会身份多元化与知识背景差异化的特征。

而当时时代焦虑的催化，旧诗写作也多指向了对于国事的关注，而与古代相异的是，“欧风美雨”侵袭下的中国面临的危机以及时代催发出来的现代社会文明，都不是古代文人所能经历与体会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这些文人士大夫的诗词写作都是有感而发。

不仅如此，与古人相比，这些文人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后，获得了古代文人所没有的独立人格，他们可以跳出一朝一姓的喟叹，独立地为时代、为现代国
家、为普罗大众而呼喊。

胡汉民诗中对于辫子军张勋复辟的嘲弄，黄节诗中呼唤人们面对乱世要“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陈隆恪“恸哭九原倾汉室，烦冤三户戴秦天”，都深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悲痛现状以及进入现代文明之后的反思。

虽然古代诗歌面对时代变迁也有相应的变化，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引导的现代性规训并非古代所能比，所以，新文学发生期的旧体诗在现代性的书写方面已经跳出了古代意义上的士大夫对王朝与黎民的悲思藩篱。

中晚唐诗派作为近代重要的诗派在新文学发生期前后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代表诗人首推樊增祥、易顺鼎。

该派近中晚唐元白温李之诗风，作品大多工巧对仗、辞藻华丽、喜用典故，诗作以才气见称。

但也因其遗老的文化癖好，其诗又显得诗品格调不高，例如易顺鼎的捧角诗与樊增祥的香艳诗均受人诟病。

汪辟疆虽对二人有微词，但他也认为：“实甫才高而累变其体，初为温李，继为杜韩，为皮陆，为元白，晚乃为任华，横放恣肆……樊山胸有智珠，工于隶事，巧于裁对，清新博丽，至老弗衰。

”柳亚子在谈到自己旧诗写作时也谈及民国诗坛的状况，在他看来，“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做旧诗的人，大概可分为三派：甲派是王闿运，乙派是郑孝胥、陈三立，丙派是樊增祥、易顺鼎。

”可见，在柳亚子心中这几位在旧体诗诗坛的份量正如上文梳理，他们对旧体诗坛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此外，一些社会贤达在彼时诗坛也是有一定地位的，比如民国四公子：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张伯驹;成都五老七贤：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交龙等等，这些社会贤达在旧诗写作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

比如赵熙，有誉称“晚清第一词人”，陈衍比之唐代诗人岑参，夸赞其“诗才敏捷，下笔百十韵或数十首立就。

造诣在唐宋之间，所作不下二三千首，每首必有精卓不犹人语”，在巴蜀诗人圈中享有很高声望，汪辟疆视其为西蜀派之领袖。

二、变与不变：社会巨变下的文化书写
流派的演进会有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旧体诗诗人的个体写作则能具体而微地展示时代新变，因此，找寻新文学发生期的旧体诗样本来考察就很有必要。

应该说，晚清以来的旧体诗写作在新文学发生的十年中仍然得到了延续式发展。

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文人更多保留了旧诗的本色当行，而努力革新民族精神面貌的文人则在引现代性人旧诗方面有了更多的探索，不过，无论旧体诗的“变”或是“不变”都是社会转型时期文化书写的写照。

所谓“延续式发展”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延续”乃薪火传承自不待言，而“发展”则表现为两种诗学路向：其一，晚清以来，新名词、新事物、新意境已经通过新派诗的大力宣传进入诗词写作，成为具有时代影响力的诗学范式;其二，随着器物层面的浸染以及西学思想层面影响的深化，现代思想的表达在旧体诗写作中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为代表的诗作。

此外，在此期间后起的诗人，不论旧派还是新派，从其传统诗学教育背景来说，这些诗人写作旧体诗的国学根基都较为深厚。

旧派文人之间的诗歌酬唱不必多言，即便是新派文人之间也多有旧诗酬唱，例如，即便是新文学发生已经过去十多年以后，周作人五十大寿引发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等新派文人诗词唱和在文坛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风波另当别论，但新派文人的祝寿唱和选用了旧体诗却别有一番意味，尤其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无独有偶，在新文化运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