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西方音乐史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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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西方音乐史的教学方式
摘要:文以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与分析为主,结合教学实践,分别对西方音乐史教学中两个重要的教学模式进行论述。
强调既要加强对音乐本体的分析,又要将西方音乐艺术放入其生长的背景与文化环境中来观察。
这两种讲授西方音乐史的方法应在教学中被同步实践。
一、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
中国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过百余年历史。
此间,无数中外研究者对中国音乐史积极考虑探究,总结出一套切合实践的研究方法。
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册论“律之来源”时,提出了“实物”、“典籍”和“推类”三种研究方法。
他说:“作乐,则必先有‘音’,吾国古代定‘音’之器,名日‘律管’。
”所以,我们研究中国音乐史,也应该以“律管”开端。
王光祈主张将出土律管作数理丈量之后,求出古代“乐制”,再“证之以古籍所述”。
他称之为“实物研究法”。
次则求之于“典籍”,他以为典籍常常非“原版”,后人重印、传写、增删屡屡有之,故应领先抱疑心态度。
最后是“推类研究法”,亦当代盛行的音乐民族学,民俗学的方法。
经过调查来开化民族,来研究上古音乐。
王光祈用这一方法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史学家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行将文献典籍等纸质的材料与考古开掘出的遗址或遗物分离起来,共同取证。
新一代的研究者受“二重证据法”启示,开端向人类学、民俗学的维度拓展。
20世纪末,张正明概括出了“多重证据法”的方法原则,共同应用于中国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王光祈在三十年代所运用的文献方法,我们今天仍在运用。
随着方法、观念的更新,音乐史学研究开端与其他学科分离浸透。
有的研究者则恰当运用了比拟音乐学方法,进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音乐文化开展进程的互相比拟研究。
二、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法
西方音乐学学科的开展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是严密相关的。
20世纪初,西方音乐由西方传教士初步传入中国,一批先进的音乐者,如萧友梅、王光祈、俞寄凡、黄自等开端研究西方音乐。
他们的研究使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开展向前迈了一步。
其中,以王光祈为最。
他用刚在欧洲昌盛不久的进化论的观念研究西方音乐史。
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所面对的真实研究对象是:西方学者依据他自己或他的社会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史学价值观的客观观照下,考虑、重演、归结、编纂而成的音乐史文本,而非音乐史本体。
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对象是永久存在,立足于当代,具有用理想意义的音乐作品。
音乐作品构成了声响历史。
声响历史具有文本历史所无法比较的理想性,无论是关于观赏者还是研究者来说,声响都发作在当代,都发作在此时此刻。
人们能够在某一详细时间经过观赏声响效果去体验与感受创彼时彼刻灵魂的激昂。
三、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的类似点
(一)历史记载的客观选择性及文献的不精确性
历史是对过去人、物、时间、地点、情节等的过往记载,后人不曾亲身参与。
我们认识、理解,追溯历史,只能经过历史学。
这些过往记载便构成了我们认知历史的根据和桥梁。
中国古代史官也并不都是以实记史,所记载下来的历史大都反映
了统治者的客观意愿。
因而,古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具有客观选择性,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也相对有限。
此外,古代历史文献经过屡次传抄,错、乱、漏、倒屡见不鲜,使文献的精确性大打折扣。
西方音乐史能够说是一部音乐作风史,其研究主要盘绕某一时期,某一作风的主要作曲家的生平、创作范畴,及创作特性进行展开。
但西方作曲家生平方面的记载也存在相似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记载、传抄等错误。
而且,关于研究异文化的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来说,控制一定外文阅读才能是十分重要的。
外文翻译版本的中文表达不精确以及言语习气的不同,也有可能使阅读者产生了解上的偏向。
(二)历史的可待发掘性
记忆不可以复制。
过去发作的事情也不可能重现,所留下来的也只是文献、作品、典籍、实物等“史料”。
研究者依据这些历史遗址梳理和整合,最后完成历史的写作。
历史具有不可反复性,历史写作也不能完整恢复历史。
西方音乐史中阐述某一时期某一音乐方式的开展时,只是细致引见了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和流派,而为了使这些人物和流派更具代表性,很多其别人物和作品在音乐史中很少触及。
这些未被记入音乐史中的音乐家们及其音乐作品也是我们需求研究的对象。
中国古代留下来的音乐作品不像西方音乐那样丰厚,史学家们需求不断地从古籍、文献以及考古中发现的文物,器皿等来发掘信息。
人的认识才能无限,置信人类关于音乐史的研究视角一定更开阔。
(三)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史学便是史料学”高度概括地阐明了史料研究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
不断地扩大史料范围,更需求自创与援用其他相关学科。
研究音乐史,首先要正确了解文献。
文献剖析学提高了音乐史研究文献阅读的精确性,进而得出正确结论。
音乐考古学、民族音乐学同样也是处理史学难题的绝好证据。